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翻脸不认人”的面纱

不少人在见过别人一面后，下次再见面又不认识了，这种现象尤以知识分子居多。为什么会出现“翻脸不认人”的现象呢？法国研究人员发现，面部识别能力和阅读能力有一定的关联性，阅读能力强的人往往面部识别能力弱。

为什么知识分子面部识别能力弱？以往大多是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加以研究。直到最近，法国研究人员才从神经科学的角度发现一种比较科学的解释。研究人员斯达尼斯拉斯•德哈恩等人通过磁共振扫描仪和电极帽扫描若干志愿者的大脑，结果发现识别面部和阅读都会用到同一脑部区域，而且两者是相互竞争的关系。也就是说，阅读能力强的人面部识别能力相对就弱一些，反之亦然。

为了测试上述假说，研究人员对3组人员的大脑进行扫描，包括10名不识字的人，22名于成人阶段才学习阅读的人，31名从孩提时代就开始学习阅读的人。

扫描结果表明，脑部与阅读有关的区域位置是视觉字形区，此区域连结声音与书写符号，在阅读时受刺激而变得活跃。在阅读时，阅读能力较佳者此区域更为活跃；当受测者倾听句子时，视觉字形区显示相同的反应。但是，当研究人员对受测者显示面孔照片时，能阅读者的视觉字形区活跃程度低于不识字的人。因此研究人员猜测，至少在脑部视觉字形区，阅读能力与面部识别能力相互竞争。

研究人员德哈恩等人表示，面部识别能力的损失与其阅读能力成正比。其实，这个结论只是个平均值的研究，人类脑区各个部分的功能是有个体差异的，有的人视觉字形区功能特别强大，这导致他们面部识别能力和阅读能力都很强大。

那该如何来弥补面部识别能力的损失呢？“勤能补拙”这句古训在这个方面也能起到作用。如果面部识别能力弱的人要想记住他人，可以在交往时多看一些别人的面部，在与别人交往时精力更集中一些，事后再回忆一下。等到下次和别人交往时，你就能知道谁是谁了。研究表明，中国人的面部识别本领较西方人弱，这是因为中国人在与人交往时往往不会像西方人那样直视别人的面部。

德哈恩等人表示，其实，不只是阅读占用了面部识别所需的脑区，人类在发展音乐、演讲、绘画等文化艺术的时候，不少脑部区域会被征用。人类在发展文明的过程中，会不断征用一部分大脑神经元进行再利用。因此，人类发展文明会使得原有的一些本领变弱。

当然，新发展出来的技能要占用脑部区域，一是要功能相近，比如面部识别和阅读就比较相近；二是要有空子可钻，也就是说原来的脑部区域要“拆迁”一部分后，新型的“文明建筑”才能兴建起来。研究发现，现代人识别面部的能力要比原始人弱。在人类文明出现之前，人类的面部识别能力最初发展出来其实主要不是为了社交，而是为了在打猎时更好地追踪猎物。当人类从狩猎时代进入农耕时代后，对追踪猎物的要求变弱，人类的面部识别能力也随之减弱。此时，主管面部识别的一部分脑区就自然而然地荒废了，变成了“空地”，阅读能力就趁机在这些“空地”上建立起来。数千年来，人类的大脑区域虽然已经成型，但是功能性单元正在发生变化。我们相信，随着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大脑的功能划分将变得越来越完善。

（选自《大众科技报》，有改动）

从前我看文学作品,吸引注意力的是一般人所说的内容。如果文学作品的思想或情境本身引人入胜,我便觉得它好,根本不注意它的语言文字如何。反正语言是过河的桥,过了河,桥的好坏就不用管了。近年来我的习惯几乎完全变了。一篇文学作品到手,我第一步就留心它的语言。如果它在这方面有毛病,我对它的情感就冷淡了很多。我并非要求美丽的辞藻,存心装饰的文章甚至使我嫌恶;我所要求的是语言的精确妥帖,心里所要说的与手里所写出来的完全一致,不含糊,也不夸张,最适当的字句安排在最适当的位置。那一句话只有那一个说法,稍加增减更动,便不是那么一回事。

