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上骏马追逐遥远的星星

贰筱

经过一个夏天的蓄积，北风终于从呼伦贝尔大草原徐徐吹来。九月的海拉尔，已经明显能够感觉到深秋的清冷，但布仁巴雅尔的心里却暖暖的。靠近中午时分，他不禁又回想起4天前在呼伦贝尔市美术馆开幕的《呼伦贝尔·万岁》新书发布会暨同名主题影展，一股感激之情再次涌上心头。

是的，要感谢的人太多了：呼伦贝尔宣传部、呼伦贝尔文联、新世界出版社、韩国国家出版社，还有自己的爱人、老人、子女以及众多朋友。千言万语，凝聚成他在微信朋友圈发的一句话：感谢因有爱而感动的世界。

这一天是2018年9月19日。

18岁那年，有着良好音乐天赋的他，考入了鄂温克族自治旗乌兰牧骑，开启了他半个多世纪的音乐生涯。在乌兰牧骑这两年，他跟随团员走遍了周围的嘎查和苏木，和大家一起，用歌声和舞蹈为广大牧民送去了一个又一个春风沉醉的夜晚。然而，当所有的激情在一次次演出中以一种大体相同的形式反复呈现后，艺术感觉的枯竭成为他夜不能寐、难以释怀的痛楚。他想到要改变。

1980年，经过一番勤学苦练，他考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盟艺术学校，开始学习蒙古族长调，这一学就是三年。在字少腔长、高亢悠远、舒缓自由、宜于叙事又长于抒情的蒙古长调中，他用音乐的思维领悟着蒙古族鲜明的游牧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感受着蒙古民族对历史文化、人文习俗、道德、哲学和艺术的理解和感悟，为他今后从事声乐艺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3年，在艺术学校的学习结束后，他又回到了鄂温克族自治旗乌兰牧骑。经过三年的学习，此时的他已经可以挑大梁了，团长让他担任独唱演员和马头琴独奏演员，他没有谦虚，满口答应了。日子在马背上一天天过去，他的歌声也越飘越远，飘向了草原深处，飘进了牧民的心里。

如果说，蒙古族音乐是打开他艺术之门的钥匙，那么，电影则让他看到了更多的艺术门类。1985年，他调到了呼伦贝尔盟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从事蒙古语电影的译制和发行，这一干就是5年。他说：“虽然没有从事唱歌，但那段时间，锻炼了我的写作，后来作词的基础都在当时打下了”。1990年，对布仁巴雅尔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他进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亚洲部，从事蒙语新闻时事节目和专题节目的播音及文字翻译、采访等工作，并主持《中国当代文化人物》节目。这一次，他一干就是22年。

2005年，《吉祥三宝》、《天边》等歌曲走红后，布仁巴雅尔意识到呼伦贝尔的民族音乐远没有被传播出来。自此，他和妻子乌日娜开始投身民族文化的寻根工程，积极从各种民间音乐中发掘素材，吸收养分。他们走遍了鄂温克民族聚居区，收集了许多即将失传的古老民间音乐，整理了不同风格的民歌精品，并且将这些各具特色的音乐再次创作，制作成了中国第一张原生态唱片《历史的声音》。

在收集整理民族音乐的过程中，布仁巴雅尔结识了很多百岁老人，渐渐萌生了为他们留下影像资料的想法。于是，从2016年起，布仁巴雅尔在歌唱家之外又多了一个新的身份——摄影家，并自费发起了“拍摄百位呼伦贝尔百岁老人”的公益活动。两年多时间，他跋涉上万公里，用镜头记录草原上的沧桑、变迁与传奇，拍摄对象包括草原上最具神秘感和传奇色彩的萨满老人、中国最后的使鹿部落酋长鄂温克老人以及见证了草原音乐一个多世纪演变的普普通通的百岁老人，年龄最长者高达115岁。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老人们健康状况的变化，他突然感到时间的紧迫，觉得虽然可以用录音机记录下宝贵的旋律，却无法留下老人们的表情和生态：“大草原赋予了老人们独特的相貌、服饰，只一眼看去，就能如旋律一般，引人来到美丽的呼伦贝尔。”也就是从那时起，布仁巴雅尔用手机记录下了呼伦贝尔近百位老人的音容笑貌，也为那些随时会随着老人离去而消失的优秀民族文化和民间艺术留下了可以追溯的宝贵影像资料。

