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的天空，群星灿烂，诗人们写出了诸多优美的作品，作为读者，本当用心去读，力于成为理想的读者。但是有人在阅读之余，偏要选出桂冠之作，于是便有了不少纷争。

严羽认为：“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自此，七律桂冠便言人人殊，莫衷一是。明代胡应麟认为《登高》一诗“自当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唐人绝句，明代李攀龙推王昌龄《出塞（其一）》为压卷之作，王世贞也认为：“若以有意无意可解不可解间求之，不免此诗第一耳。”当代学者孙绍振则认为王昌龄《出塞（其二）》，“不论从意象的密度和机理上，还是从立意的精致上，都不是前述‘压卷’之作可以望其项背的。”

在这些评价中，第一都是唯一的；然而对于唐诗的评价，也有多元第一的观点。

对于唐代律诗，明代杨慎认为崔颢的《黄鹤楼》和沈佺期的《独不见》难分优劣，认为它们的差别主要体现在诗法上，王世贞指出崔颢《黄鹤楼》与沈佺期《独不见》，“要不得为第一也”。他认为杜甫诗歌虽未尽善尽美，但是堪称第一，故隆重推出了《秋兴八首》中的四首。

对于唐人绝句，也有多个第一的主张。明代王世懋对王昌龄《出塞》为压卷之作颇不认同，认为不过是“击节‘秦时明月’四字耳”，指出“必欲压卷，还当于王翰‘葡萄美酒'、王之涣‘黄河远上’二诗求之。”相较于王昌龄《出塞（其一）》，明代敖英指出“王之涣《凉州词》神骨声调当为伯仲，青莲‘洞庭西望”气概相敌”，所以他认为这三首诗呈鼎足之势，都堪称第一。

胡应麟不认同永恒第一的观点，他提出了分期的冠军之说。他在《诗薮》中指出：“初唐绝，‘葡萄美酒’为冠；盛唐绝，‘渭城朝雨’为冠；中唐绝，‘回雁峰前’为冠；晚唐绝，‘清江一曲’为冠。”

当然，也有人认为不必角逐出桂冠诗作。明代钟惺、谭元春指出：“诗但求其佳，不必问某首第一也。”其实，但凡好诗都可以予人以艺术的享受和启迪，所以我们在接受唐诗时，大可不必在意哪首诗堪称第一，哪首诗可谓压卷，能够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理想的读者便足够了。

（摘编自朱美禄《哪首诗是唐诗压卷之作》）

①君子文化不仅是儒教文化之精华，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

②儒家学说中关于君子的人格理论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在孔子创立儒家学说时，君子被描述为介于圣人与小人之间的一种人格。《宪问》中的一段描述最能反映孔子对君子的人格定位：“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③按子贡的理解，这是孔子的自谦之辞，即在孔子自己看来，他在“智”“仁”“勇”三个方面都做得不够好：“智”，未达无惑；“仁”，未达无忧；“勇”，未达无惧。这些自我评判表明，孔子是从“智”“仁”“勇”三个方面来评价一个人是否达到了君子标准的。从现代心理学角度来解读，“智”“仁”“勇”乃是孔子对君子所作出的周全的人格定位，它们分别对应于现代心理学所讲的“认知”“情感”“意志”。按孔子的思想，君子的人格特点就在于：认知上达到“智”，情感上达到“仁”，意志上达到“勇”。换言之，孔子所谓君子，用现代心理学术语来说，就是心理素质全面发展的人。

④自子贡提出“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孟子提出“圣人与我同类者”和“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以后，儒家的君子概念和圣人概念不再有本质性区别，实际上都是指本于人性自觉采取一种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的人。对于儒家来说，将自己对他人的爱转化为成人成己的道德实践，这是君子的人生境界；而当这种道德实践从日常生活领域转入国家政治生活领域，成为治国者“化成天下”的“人文”实践时，它就不只是君子的人生境界，也是圣人的治理境界了。也就是说，君子境界和圣人境界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屏障，它们在本质上是同一的，都是成人成己的道德实践，只是其“成人”的外延有大小之别——在圣人境界中，“成人”的外延扩展至全天下，其“成人”是“成天下之人”，然其实质还是为了使包括自己在内的天下之人都脱离动物界而以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或者说使天下之人都摆脱野蛮状态而进至文明境界。

⑤要之，孔子之后，儒家学说所倡导的君子境界和圣人境界本质上是同一境界，其差异只是由于具体实踐条件不同所造成的现象性差异或形式上的区别——圣人境界是特定实践条件下由君子的“为仁”转化而来的“为圣”——“以礼义之文，化成天下”的“为仁”。这种形式的“为仁”所达到的“成人”——“天下归仁”，既是“为仁”者体现其臻于“内圣”的人生境界，也是“为仁”者体现其臻于“外王”的治理境界。这也意味着君子和圣人都可以被理解为“智”“仁”“勇”兼备的文明人。