语言做到这个地步,我对作者便有绝对的信心。从我自己的经验和对于文学作品的观察看来,这种精确妥帖的语言颇不是易事,它需要尖锐的敏感、极端的谨严和极艰苦的挣扎。一般人通常只是得过且过,到大致不差时便不再苛求。他们不了解在文学方面,差之毫厘往往谬以千里。文学的功用原在表现,如果写出来的和心里所想说的不一致,那就无异于说谎,失去了表现的意义。一个作家如果不在语言精确妥怙上苛求,他不是根本不了解文学,就是缺乏艺术的良心。一个作家在语言方面既然可以苟且救衍,他对于思想情感的洗练安排也就一定苟且敷衍。处处都苟且救衍,他的作品如何能完美?这是我看重语言的理由之一。

我得到这么一个看法,并不是完全拿科学头脑来看文学,硬要文学和数学一样,二加二必等于四。我细心体会阅读和写作的经验,觉得文学上的讲究大体是语言上的讲究,而语言的最大特点是精确妥帖。文学与数学不同的,依我看来,只有两点：一是心里所想的不同,数学是抽象的理,文学是具体的情境;一是语言的效果不同,数学直述,一字只有一字的意义,不能旁生枝节,文学暗示,一字可以有无穷的含蓄。穷到究竟,这还是因为所想的不同,理有固定的线索,情境是可变化可伸缩的。至于运用语言需要精确妥帖,使所说的恰是所想说的,文学与数学并无二致。

人人都承认文学的功用在表现,不过究竟什么叫作“表现”用这名词的人大半不深加考究。依一般的看法,表现是以形式表现内容。这话原来不错,但是什么是内容,什么是形式,又是一个纠纷的问题。中国旧有“意内言外”和“意在言先”的说法。照这样看,以“言”表现“意”,“意”就是内容,“言”就是形式。表现就是拿在外在后的“言”来翻译在内在先的“意”。有些人纵然不认为言就是形式,也至少认为形式是属于言的。

（摘编自朱光潜《文学与语文》）

沉重的漂流

彭瑞高（上海作家）

①在离虎跳峡不远的地方，我意外看到了一个朴素的纪念馆——长江漂流纪念馆。我屏着气踏进门，又屏着气看完所有的展品。

②人们熟悉那种一般意义上的漂流：青山倒映，绿水长流，渔歌欢唱，竹排扁舟……这种漂流，很多人都经历过，很多人都乐意；这种漂流，是轻松的漂流，闲适的漂流，女性化的漂流。而我此刻看到的漂流，却是险恶的漂流，沉重的漂流，完全属于男子汉的漂流。这种漂流的分量，你只有到虎跳峡旁边去才能掂量出来。那落差几十米的长江之水，挟着一股寒气，奔腾而来；它含着天的威势，山的力度，以冲决一切的勇气，滚滚东去；激流飞溅，白浪滔天，雾满峡谷，声震九霄……在这个地方漂流，轰轰烈烈，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有人说，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漂流。

③然而，这又是必须付出代价的漂流。男人们高昂起坚硬的头颅，向着急流和险滩挺进。有人在天与地的缝隙中，重新呼吸到了生命的空气；也有人在水和石的冲击下，永远沉入了另一个世界。生还的是英雄，而人们愿意记取的，是那些死去的硬汉姓名：尧茂书、孔志毅、杨洪林……

④我用凝滞的目光抚摩漂流者的照片。关于他们的漂流，一直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一种声音说，这是盲目的冲撞，是无谓的牺牲，是狭隘的英雄主义；另一种声音说，任何时代都需要冒险精神，没有冒险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在这两种声音面前，我忘却了思索。我不知道哪一种声音是对的。我只觉得有关于此的全部呐喊，都是带血的。

⑤不论世界怎样评判，此刻面对尧茂书他们的眼睛，我内心绝不敢轻薄。我扪心自度，我哪里有他们那样的勇气！不要说长江漂流、黄河漂流，就是在家乡的黄浦江上，我也未见得敢划一只小船，去与风浪搏斗。也许白天敢，黑夜就不敢；人多敢，独身就不敢。我想，世界上的人，本来就分英雄与敬仰英雄的两类，而我，虽身为男人，却只能属于敬仰英雄的那一类。

