在数字经济时代，无论从事哪行哪业，都需要通过对数据资源的收集、整理、挖掘来提升效率。大数据将成为未来最有价值的资源。“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继土地、能源之后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浪潮集团董事长兼CEO孙丕恕说。

“短短几年里，大数据战略已经从全面总体布局，向各大行业、细分领域扩展延伸。一系列战略规划的大布局体现了大数据发展驱动效应日趋凸现。”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黄殿中表示，辨识和管控大数据风险成为监控国家安全能力的试金石，也是体现国家安全的“晴雨表”。

为保障大数据安全，中央网信办近年来开展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指挥协调与落地部署工作。在顶层设计方面，中央网信办协同相关单位，在网络安全、信息化发展和大数据应用等方面，共同促进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增补完善和相应国家战略政策的落地出台；在安全审查方面，进一步防范信息安全产品与技术应用领域的潜在隐患和安全风险，为公民、国家信息主权和数据主权的保护提供切实支撑。

 (摘编自李政葳《构建大数据健康发展的安全生态环境》，《光明日报》2017年5月29日）

为了使学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发挥育人功能，很多地方和学校纷纷“出招”。上海市建成了“上海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为资助工作的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持。东北师范大学以数学建模的方式，立足于10万余条数据信息，确立了新的“量化测评模型”。

这些大数据的手段不仅能够“精准”地找到资助对象，还能更加切合实际为他们的成长成才找到精准的切入点。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郑庆华介绍，学校利用大数据平台可以每天实时采集学生在校学习、生活的信息，并进行实时分析，对学生成绩下降、迟到早退、消费反常、上网成瘾等异常行为进行实时预警。

郑庆华说：“通过大数据平台对经济困难学生的隐形特征挖掘分析，我们发现这些学生普遍存在提高自信心、提升人际交往能力、明晰职业规划、开拓国际视野、增强创新精神等发展性需求。”针对这种情况，学校推进“西迁精神”新传人培育计划，并为建档立卡学生专门设立“自强不息成长成才”项目，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赴陕西省12地市政府实习、海外交流访学和国际组织实习，开展“国运交大”青年领导力公益实践项目，提升受助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摘编自樊未晨《学生资助将从经济资助转为资助育人》，《中国青年报》2018年9月7日）

传统的行政模式受技术条件限制，往往基于宏观情况开展决策、实施监管和提供服务，这容易造成决策不够科学、监管不够充分、服务不够细致等问题。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政府工作过程可以实现全流程数据化记录，为深度分析、过程回溯、事后监管、优化服务等工作提供可靠依据，并为快速落实责任，及时发现、处置问题提供便利条件。

从总体上看，大数据在国家治理中的运用还处在研究探索阶段，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地方、部门对大数据的发展规律和趋势认识不清晰、不到位，往往被动适应社会信息化发展，缺乏主动利用大数据进行治理创新的意识和勇气。

运用大数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对政府数据、企业数据和社会数据的综合挖掘和应用。但目前数据的整合与共享仍然存在障碍。比如，对数据的归属权、管理权和使用权还缺乏清晰界定，一些地方、部门往往对能否共享数据、能否使用数据存在疑虑。数据管理和交易规则仍不完备，对数据流转过程中各方的责任和义务没有明确界定，这些都不利于数据的充分共享和应用。

（摘编自孟庆国《运用大数据提升治理水平》，《人民日报》2018年10月26日）

互联网+时代下，整个教育行业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革。由于不少家长忙于工作，对孩子的作业辅导心有余而力不足，让作业类APP嗅到了商机。一大批作业类APP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作业帮”“小猿搜题”“学霸君”等。可以看到，作业类APP的确给予了孩子一定辅导，同时也解决了家长没时间辅导孩子的问题。一些作业类APP，不仅给出题目答案，而且给出相应的解题思路，帮助孩子掌握方法、规律，从而真正达到“学会”的目的。同时，一些老师也会根据作业类APP统一发放作业，有的甚至进一步让机器辅助进行修改作业，这对老师繁杂的工作无疑有着不小的帮助。

那么，作业类APP究竟有多大的市场？有关数据显示，到2017年，教育行业APP市场规模达到2.76亿，行业整体渗透率为29.3%，而这一市场将被在线学习和作业两类APP瓜分。并且，这种需求还在逐年递增，这个市场仍然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根据 App Store统计，作业类软件APP，仅“作业帮”便有1.3亿人下载量。

