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化 时 间

时间有“向”的概念，并不是一直都有的。潮水、冬夏二至、季节、星辰的循环往来，这些现象使许多原始人把时间看作一种基本上不断循环的有机节奏。他们想，既然时间跟天体的循环运转分不开，时间本身也应该是循环的。白天跟随黑夜，新月代替旧月，冬天过了是夏天，为什么历史就不这样？中美洲的玛雅人相信历史每260年重复一次，这个周期他们叫拉马特，是他们日历的基本单元。

时间的循环模式是希腊各宇宙学派的一个共同点。亚里士多德在他的《物理学》中说：“凡是具有天然运动和生死的，都有一个循环。这是因为任何事物都是由时间辨别，都好像根据一个周期开始和结束；因此，甚至时间本身也是一个循环。”斯多葛学派的人相信，每当行星回到它们初始相对位置时，宇宙就重新开始。公元4世纪的尼梅修斯主教说过：“苏格拉底也好，柏拉图也好，人人都会复生， 都会再见到同样的朋友，再和同样的熟人来往。他们将再有同样的经验，从事同样的活动。”好像所有历史的事件都装在一个大轮子上一样，循环不已。

英国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提出的“时间之箭”引起了我们内心的恐惧，因为它意味着不稳定和变迁。它所指向的是世界的末日，而不是世界的重新再生。罗马尼亚人类学者、宗教史学者埃里阿德在他名为《永恒回返的神话》的书里，认为世上从有人类以来，多半的人都觉得循环时间更令人安慰，而将它紧抱不放。这样，过去也是将来，没有真正的“历史”可言，于是死心塌地地承认再生和更新。

犹太基督教传统把“线性”（不可逆）的时间，直截了当地建立在西方文化里面。由于基督教相信耶稣的生、死和他的上十字架受难，都是惟一的事件，都是不会重复的，西方文化终于把时间看成是穿越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一条线。基督教出现以前，只有犹太人和信仰拜火教的波斯人认同这种前进式的时间。

不可逆时间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思想。它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开辟了道路，从而把我们和原始生物在时间上连接起来。总之，线性时间概念的出现和因之而起的观念改变，为现代科学的产生打下了思想基础。

文化时间的循环模式和线性模式，在生物时间中可以找到对应。细胞的分裂，以及体内各种不同节奏——从高频的神经脉冲到悠闲的细胞更新——所组成的交响乐，都牵涉到循环式时间；而不可逆时间则体现于从生到死的老化过程之中。日常用的钟表也具有这两个不同的时间面貌。一方面，不停的钟摆或晶体振荡积累成一般所谓的“时间”，在地球上这时间就表现为12小时或24小时的周期。另一方面，各种耗散现象，诸如电池的干涸，发条的松弛，都告诉我们时间是一去不回头的。

（节选自柯文尼、海菲尔德《时间之箭》，有删改）

在荣格看来，原型是超个人意识的，是人类集体意识的财富。这是就原型的整体存在形式而言，而对于形式的意味却不尽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部落、不同的文化发展环境，必然赋予原型模式以不同的意义。

我认为中国文化的原型系统是兴与象。《诗》之兴与《易》之象是中国艺术和中国哲学对原型最古老的理论概括。兴象系统那些富于联系富于传统的象征物，正是中国最早的文化原型模式。

关于象，《易·系辞上》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系辞下》谓：“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象的本质是“见”，是具体的形象的，而最终归结为艺术的意象与哲学的抽象。象实际上是把对事物运动发展的理性思维，寄托于客观的物象的表现，因为现象界比理性世界有更为广阔的表现语言。

象是一种哲学的表现方式，而兴则是一种艺术表现方式。最为流行的观点是朱熹《诗集传》所云：“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按照朱熹的解释，兴是“引起所咏之词”，那么它为何不去直言，却偏要来个“先言他物”呢？刘勰《文心雕龙·比兴》谓：“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钟嵘《诗品·总论》谓：“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兴要“依微以拟议”，“文已尽而意有余”，它就不可能仅仅是个形式问题，而必须有意味，这种意味与形式的统一就是象征。

