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我国建立了中国特色的脱贫攻坚制度体系，构建了全社会扶贫的强大合力。为了确保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效果经得起检验，得到群众和世界认可，做到扶真贫、真扶贫、真脱贫，必要的扶贫督查巡查、调查暗访和第三方评估具有积极意义，加大扶贫监督考核评估，是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突岀特点之一。在脱贫攻坚战中，针对一些地方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数字脱贫、虚假脱贫利用扶贫搞腐败等问题，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措施来解决。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我国扶贫开发的基本方略。以贫困人口和贫困户为直接扶贫对象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和区域性扶贫工作有机结合，这是中国特色减贫之路的又一突出特征。我国为真正贫困人口家庭建档立卡，做到了扶真贫，这是一项极其细致又很复杂的艰巨任务。精准识别对于精准帮扶和精准脱贫至关重要。在现实中，还存在一些贫困户“等靠要”思想严重，岀现“干部干，贫困群众看”的尴尬局面。针对外部帮扶带来一些贫困群众过度依赖帮扶和“以贫困为荣”等现实问题，我国扶贫工作中越来越重视既要脱贫、又要扶志扶智，激发内生脱贫动力，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

消除贫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目标任务之一。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都设定了在全球范围内消除贫困和饥饿的具体目标。我国脱贫攻坚不仅为人类减贫目标作出突出贡献，而且走高质量脱贫道路的经验对世界减贫贡献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在扶贫实践中形成的思想和做法对全球减贫事业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网》作者：李翰祥

《印度斯坦时报》报道称，中国已让8亿多人口摆脱贫困，扶贫攻坚是中国政府的主要政策和任务之一，中国力求到2020年帮助7000万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脱贫。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要强化对深度贫困地区支持，中央财政新增扶贫投入及有关转移支付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

对于中国的扶贫成绩，印度《金融快报》表示，虽然印度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但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则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报道援引世界银行的数据指出，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归功于从农业向知识技能密集的转变。“40年前，中国还是一个欠发达的农业型经济体，如今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人民正在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行业转移。”

中国让数以百万计的民众摆脱贫困的故事，是天时、地利、人和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一个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执行了正确的政策的特定事例，同时，中国也抓住了全球化兴起的机遇。今时今日，类似的事情不大可能再次发生。”

《中国日报网》作者：高琳琳

2013年，“精准扶贫”政策开始执行。“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各项措施的安排，对扶贫帮困工作的进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当前，扶贫开发工作依然面临艰巨而繁重的任务，这项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越是关键时刻，越不能有任何杂音。在各级党委和政府全力打响扶贫攻坚战的同时，我们也发现，扶贫工作中的贪污腐败问题时有发生，这为下一步的扶贫工作提出了警示。因此，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应当并重，监督方式也应当多元化，让贫困人口对扶贫政策有充分的知情权，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监督作用尤为重要。

既为见证中国式扶贫的艰巨和成就，也为更好推动扶贫工作向纵深发展，第一财经数路记者深入贫困区县乡村，感受贫困群众的喜乐哀愁；随驻村帮扶干部的脚步而动，看扶贫工作的细致和艰辛。记者们历时近百天，从电商扶贫、易地扶贫、干部驻村扶贫、社会力量自发扶贫以及市场化扶贫等角度进行了调查和报道。

我们有一个共同愿望，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农村贫困人口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这正是“十三五”期间脱贫攻坚的终极目标。

《搜狐网》

文化与代沟

①年轻一代和年长一代在行为方式、生活态度、价值观方面的差异、对立和冲突，即所谓“代沟”问题，二战后就引起了文化人类学家的注意。杰弗里·戈若在1948年出版的《美国人：一项国民研究》中就曾讨论过代际脱节现象，但对“代沟”问题作了最具说服力的阐释的却是米德1970年出版的《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