⑥综上所述，所谓君子，就是“智”“仁”“勇”兼备的文明人。君子的人格特点体现于为人处事，就是既恪守原则又灵活应变的文明生活方式，此乃君子文化的本质特征。

（摘编自周可真《君子之道“智”“仁”“勇”》

在鲁迅先生故居

郑文燮

或许是一种机缘，或许是冥冥中的感召，纯属偶然，我在暌隔三十余年之后，又回到了北京。北京城市的变化之大，几乎使我难以辨识，先前熟悉的街衢大都不知所往，连僻野荒郊的阜成门外都鳞次栉比地起了高楼。我要寻找的旧地是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的鲁迅故居。拐了几个胡同，周遭都是用红颜料刷写的加了醒目圆圈的“拆”字，好在鲁迅故居的门匾还在，寻找起来还不甚费事，只是在阴晦的冬日显得突兀而孤独，冷清的小四合院落依然冷清！

鲁迅在北京生活了10余个年头，一共搬了三次家。“家”，这个词对鲁迅先生来说，或许并不确切，他一生或许都没有过“家”，鲁迅是孤独者。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建立。鲁迅从故乡浙江绍兴到北京的教育部供职，在教育部做“佥事”，夜晚回到他寄居的绍兴会馆，在冷冰的屋子里百无聊赖，靠研读《佛经》和抄写古碑打发时日。钱玄同来看望他，希望他给《新青年》写点文字。鲁迅用疑惑的目光看着钱玄同，说：“写文章有什么用处！”这个在推翻满清封建专制王朝的辛亥革命中激进的青年对“革命”感到失望。他说，以前我是奴隶，现在我是奴隶的奴隶，“革命”了，“维新”了，世事依然还是原先的老样子。1926年3月18日，他任教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等，在向段祺瑞执政的国务院和平请愿时，惨遭枪杀。鲁迅先生满腔激愤，写了《记念刘和珍君》的文章，说：“三月十八日，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青年学生的热血，使鲁迅由《彷徨》到《呐喊》。

鲁迅是周家的长子，对家庭更多一份责任。他到北京以后，把母亲、妻子朱安从故乡绍兴接到了北京，连同从日本留学回国的二弟周作人及他的日籍妻子羽太信子及子女，住进了他在西四八道湾购置的新居——一所宽敞、豁亮的“三进”大四合院。不久，周氏兄弟反目，鲁迅不得不搬出八道湾，另觅居处。他用一本书的四百元版税，在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买了一所小四合院，也就是现在鲁迅博物馆的所在地。

四合院实在太小！院子里种植的两棵白丁香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空间，似乎再也容纳不下几个人物的活动了。周遭的几间小屋，一间作了书房，一间住着一个女佣人，另外一间北屋住着鲁迅的母亲和妻子朱安。母亲和妻子的木床相对而立，床上挂着白夏布蚊帐，都是老家带来的旧物。鲁迅在母亲和妻子的住室连通了一个长条形的小间，戏称“老虎尾巴”。鲁迅在这“老虎尾巴”里写作和住宿，室内仅一床一桌一椅而已。床是单人的板床，两条长凳上横架着一块木板，褥子是单薄的，被子是陈旧的有着小点蓝花的布衾，床上用竹竿挂着一顶发黄发灰的夏布蚊帐。书桌旁的白墙上挂着一个镜框，里面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照片。“阴冷”“悲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孤寂的鲁迅先生相互注视，似有话要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受过死神的洗礼，是从沙皇的绞刑架上走下来的，他在执行死刑的最后一刻被“赦免”，幸存下来。

那天天气阴霾、沉郁，像要下雪的样子。我在鲁迅故居待了很久，大约是我太专注、太虔诚的目光吸引了讲解人员——一位和善的中年女性，她打开“游人免进”的门扉，“破了例”让我进入先前只能够隔着玻璃窗看到的内室。这样我就真切地触摸到了“老虎尾巴”，“尾巴”墙上挂着那帧陀思妥耶夫斯基阴冷的照片。我在鲁迅先生曾经沉思默想的藤椅上坐了一会儿，望着窗外的景致，一座依然不大的荒芜的园子，园子角落里有一圈石头的井栏。据说这井水实在苦涩，不能饮用，只能用来浇灌园中的几棵枣树，也就是鲁迅先生《秋夜》中劈头所说的“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在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我就在课文中读到了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我曾向授课的语文老师请教过这句话的意思，老师支支吾吾，也未说出个所以然来。其后很久，我都未曾明白鲁迅先生写这句话的深意。而现在，身临其境的我，感悟到了鲁迅先生孤独、寂寞和无奈的心境——这是否就是鲁迅先生说过的“希望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呢？这是否就是鲁迅先生说过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呢？……

走出鲁迅先生故居，天上纷纷扬扬下起了雪。踏着落了雪的白茫茫的土地，我在近旁的一条胡同口，找了一家小店铺，喝了两碗羊杂碎汤，全身顿时燥热起来。

(选自《散文百家》，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