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既是一种在社会中形成和发生的观念取向，也是社会本身运行、发展的条件。从本体论上看，相信人生活于其间的世界具有实在性，是人生存于世的基本前提。如果一个人对满足其生存需要的各种对象都持怀疑态度，那么，他就无法运用相关的资源来维持自身的生存。

从社会的层面看，人与人之间基于理性认知和一定价值原则的相互信任，是社会秩序能够存在的条件。康德曾对说谎无法普遍化问题做了分析，其中也涉及诚信及广义的信任问题。一旦说谎成为普遍的言说方式，则任何人所说的话都无法为他人所信，如此，说谎本身也失去了意义。尽管康德的分析侧重于形式层面的逻辑推论，但于形式的分析背后不难注意到实质的关联；说谎的普遍化导致信任的普遍缺失，后者又将使社会生活无法正常展开。这一关系也表明，社会秩序的建立、社会生活的常规运行，难以离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信任。在相互信任的条件下，不同的个体往往更能够彼此交流、沟通，并克服可能出现的分歧，形成相互协作的关系，进而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共同体。

就个体而言，信任构成了其行为系统的重要环节。在行为目标的确定、行为方式的选择等方面，信任的影响都渗入其中。在现实中，个体的行为总是发生并展开于社会共同体之中，其行为过程也以不同的形式受到社会共同体的制约。这里既有认知意义上的相信，也有评价意义上的信任；前者主要指向事，后者则关联着人。现代行动理论常常以“意欲+相信”来解释行动的理由，根据这一观点可知，当行动者形成了某种意欲，同时又相信通过某种方式可以满足此意欲，行动便会发生。这种行动解释模式是否确当可以进一步讨论，但它肯定相信在引发行为中的作用是显然的。行为过程不仅涉及事，而且关乎人，后者与信任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接受某种行动建议、参与一定共同体的实践过程，通常都基于对相关主体的信任。可以看出，认知层面的相信与评价层面的信任，从不同的方面影响着个体的行为选择。

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看，信任内含信赖。对他人的信任，以他人的可信性和可依赖性为前提，这种前提赋予个体以存在的安全感。前面曾提及，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对世界实在性的确信，是人生存于世的前提，而社会领域的信任，则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它扬弃了个体面向他人时的不确定性，使人能够相互走近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彼此之间的距离感，从而既赋予个体存在以现实的形态，又使这种存在形态不同于“他人即地狱”的异己性。当然，基于信任的这种主体间关系，并不意味着消除个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如上所述，以理性认知为前提，信任不同于随波逐流式的盲从，这一意义上的信任与个体自身的独立判断相联系，既具有自觉品格，也体现了个体的自主性。

（摘编自杨国荣《信任及其伦理意义》）

书院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组织，其内涵可以从精神、物质、制度和活动形式四个层面进行解读。汲取其合理成分，可为当代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古代书院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形成“明道传道”“发扬学术”的办学宗旨和“德育为本，修身为要；心忧天下，忠勇报国”的教育理念。书院大儒朱熹曾言：“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朱熹《朱子全书》）简言之，书院的精神文化是知识追求与价值关怀的完美统一。因此，当前大学或可借鉴传统书院的精神文化，坚守德育为先的理念，从思想上将德育放在重要的位置，注重知识的同时追求学生人格的完善。

书院选址体现着体验感悟的治学精神，书院建筑布局体现着传道授业的理想追求，书院景观体现着修身济世的远大志向，而传统书院物质文化可弥补当前大学校园建设的不足。比如，大学的选址要兼顾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努力营造浓郁的建筑文化氛围；借鉴书院“中轴线”的设计原则，凸显图书馆和教学楼的中心地位，从而使学生意识到自己的主要任务和学校的主要功能；校园景观设计中，多种植梅兰竹菊等具有象征意义的植物，：尽量给学生创造环境幽雅和人文情怀兼具的场景等。