（摘编自《利弊两看——作业类APP接受监管才能长远发展》，搜狐网）

（注）朗易思听是英语学习网站。

注重质量的作业APP应投入力量研发个性化作业，这需要很大的研发成本，而且即便研发了个性化作业，也不一定能获得更大的市场发展空间。于是一些APP运营方就重营销、不重质量，以色情、低俗内容吸引学生；甚至以提供作业为名，搞包括游戏在内的多元化经营。但这种为获得市场生存所采取的经营战略，只会遭遇更多质疑。作业APP运营方必须提供高质量的作业服务，才能获得长远发展。

目前监管部门对作业APP的监管并不严格，对于作业APP中的游戏，并没有按游戏产品监管。有的APP声称其中的游戏是为了让学生在完成作业后，进行适当的休息调整，形成监管灰色地带。另外，家长在选择APP时，应认真了解APP的作业服务内容，加强对孩子的监护和引导。前不久，教育部、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卬发了《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明确要求家长陪伴孩子时应尽量减少使用电子产品；有意识地控制孩子特别是学龄前儿童使用电子产品，非学习目的的电子产品使用单次不宜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不宜超过1小时。这些具体建议都给家长监护孩子使用作业APP提供了明确指引。

（摘编自《争议中的作业APP需多元监管》，新华网）

“天眼之父”南仁东：梦想与坚守

2017年9月15日，72岁的南仁东在美国治疗肺癌时去世。“他说，如果有一天他真的不行了，他就躲得远远的，不让我们看见他。”FAST工程调试组组长姜鹏回忆说，这可能就是南仁东的性格，希望保持着最有尊严的形象。

姜鹏来天文台面试的时候，并不知道南仁东是谁，  “只是感觉到他强大的气场，一看就是头儿，甚至有点像‘土匪头儿’”。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筹划FAST项目时，南仁东就一直留着一撮小胡子，过了20多年，头发和小胡子都已变得花白。在工地上他随意地穿着大汗衫，鼻梁上架着近视镜和老花镜，回北京又变回了时髦老人。  “出国参加学术会议也很注重形象，要带一箱子衣服去。”FAST工程办公室副主任张海燕说。

南仁东是1963年吉林省的高考理科状元，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文化大革命”之后，在北京天文台读天体物理的研究生。他是一个爱好艺术和哲学的科学家，尤其喜欢画画，在日本国立天文台访学期间，创作了一幅油画《富士山》，至今仍挂在校教学楼的大厅里。“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反射面周围的六座百米支撑塔要等间距排布，打乱排不是能减少很多工作量吗？结果他就一句话‘那样不好看’。别看他忙，但做PPT特别讲究，有一次开完会其他单位的人问我，你们是请专人帮忙设计PPT吗，怎么版式那么好看？其实都是南老自己做的。”FAST工程副经理张蜀新回忆道。

“也许是因为喜欢艺术，他和一般科学家不太一样，想法不受拘束，很有想象力，经常会冒出很多创新点子。”FAST工程接收机与终端系统高级工程师甘恒谦说。

数千块单元组成的球面主动反射面技术是由南仁东主导的FAST最大创新点之一。主动反射面技术在以往的射电望远镜中虽已有应用，但都用在小范围的改变上，目的是通过改变单元反射面的位置来保持整个反射面的抛面形状，而FAST的反射面要进行大范围的运动，每一个单元反射面的作用是要将球面改成抛物面，通过主动的变形实现对天体跟踪式的观测。而要实现这种跟踪观测，对反射面上空的馈源舱^①定位精度要求很高。

当时他们做过几个馈源支撑缩尺模型试验，馈源舱的指向一直不能达到最大的观测角要求。“由于馈源舱是由塔上的钢索拉动的，角度始终趋向于水平状态，如果达不到40度的角度，就看不到银河系的中心。”甘恒谦说，南仁东很有想象力地提出，在馈源舱周围加一圈流体或半流体的“水环”，流体受到重力影响集中在某一方向，这样可以有效补偿姿态控制的不足之处，会使馈源舱的角度发生相应变化。不过后来通过与德国科学家的合作，FAST最终采用了钢索牵引驱动的轻量化柔性馈源支撑模式，“水环”的方案没有被采纳，但南仁东的想象力确实让项目组其他成员印象深刻。

与传统射电望远镜采用独立分块反射面单元技术不同，FAST主动反射面的主要支撑结构采用了创新性的索网技术，2002年FAST技术年会上，南仁东第一次正式提出这个概念。“我问南老师，原来的技术应用很成熟了，为什么要改？他说：‘很简单，因为省钱。反射面放在索网上面，坑的弧度要求就没那么高了，不然工程耗费会非常大。’”甘恒谦说。

