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书房，即读书、写字用的房间；古代称“书斋”，是住宅内专门作阅读、自修或工作之用的房间，且往往寓有高洁清雅之意。基辛格曾这样描述***的书房：“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喜爱菊花而得名。【小题5】结合上面三则材料，下列加点字的读音和对词语的解释，全都正确的一项是

材料一：

最近，11岁的唐安琪将要动身去美国参加游学。为了短短13天的行程，她的妈妈秦女士支付了3万多元的费用。除了游学，秦女士还给女儿安排了暑期培训，花费5000元。许多孩子的暑假，如今已经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烧钱季”，不少家长感慨“月薪三万，还是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

其实，这种“烧钱游戏”的性价比并不高。一些游学机构动辄将出境旅游产品贴上“游学”的标签，改头换面之后抬高价格。实际上，很多项目仅仅是参观大学、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设施而已。这类产品价格虚高，内容却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游而不学，很难实现拓展视野、丰富知识、提升创新与实践能力的效果。

另外，有的家长把孩子的暑假填得满满当当。在北京，一些培训机构里有的孩子一天5节课，10个小时的教学时间。在这种高强度的学习安排下，孩子不仅难以用心投入学习，反而容易滋生厌学情绪，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摘编自《暑假变烧钱季，金钱和时间堆不出牛娃》，《中国青年报》2018年7月24日)

材料二：

图1　2015年某市学生假期参加课外辅导班数量调查表

图2　2015年某市学生假期参加课外辅导班数量调查表

(摘编自《当前中小学生课外辅导状况的调查报告》)

材料三：

剧场之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座位，但是如果前排观众为了看得更清楚，或者一些其他原因站了起来，周围的人劝不了，“剧场管理员”又熟视无睹，那么后排的其他观众为了看到演出，就只好被迫站起来。最后的结果是，全场观众都从坐着看戏变成了站着看戏。都坐着与都站着相比，都是看戏，但是所有人都付出了更高的代价，也更累了。这种情景被称之为“剧场效应”。

(摘编自《校外教育须警惕“剧场效应”》，光明网2018年1月8日)

材料四：

“减负”不等于降低课程难度、不要学生刻苦学习、让孩子无节制玩耍，而指的是减去违背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超出教学大纲、额外增加的“负担”。对于“减负”，要坚定地“减”，更要科学地“加”。

“加”在积极引导、介入孩子的课后活动上。比如让每个孩子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安排自己放学之后的生活：读书、做手工、练书法……通过积极引导，真正从育人角度介入孩子的课后活动。

“加”还在延展书本、走向生活、接触社会上，让孩子们清楚知识的逻辑，明白成长的真谛，拓展思维的视野。科学“加”的最终目标是育人，每次活动要从主题出发，设定合理的课程目标，把握活动内容的关键要素，把立德树人任务落实在具体的活动中。学生在与同伴的交往以及教师、家长和社会人士的协助支持下，探究知识、发展素养、体验情感、塑造人格。

(摘编自《减负：“减”的背后应科学地“加”》，《中国教育报》2018年7月22日)

与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相比，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更强调社会和谐、以和为贵，追求和而不同。

春秋时期的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形成了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思想。“和”所具有的和谐的意义，在我国文明发展早期就有了。《尚书·舜典》记载，帝舜命其乐官通过诗歌、音乐，达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说明我国古人已了解音乐促进和谐的作用，体现了早期智者对宇宙和谐的向往。我国古人反复以声乐之和比喻世界各种事物之间的和谐，“和”从而成为一种普遍追求。如《左传》中说：“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可见，我国古人将音乐的和谐作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族群与族群、人与天地等关系的模型，对“和”的追求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

这一思想对儒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经典《礼记·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这表明，人类的和谐在根本上于天地的和谐，即自然的和谐。和谐是一切事物的生成原理，没有和谐就没有万物化生，和谐的实现有着深刻的宇宙论根源。