书院由德行“足为多士模范”的“山长”主持教学、引领学术，参与管理者多从生徒中选择品行端正、学业优秀者。根据学生主体需要和内在潜能制定师生共同遵守的学规，有利于激发学生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一般包括：揭示、学则、学约等。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规是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内容涵盖阅读目的、进德立品、修身养性、阅读技法等方面。针对当代高校的制度文化困境，我们应注重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采用积极地“劝谕式”话语，制度设计应以师生发展为本，达成刚柔并济的管理。

书院主要有三种活动形式。讲会指大家集中共同探讨，平等开展学术交流和争鸣，有问题可当面请教老师。而公元1167年，朱熹专程从福建崇安去访问湖南岳麓书院的张栻，则开创了中国书院史上不同学派之间会讲的先河。书院山长还经常带领生徒离开课堂去游历，“绝其尘香，存其道气”，使生徒“聆清幽之胜，踵明贤之迹，兴尚友之思”，强化社会责任感。以此为鉴，高校教学应运用启发式、探究式、问题式等方法；在学术交流中应直面问题，客观公正地评价；师生关系要平等和谐，形成尊师重道、敬业爱生的氛围。

（摘编自《传统书院文化的基本维度及其当代价值》）

工匠精神自古就是“中国气质”

张柏春

如今，大家一提工匠精神，一般都先想起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殊不知，自古以来，工匠精神就是“中国气质”之一。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具有创新传统和工匠精神的国度。工匠在古代的社会地位不算高，但有很多匠人名垂青史。先秦的鲁班、李冰是以心灵手巧而成就事业的标杆人物。明朝宋应星撰写的《天工开物》，被外国学者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中国古代各类手工匠人以精湛的技艺为社会创造价值，作出过不少重要的发明和创新，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与繁荣做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工匠们往往以打造精品为追求，例如，早在6000多年前，中国人开始制作玉器。朱熹对《论语·学而》中的“如琢如磨”做了注解：“治玉石者，既环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这是中国思想家对工匠精神的精彩解说。

其实，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德国生产的产品根本谈不上精致。德国人到英国展出产品被要求标注“Made in Germany"，相当于劣等产品的标签。这种标注产地的做法给德国人以很大刺激，他们立志要摘掉劣等产品的帽子，经过上百年努力才后来居上，使“Made in Germany”成为精品的标记。曾几何时，“东洋货”也曾是劣质产品的代名词，现在日本产品却大都是世界精品。

精品的产出，当然需要制度作保障。比起标注"Made in Germany"，中国很早就形成了标注制造者姓名的制度。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为控制产品质量、推行标准化生产奠定了基础。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秦国就实行了“物勒工名”制度——要求器物的制造者把自己的名字刻在自己制作的产品上，以方便管理者检验产品质量、考核工匠的技艺。秦代制器，不仅要刻上工匠之名，还要刻上督造者和主造者之名，以便逐级追查产品质量的责任人。如果不刻写名字，就要被罚款。秦朝还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系统的技术与产品质量管理机构，及分工负责制度。做得好的，也有具体的奖励办法。由于有了这些制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秦朝能够制造出精湛的铜车马、兵马俑等艺术品了。

在中国历史上，工匠制度的传承发展，渐渐形成了特有的工匠文化和工匠理念，对工匠的行为有很强的约束力。以瓷器工匠为例，官窑（如龙泉客）生产的好产品呈给皇家，出现次品就要砸掉。陶瓷界有实力的厂家都坚守一个传统：仿品不能当正品出售。正是有“精益求精”的精神、有制度做保证，中国历朝历代才能不断产出名扬四海的精品，如玉器、青铜器、瓷器、丝绸等，铸就东方文明古国的灿烂文化。

今年以来，工匠精神之所以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是因为它切中时弊、符合时代需求。在当代中国产业界和其他行业都应当弘扬，或者说找回中国工匠“精益求精”的精神，全社会也要尊重能工巧匠的创造力和贡献，使“Made in China”成为精致美好、质量信得过的标签。

《摘自《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