②《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出版于欧美20世纪60年代青年运动刚刚退潮之际。米德提出，纷呈于当今世界的代与代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既不能归咎于两代人在社会地位和政治观念方面的差异，也不能归咎于两代人在生物学和心理学方面的差异，而首先导源于文化传递方面的差异。从文化传递的方式出发，米德将整个人类文化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这三种文化模式是米德创设其“代沟”思想的理论基石。

③前喻文化，即“老年文化”，其特点是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这是一切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在传统社会中，由于发展十分缓慢，经验就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经验丰富的老者自然就成了整个社会公认的行为楷模。在这种以前喻方式为特征的文化传递过程中，年长一代传喻给年轻一代的不仅是基本的生存技能，还包括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公认的生活方式和简拙的是非观念。这种前喻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排除了变革的可能，当然也就排除了年轻一代对年长一代的生活予以反叛的可能，因此，在前喻文化中是不存在“代沟”现象的。

④并喻文化，是一种过渡性质的文化，它肇始于前喻文化崩溃之际。由于先前文化的中断，前辈无法再向晚辈提供符合新的环境和时代要求的全新的行为模式，晚辈就只能以在新的环境中捷足先登的同伴为自己仿效的楷模，这就产生了文化传递的并喻方式。在并喻文化中，年长一代不能继续引导青年前行，导致代表新与旧两种生活方式的两代人之间爆发矛盾与冲突，但这种“代沟”现象从全球范围来看还只是局部性的。

⑤通过对前喻文化和并喻文化的描述，米德创设了她的后喻文化或曰青年亚文化理论。她指出，由于二战以来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人们开始将自己熟知的世界抛在身后，生活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新时代中。这一情形和当年开拓新大陆的移民的经历颇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如果说那些新大陆的开拓者经历的是空间迁徙的话，那么人们今天经历的则是时间迁徙；如果说开拓新大陆的移民只占世界人口的一小部分，那么，今天经历时间迁徙的则是整整代人。在时代剧变面前，由老一代不敢舍旧和新一代唯恐失新的矛盾所酿就的两代人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而要解决代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日益落伍的年长一代就必须向代表未来的年轻一代学习。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代能像今天的他们这样经历根本性的变化，同样也没有任何一代能像他们这样“了解、经历和吸收在他们眼前发生的如此迅猛的社会变革”，这就使得年轻一代的文化具有引导社会前行的作用。

⑥米德所论述的这种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学习的现象近年来也开始在我国出现。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年轻一代就成了倡导新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先锋。我们将这种和“嗷嗷林鸟，反哺于子”的生物现象十分相似的文化现象称为“文化反哺”，并且认为这种在疾速的文化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现象具有某种普遍性。

（选自周晓虹主编的《现代西方社会心理学流派》，有删改）

学问分门别类，除因人的精力有限之外，乃是为求研究的便利，并非说各门之间真有深渊相隔。为研究的便利，不妨分工；但我们若欲求得彻底的智慧，就必须旁通本门以外的知识。在自然科学的发展史上，凡是有划时代的贡献的人，没有一个是只关注自己的研究方向、方法与立场的人。这些人既是专家，又超过专家；他们是通人。。

假定一个科学家，终日在实验室与仪器及实验品为伍，此外不知尚有世界。这样的人，可被推崇为大科学家，但实际并非一个全人，其精神上之残废就与身体上之足跛耳聋没有多少分别。再者，当今学术的专门化，细目化，各有专家。而一个人除做专家外，也要做“人”，并且必须做“人”。一个十足的人，在一般生活上讲，是“全人”，由学术的立场讲，是“通人”。

学术界太专的趋势与高等教育制度有密切的关系。今日大学各系的课程，为求"专精"与"研究"的美名，舍本逐末，基本的课程不是根本不设，就是敷衍塞责，而外国大学研究院的大部课程在我们只有本科的大学内反倒都可以找到。学生对本门已感应接不暇，当然难以再求旁通。一般的学生，因根基的太狭太薄，真正的精通 谈不到，广泛的博通 无从求得；结果各大学每年只送出一批一批半生不熟的智识青年，既不能作深刻的专门研究，又不能正确地应付复杂的人生。近年来教育当局与大学教师，无论如何的善于自辩自解，对此实难辞咎。我们所缺乏的人才，主要的不在量，而在质。雕虫小技的人并不算少。但无论做学问，或是做事业，所需要的都是眼光远大的人才。