⑥长江与黄河的漂流，在殉难者的名字刻下一排之后，终于悲壮地沉寂下来。这些年，在浙江，在福建，在江西，在云南……我看到的漂流，都只是那种充满诗情画意的清波荡舟。男的女的，穿得花花绿绿的，赤着脚，玩着水，还唱着情歌，“咔嚓咔嚓”按着照相机，坐在小竹椅上，催船工把竹排划得快些再快些。稍微有点浪涌过来，打湿了裙子和裤子，他们就尖声叫起来，把笑声洒得一江都是。

⑦然而，要论诗，只在尧茂书他们的漂流，才称得上是一首诗。那是一首英雄的诗，悲壮的诗，生与死搏斗的诗，人与天争锋的诗。在那首诗里，男人嘶哑的喉咙，呼喊的是征服自然的雄心；他们的一腔热血，染红了太过平淡的历史。纪念碑不会为轻歌曼舞红男绿女而立，纪念碑只属于那些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战士。虎跳峡呼啸东去，纪念馆默默肃立。没有丝帛的轻，掂不出大山的重。在这里，大漂流的牺牲者口眼不闭。因而，只要站在江边侧耳谛听，你就会听到有一首无字的歌。

谈审美移情

所谓移情，通俗地说，就是指人面对天地万物时，把自己的情感移置到外在的天地万物身上去，似乎觉得它们也有同样的情感。当自己心花怒放时，似乎天地万物都在欢笑；苦闷悲哀时，似乎春花秋月也在悲愁。当然，天地万物不会欢笑，春花秋月也不会悲愁，是人把自己的悲欢移置到了他们身上。描绘此种移情现象的第一人是庄子。《庄子·秋水》篇中，庄子看见鱼儿“出游从容”，于是把自己在出游中体验到的快乐之情移置到鱼身上，觉得鱼在出游时也是快乐的。庄子所述，是典型的审美移情现象。

然而，对移情现象作出真正的理论概括是晚近的事。最早把移情作为一种美学观念提出来的是德国学者费舍尔父子。他们认为，我们对周围世界的审美观照，是情感的自发的外射作用，也就是说，审美观照不是主体面对客体时的感受活动，而是外射活动，即把自己的感情投射到我们的眼睛所感知到的人物和事物中去，在费舍尔父子那里，移情观念已大体上确定了，但通过形而上的论证把移情说提高到科学形态的则是德国美学家立普斯。因为移情说的影响巨大，以至于有人把立普斯誉为美学界的达尔文。

审美移情作为一种审美体验，其本质是一种对象化的自我享受。这就是说，审美体验作为一种审美享受，所欣赏并为之感到愉快的不是客观的对象，而是自我的情感。在审美享受的瞬间，是人把自我的情感移入到一个与自我不同的对象（自然、社会、艺术中的事物）中去，并且在对象中玩味自我本身。

审美移情的基本特征是主客消融、物我两忘、物我同一、物我互赠。移情和感受不同。在感受活动中，主体面对客体，主客体是分离的，界限是清楚的。但在移情活动中，主体移入客体，客体也似乎移入主体，主客体融合为一，已不存在界限。对主体而言，他完全地沉没到对象中去，在对象中流连忘返，进入忘我境界；对客体而言，它与生命颤动的主体融合为一，实现了无情事物的有情化，无生命事物的生命化。也就是说，在移情之际，不但物我两忘、物我同一，而且物我互赠、物我回还。清代大画家石涛在描述自己创作的心理状态时所说的“山川脱胎于予，予脱胎于山川”“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就是审美移情中的物我互赠、物我回还的情境。

审美移情发生的原因是同情感与类似联想。谷鲁斯等人认为引起移情的原因是人的生理活动，移情源自于人的“内模仿”。但立普斯的观点更可信。他认为，审美移情起源于人的类似联想。人都有一种自然倾向或愿望，要把类似的东西放在同一个观点下去理解，所以总是按照切身经验的类比，去看待身外发生的事件。这就是说，审美的人都是有同情心，以自己体验到的某类情感，去类比、理解周围看起来是同类的事物。这种同情，不但及于他人，也及于其他生物及无生物。

审美移情的功能是人的情感的自由解放。尽管移情不一定伴随美感，但美感则必定伴随移情。因为审美移情能给人以充分的自由。人的不自由常常来自人自身。自身是有限的，它是自由的牢笼。可是在审美移情的瞬间，自身的牢笼被打破了，“自我”可以与天地万物相往来，获得了自由伸张的机会。“自我”与天地万物的界限消失了，人的情感也就从有限扩大到了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