“每位老人都是一座山，拍摄时我只能用仰视的视角蹲下、跪下甚至趴下，站起来和他们平视，我根本无法按动快门。”布仁巴雅尔形容自己在拍摄时，面对老人，即使在最矮的山峰面前，仍觉得自己是渺小的。谈到自己的这次公益活动，他说：“大草原上的老人们善解人意、热情好客，面对这些老人，自然而然会肃然起敬，自然而然会想方设法把他们最好的瞬间留住。”

“我不是摄影家，我只想记录下我热爱的家乡和我热爱的人们的样子。”布仁巴雅尔说。

作为一名歌手，从2005年到2015年的十年间，布仁巴雅尔先后发行了《天边》《杭盖》《带我去草原吧》《我的生命我的草原》四张专辑。他“嗓音纯净清澈，散发着草原的味道；歌声悠扬朴实，而略带一股苍凉”。他“细腻地表现了一个身在异乡的蒙古族男人对草原的眷恋之情，听他的歌仿佛来到了草原，看到了草原的辽阔，感受到了草原的博大。”他的歌是来自内心深处的草原之情。拉苏荣、德德玛等同行曾给予他的音乐作品以极高评价。

“我要跨上，跨上骏马，去追逐遥远的星星。”这是布仁巴雅尔演唱的歌曲《天边》中的歌词。再次聆听他嘹亮的歌喉，品味他歌声中草原的静谧和芬芳，总有一种感动油然而生。伴随着耳畔他的歌声，眺望暮色中草原的天际线，我们仿佛看见他渐行渐远的背影，坚毅而温暖，又仿佛看见他在晨曦中策马奔腾，向我们迎面而来……

——选自《音乐周刊》有删改

材料一：“中国天眼”一般指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简称 FAST，位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大窝凼的喀斯特洼坑中。，

“中国天眼”，由我国天文学家南仁东于1994年提出构想，历时22年建成，于2016年9月25 日落成启用。是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主导建设，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

（摘自中国新闻网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目前，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还未正式运行就新发现6 颗脉冲星。中国科学家在北京发布了它取得的首批成果。

“中国天眼”是中国“十一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之一，基于选址方法、索网主动反射面、柔性索结合并联机器人的馈源支撑这三项中国自主创新技术，它突破了射电望远镜工程的极限。在未来可预见的二三十年内，它将是我们这个星球最先进、最灵敫的射电望远镜。

人类迄今已发现2500余颗脉冲星。但在“中国天眼”问世前，中国望远镜从未捕捉到新的脉冲星。事实证明，重大的科学突破离不开科研仪器的进步。世界各国相继认识到大科学装置在国家创新能力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中国也在不断兴建重器。包括“中国天眼”在内，仅中国科学院目前运行和在建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就有23个。2013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规划（2012-2030年）》对能源、生命、天文等7个科学领域进行了系统部署。

（取材于张素2017年10月10日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采访对象：李莳，“中国天眼”副总工程师，国家天文台射电天文研究部首席科学家。

“中国天眼"还要调试两三年

广州日报：去年9月25日竣工以来，“中国天眼”的运行情况怎样？

李莳：世界大型望远镜，没有一个在竣工时就能投入使用，最快也要两年才能正式运行。澳大利亚的平方公里阵列探路者望远镜，2012年6月举行了竣工仪式，2013年10月才获得第一条谱线；2016年10月，有三分之一的天线调试完毕，可以协同工作，并开始了早期科学计划。依照国际惯例和大型地面设备的规律，“中国天眼”至少需要两到三年的紧张调试。调试过程中也将面临大量的挑战，如高压滤波器的升级改造等。