凡人年到三十，人格就已固定，难望再有彻底的变化，要做学问，二十岁前后是最重要的关键，这正是大学生的在校时期。品格、风趣、嗜好，大半要在此时来作最后的决定。此时若对学问兴趣立下广泛的基础，将来的工作无论如何专精，也不至于害精神偏枯病。若在大学期间，就造成一个眼光短浅的学究，将来若要再作由专而博的功夫，则难如登天。当下各种学术都过于复杂深奥，无人能再望作一个活的百科全书的亚里士多德。但对一门精通一切，对各门略知梗概，仍当是学者的最高理想。二十一世纪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最有趣的时代，今日求知的机会也可可谓空前；生今之世，如甘作井底之蛙，岂不冤枉可惜？我们何妨时常爬出井外，去领略一下全部天空的伟大!

建设生态良好的美丽中国是我们的共同理想，而理想的实现必需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世界普遍追求的新型文明，它必须是人的实践主体性造就的当代文明进程与生态改善积极成果的内在走向的一致性状态。在技术实践上，生态文明不可能采取消极的环境保护方式，将人与自然、文明与生态隔绝，而是需要有一种将人的自由自觉实践发展和生态改善高度一致的方式，这就是“生态支持”。

生态支持的人的实践主体性与工业文明时代的人的实践主体性有根本区别。生态支持要求人不再对自然进行统治，而是按照自然界的生态要求来改善生态。其人的实践主体性体现在对生态多物种权益的呵护，对生态价值的责任担当，对生态环境的积极的建设和改善，按照生态美的规律来造型。人的生产和生活不再是无度的，过度生产和过度需求都将被摈弃。生态支持的实践方式是绿色的、生态的，绿色实践和生态实践构成了生态文明积极进步的历史基础。为此，生态支持首先是对以往人们对自然榨取、统治、奴役等实践态度的摈弃，也是对以往资本化逐利生产生活方式，比如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夸耀性消费的摈弃，更是对傲慢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摈弃。

在生态支持基础上，人们在绿色生产、生活体系中将自己重新纳入一个与自然生态良性互动的完整体系中。人们可以让绿进沙退，改善荒漠；人们可以抚养濒危物种，以大量繁殖来抵御物种消失的厄运，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自然世界；人们可以按照生态规律改善生活环境，使天蓝地绿水净气清；人们可以不断利用基因工程，使千万年前自然灭绝的物种复活，不断再现大自然所不能的过程；人们可以在所有生态化的实践中发展人类事业，并让人类得到最好的享受，成就新的幸福生活。

人类只要向生态化方向释放自己的实践潜能，就可以积极推进生态文明。生态支持表明了生态环境对人类的回报是积极的，生态支持的回报就是生态服务。我们需要一个越来越大的生态支持和服务，这一支持和服务不仅是宜居的、审美的，而且是产业的和经济的。只有越来越大的生态的支持和服务，才能持续地激起人类投入越来越多的生态实践的热情，形成良性循环；而越来越大的生态支持和服务，也只有在积极的生态实践投入的基础上才能获得。竭泽而渔是传统实践方式的基本特征，不可再生的资源被无情榨干之后，生态支持不可持续，人类自己必然面临生存危机，因此生态支持一定是建立在生态实践基础上的良性循环系统。人类只有建立生态支持和服务系统，才能进入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境界；而只有主要部门和地区建立生态支持和服务系统，人类才能建立生态文明，我们也才能实现生态建设的美好的中国梦。

（摘自《新华文摘》2015年第2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