在前人关于兴与象的论述中我们发现了二者的逻辑联系。象要“拟诸形容”，用最简单的物象涵盖最广泛的物质世界的演变规律，而兴则要“托事于物”，用最基本的形象素材去表现最复杂的感情世界。虽然象与兴一个抽象为哲学的阐发，一个升华为情感的表现，但二者在截取那些物理事实来作为自己意象阐发的媒介时，就不能不从传统出发，情感与哲理的阐发就不是单纯的物理形式，而是富有意味的文化系统。正是在这一点上二者达到了统一。闻一多《说鱼》一文认为：“象与兴实际都是隐，有话不能明说的隐，所以《易》有《诗》的效果，《诗》亦兼有《易》的功能，而二者在形式上往往不能分别。”但“隐”，并不是完全让人听不懂自己的意思，恰恰相反，因为隐是建立在共同的文化背景、共同的民族心理条件下，隐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兴与象已构成了中国上古文化的原型系统，《易》之象《诗》之兴所运用的那些表情达意的自然之物，凝聚着上古人类赋予它的最深刻的文化意义，这样中国古代文化的兴象系统便同西方现代的原型批评理论取得了理论上的一致性。

（摘编自傅道彬《兴与象——中国文化的原型系统》）

人们在谈论文学边缘化，甚至文学死亡的话题时，以为文学似乎与当代社会进程无关，这是十分错误的。因为，文学是人类价值建构和精神生长的过程，是人类生存意义的自我确证。这就是我们在经济活动主宰世界、网络语言控制信息的今天，谈论文学的意义要旨。

首先，人是生存在社会上的动物，这种生存是以理智和情感为指导的，具有方向性和目的性。作为与万物共生的人。他的最基本的使命是为自己的存在寻求意义，我是谁，我为什么而生，我为什么而活着。而文学最基本最伟大的功能就是为人类的生存赋予意义。荷马史诗、希腊悲剧、《神曲》、《浮士德》、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还有屈原，《史记》、唐诗宋词、元代杂剧、清代的民间戏曲等等，不管它们是什么题材体裁，实质上都是告诉人们生活的意义。

文学不是哲学或宗教，它不提供生存的理论，而是以它对世界的感悟保证人类的精神永远有一个支点即理想。不管是在精神迷茫的时候，还是在情绪晦暗的时候，或者在我们陷入迷狂的激动时刻，文学总会给予我们可靠的心灵指引。人们通过阅读，领悟到人生或世界的某种真相，点燃起心中生存的信念。寻找到个人的生存目标。

其次，在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文学全面而无微不至地帮助人类建立了自己的价值系统。人的价值观的形成，一方面来自社会的规范，比如政府的诱导之类，一方面来自生活中环境的影响，比如家人亲戚邻居的榜样作用。而在官方律令和文学之间，可能文学对人的影响更广泛一些，比如《史记》甚至就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重要源头。中国文化的现实精神，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都与《史记》以来的精神脉络相通。《史记》提供了面对现实的批判态度，提供了不以成败论英雄的道德判断标尺，提供了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样板，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文学参与文化价值建设的鲜明范例。

通过树立英雄榜样，通过英雄的现身说法而逐步建立起公众的价值信仰，再通过榜样的力量和信仰的力量使公众将公认的价值观融入自己个人的日常行为中，文学就这样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帮助我们建立起了完整的价值系统。它以形象的方式告诉人们，人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怎么样。而我们在阅读中，就接受了既定的精神秩序和系统化的价值观，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再次是文学承担着文化的自我修正功能。当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在某一天可能显得不可思议的时刻，文学往往可以发挥文化自我修正的功能。比如文艺复兴就是对欧洲中世纪的宗教专制主义的反叛与修正，而现代主义文学则又是对资本主义的高度垄断和机械化生活秩序的批判。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以“新时期文学”为标志的一段文学历史和文学思潮，正是对此前自己的文化禁锢和思想禁锢的反叛。其中所洋溢的对现实的参与精神、批判精神，对个性自由和人性解放的追求，对理想主义、现代化、民主化的向往等，对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和文化多元化局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文学是人类价值生长的过程，也是人类文化的镜子，它照耀着人类的灵魂，同时也照射着人类的行为，使人成为人。所以，文学总是与人的生活融为一体的。

（作者曾凡，选自2008年8月《人民日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