预计发现上千个脉冲星

广州日报：“中国天眼”是不是边调试边收集数据？”“中国天眼”对脉冲星和中性氢的观测目标是什么？

李莳：是的。采集数据本身就是调试的一部分。我们观测天空中的亮源，例如射电星系和脉冲星，标定系统温度、面型精度等望远镜性能。调试后期，我们期待开始产生新发现。预计“中国天眼”未来会发现上千个脉冲星，实现中国相关领域的突破，并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利用脉冲星探测引力波等天体物理前沿领域，也是“中国天眼”的目标。

通过发现原子氢，也就是中性氢，可以发现新的星系、探索宇宙的演化历史和生命起源，寻找地外文明。

四大目标同时扫描巡天

广州日报：“中国天眼”的观测范围有多大？运行后，将怎样巡天？

李莳：可以看到一半的银河系，往南可以看到天赤道以南十几度的天区，比之前的世界最大射电望远镜阿雷西博的观测范围大两倍以上。

“中国天眼”的特点和独特优势推动我们创建更有挑战性的巡天模式，即多科学目标同时扫描巡天：脉冲星搜索、气体星系搜索、银河系中性氢成像和快速射电源搜索。将四大目标同时进行，这在世界上没有先例。我们已经有了方案，做了实验，希望在“中国天眼”验收前，构建出比较有效的扫描巡天模式，提供给全国的天文研究者，产生系统性的发现和重大突破。

（取材于217年9月5日《广州报》的相关文章）

材料四：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10月10日宣布，经过一年的紧张调试，“中国天眼”已实现指向、跟踪、漂移、扫描等多种观测模式的顺利运行，并确认了多颗新发现的脉冲星。

“中国天眼”选址在贵州平塘大窝凼洼地，是科学家们多次实地考察和综合论证的结果。这个天然洼地，5公里半径之内没有一个乡镇，25公里半之内没有一个县城，无线电环境相当理想。射电望远镜正需要这么一处静土，因为最灵敏的天线相当于最娇弱的耳膜，轻声耳语对它无异于大喊。

对于射电望远镜来说，口径越大看得越远。全世界的射电天文学家都追求建造更大口径“锅盖”，以提高射电望远镜的灵敏度。“中国天眼”口径500米，主反射面由近460000块三角形单元拼接成球冠，拥有约30个足球场大的接收面积。它比之前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阿雷西博的有效接收面积扩大了2．3倍，其灵敏度分别是VLA（美国的特大天线阵）、阿雷西博和印度GMRT（巨型米波射电望远镜）的5．4倍、2．3倍和1．5倍。

“中国天眼”大射电望远镜不是金属堆砌的“傻大粗”，而是最精密的天文仪器。由于采用光机电一体化的馈源平台，加之馈源舱内的并联机器人二次调整，它在馈源与反射面之间无刚性连接的情况下，可实现毫米级指向跟踪，确保精确地聚集和监听宇宙中微弱的射电信号。

对于“中国天眼”的天文学家来说，寻找脉冲星的工作，不仅是个技术活，也是个体力活。“中国天眼”目前的指向调节尚不灵活。而脉冲星信号非常暗弱，它的辐射束周期性快速扫过地球发出的脉冲在到达地球前，会受到各种星际介质影响，出现“色散”。天文学家要经过艰难的“找周期”和消色散之后，才可以找到大量“看着好像是脉冲星信号”的候选体。

虽然有软件可以帮忙筛选，但要从这些侯选体中找出脉冲星，最终还是需要天文学家用肉眼查看每个候选体相应的参数。毫不夸张地说，看过几万张数据结果图后，能找到一颗未知的脉冲星，就谢天谢地了。

（取材于2017年10月11日的《济南日报》及乔健等人的相关文章）

马市口

于坚

①马市口？出租车司机听说我要去，笑道，你是老昆明咯，现在没几个人知道这个地名咯。马市口现在一匹马也看不见了，连马的照片都看不见，满街的明星照。如果马出现，行人要去报警。