把追求永久和谐作为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在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中同样源远流长。《尚书·尧典》提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以后，“协和万邦”便成为中华世界观的典范。类似的说法还有“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周礼·天官冢宰》)。孔子把“和”作为同外部世界交往的原则，提出“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构建一个和平共处的世界，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持续不断的理想。

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汉代以后被表达为“天人合一”，成为中华文化的价值理想。所谓“天人合一”，就是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合一，注重人道和天道的一致，不主张把天和人割裂开来。天人合一思想不强调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不主张天、人对立，而主张天、人协调。根据这种思想，人不能违背自然，而应顺从自然规律，使自己的行为与自然相协调。我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一方面注重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注重人在自己身上体现自然的本性，致力于人与自然统一并与自然融为一体；另一方面主张人主动配合天地的生生变化，在与自然相协调的同时，协助并促进宇宙的和谐与发展。这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对纠正无限制地征服自然、不顾及环境与生态平衡的观念，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中有一种冲突意识，总想用自己的力量，以自我为中心，克服非我，宰制他者，占有别人。因此，在西方历史上宗教战争非常残酷，中国则没有出现过那样的宗教战争。可以说，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其文化根源都不在东方。总体来讲，同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相比，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强调和谐高于冲突。

(摘编自《充分认识中华独特价值观——从中西比较看》)

对于任何一种文化传统来说，如何协调守成、创新与外来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关键问题。晚清至20世纪，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大规模接触伴随着侵略、殖民与长时间的冷战，这些历史事实增加了问题的复杂程度。尽管如此，多数人愿意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成功范例。五四新文学不仅改变了古典文学的传统形式，而且，相当多的作家动手译介域外文学，使各种西方文化元素逐渐汇入中国文学的表述体系。这开辟了汉语白话文学的新阶段——“现代文学”。之所以认定这是一次成功的文学转换，首要的标志是：相对于先秦至晚清的中国古典文学，汉语白话文学更适合表现今天的中国经验。这丝毫不存在贬低中国古典文学的意思。中国古代批评家就曾经深刻地指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及其评价依据。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都将受到文学传统与现实世界纵横坐标构成的不同压力。强调来自纵轴的文学传统，还是追求更大限度地再现当代的现实世界？现实主义的宗旨显然是后者。这时，所谓的创新可以表述为，一种再现当代现实的企图改变了文学传统的发展方向。

这同时划出了一个区分的标准：如何辨别鲁迅式的“盗火者”与“言必称希腊”的崇洋分子？尽管二者都对西方文化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但是，“盗火者”的主旨是探索民族的独特道路，力图“师夷长技以制夷”；相反，崇洋分子热衷于将民族历史纳入一个普遍的模式，使之成为西方文化逻辑的具体例证。

如果说，五四时期的“盗火者”曾经将西方文化视为现代性的启蒙，那么，现今的历史语境中，中国文化业已成为更重要的思想资源。中国文化浩如烟海，门类繁杂，一批饱学之士始终专心致志地从事清理和阐释工作。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只有意识到现今中国文化对于“改变世界”负有的历史使命，人们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这一批饱学之士的学术贡献。也恰恰因为意识到这种使命，人们才不会满足于某些徒具形式的表面文章，诸如儒冠儒服、三叩九拜之类。中国文化的真正活力并不是刻意维护某种古老的礼仪，而是进入当今社会，力争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工业社会的机器节奏响彻生活的每个角落时，农耕社会的古典诗学——例如“意境”“情景交融”乃至“天人合一”——保存了哪些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因？启蒙、革命、利益、市场以及围绕这些概念产生的社会关系瓦解了古代的乡绅之治以后，儒家的“修身”与西方文化的宗教具有哪些不同的社会功能？在一个群雄争霸、风起云涌的时代，“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蕴含着哪些重大的启示？这些问题的提出与展开，已经显现出中国文化对话历史、对话现实的思想含量与独特价值。

（摘编自南帆《中国文化的活力》，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