但索网的制造和安装难度相当大，首先是钢索结构超高疲劳性能的要求。钢索构建疲劳强度不得低于500兆帕，他们从知名企业购买了十余种性能最好的钢索结构进行疲劳试验，结果令人意外的是没有一家符合FAST的要求。

“一开始并没有想到寻找合适的钢索材料会面临如此大的困难，”姜鹏说，“当时南老压力太大了，在两年内，几乎总是寝食难安，这是FAST项目遭受到的最大的一次危机。”在想解决方案时，南仁东又开始了他天马行空的想象。“他甚至提出用弹簧作为弹性形变的载体，来解决索疲劳问题，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最后拿出一个终极版的弹簧方案，目的是说服他，如果这个方案不行，其他弹簧方案也不用考虑了。但他这么说，其实是希望大家都能发散思维，提出更多的新方案出来。”

FAST对钢索结构的性能要求已经远超国内外相关领域的规范，因此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提供相关产品，南仁东等人只能将方向转向钢索的研制中。当时发现并无可借鉴的经验，FAST必须从头开始解决材料的问题。姜鹏回忆说，因为无法确定问题的根源，所以研制工作要在涂层改善、锚固技术等几个方向上同时开展，在两年的时间里，经历了近百次的失败，几乎每一次的实验，南仁东都亲临现场，沟通改进措施。他们请来上海、南京等地的十几家单位以及国外钢索结构的顶级专家一起评审，同时也幸运地找到一家既懂技术又有经验，同时愿意配合的厂家，在工艺控制上为FAST提供经验和产品，最终钢索结构才终于被研制出来。

(节选自吴丽玮《“天眼之父”南仁东：梦想与坚守》)

注：①馈源舱：里面装置有馈源，也叫作超宽带接收机，是FAST接收和回转信号的最核心部件，整个射电望远镜的反射面所接收到的全部宇宙信号，都靠它来收集。

在很多人看来,诗歌翻译是所得不偿劳的事情。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甚至干脆地说,诗一旦被翻译,就面目全非。至于中国古诗西译的艰难,就更显得触目惊心,由此而引发的中国古诗不能翻译的议论，也是纷纭不已。然而这种意见显然是不可取的，尤其是对于翻译这种文明交流的重要媒介,更需要的是对其可能性的细致探讨。作为中国读者,我们容易读到中国翻译家对古诗西译的意见,我们也更容易相信,凭借母语和文化上的优势,这些翻译家更有资格来分析古诗传译的成功与局限。这种认识其实很值得反思,在北美一些大学有关东亚文明的课堂上,有一本小书经常被当作重要的参考,它正为上述反思提供了有趣的视角。

这部小书,是由美国翻译家艾略特·温伯格与墨西哥著名诗人帕斯合著的《阅读王维的十九种方式》。书中汇集了1980年以前西方对于王维《鹿柴》一诗的十六种译文,其中包括十三种英译、两种法译、一种西班牙语译文,温伯格对之一一作出点评。此书作者温伯格,是一位优秀的翻译家,他曾大量翻译过帕斯等拉美作家的作品；在中文方面,他与人合作,译有北岛的诗集。

与坚决否定翻译的意见不同的是,温伯格认为诗是值得翻译的:“伟大的诗作总是被不断变形,不断翻译,一首诗倘若只能原封不动,那它就无足观。”这不是翻译家对自身职业的偏袒,而是出于对翻译的独特认识。温伯格提出,翻译其实是一种阅读阐释行为,正如任何阅读阐释都因为要融入阐释者的智性与情感因而不可能产生完全相同的阐释一样，翻译也将因为翻译者本身条件的差别因而不可能产生完全相同的翻译。任何一种翻译,都是一种和原作交流的方式,温伯格对自己点评的各种译文,以并列的方式提出,其中不仅各种语种的译文并存,佳译与劣译共在,甚至以汉字和拼音写就的原作,以及用英语逐字一一对应的译作也作为三种方式并列其中,所以此书以“十九种方式”命名。将翻译视为阐释与交流,而不是对原作的存真复原,是温伯格异常鲜明的看法,这也许就是他身为西方人,而自信可以点评古诗西译之得失的重要原因。在温伯格看来,翻译中重要的是译者与原作进行阐释与交流的能力,而单纯文化背景与语言习惯的熟稔,倘若不能融贯于生动的交流之中,就未必是可称道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