②从前这一带马很多。一到赶集日，马就来了，驮着柴、茶叶、盐巴、女人什么的。夜里就和马锅头一起住在马店里。马锅头（赶马人）喜欢唱歌，马锅头在楼上唱，马匹在楼下黑漆漆的马厩一边嚼干草一边听着。垃圾车都是马拉的，早晚要出现两次，黎明和黄昏，马车夫坐在辕杠上，吊着两条腿，抽着个烟锅，穿着脏兮兮的长围裙，靠着后面的铁皮车兜。马车顺着大街，跑到点就一扯缰绳，呼哧喊一声，马就站住，各家就派人来倒垃圾。那匹马头戴着红色辔头，喷着白气，面朝朝阳，活像天神下凡。

③我有个朋友住在马市口一带，他父亲是高老将军，民国时期，高老将军去五华山见龙云大帅，总是骑着一匹高头大马，一直走到龙云办公的光复楼前才飞腿下来，系马垂杨。五十年代初，我父亲去五华山述职，也是骑一匹马，这匹马披着一身黑缎子，我父亲穿一身旧军装，打着绑腿。马是一种生活方式。那时候，骑在马上的男人英雄气十足，很是讨女子欢心，让人嫉妒。六十年代，马市取缔，马锅头就不来了。流散在城里的马匹躲躲藏藏了几年，最后都被拖出去宰了。

④何止马，甚至泥巴，现在城里连泥巴都很难见到了。我有个朋友的小孩从来没玩过泥巴，春游的时候发现泥巴好玩，大人阻挡不住，由他玩，结果两手过敏。庄子语：“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首先是对大地的信，“大块假我以文章”（李白），如果不信大地，中国就不会生出“道法自然”这种真理。中国过去的诗歌绘画，无不是大地之歌，大地的赞美诗。韩干画的马，就是为马神造像。杜甫写马：“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这就是信。马在韩干杜甫们笔下，不是交通工具、战车或者肉食，而是神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垂，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马的黄金时代，也是诗的黄金时代。真不知道人类是怎么想的，消灭了大地，赶走了马匹，人怎么安生、写诗？又何以安死？亚当夏娃的伊甸园，是造在大地之上的。女娲造人，用的是泥巴而不是塑料。道法自然，反自然很容易，但是，道也隐匿在黑暗里了。

⑤司机听我说马市口，像是底片被显影似的，半天才反应过来。彼此相视而笑，他面善，那笑容的意思是我白坐这一趟也可以的。他不知道，有匹马一直跟着我。我少年时住在铁局巷里，某一天，一匹骏马出现了，它是跟着收集垃圾的老爹来的。从此，我每天都盼望着那串马蹄声。它一到，我就跑去摸它的耳朵，揪它脸上的毛，拍拍它的屁股，我们情投意合。所以，他们赶它走的时候它就逃来投奔我，我收留了它。它叫我骑士，它喜欢看三国演义和西班牙的流浪汉小说，它崇拜刘关张和堂吉诃德，爱着牧羊女马塞拉。我在书上读到，厩焚，伤人乎，不问马，难受了一个下午。无论我去哪里它都跟着我，它甚至出现在我的婚礼上，我将我的新娘抱到它的背上，春天的夜里，我们在高原上飞奔。我梦想着将来成为一个骑马的人，像我父亲那样骑。我第一次骑马是在郊区，乡村之马不是都灵之马，正在槐树下面沉思什么。好像一直等着似的，一见我，就笑吟吟地晃尾巴，我抬腿上去，它像轿子一样托起我就走，我像吕洞宾那样飘起来，一直飘到草甸子边上。

⑥车外的大街上，还是像马市一样热闹，汽车、人声、骂骂咧咧的公交车站，小贩举着喇叭吆喝着。看不见一匹马，马厩在我心深处。

（节选自2017年4月27日《南方周末》，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