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7年7月17日，在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的《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以下简称白皮书）中，关于我国通用语言文字普及规范、信息化建设、服务能力、语言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状况都有了数据支撑。

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我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我国的普通话普及率已经从2000年的53%提高到2015年的73%左右，预计到2020年，普通话普及率将达到80%，这意味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书同文，语同音’的梦想将会实现。”白皮书主编、语用司原司长姚喜双介绍说。

2016年我国语言文字第一大研究热点就是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问题研究。“之所以说这是第一大热点，因为相关研究数量多，权威学者参与多，相关学术会议多，反映出学术界聚焦国家战略需求的家国情怀。”

2016年火爆荧屏的央视节目《中国诗词大会》约有4.86亿人次收看，成为继《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以《中国成语大会》之后的又一文化品牌。这三个节目从字、词、篇的角度，展现了我国语言文字的魅力，体现了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博大精深。

在云南省九河乡的普米族，除两名60岁以上的老年人汉语不熟练外，其余474名普米族人都能熟练使用汉语。同时，普米族人的母语意识近年也逐渐提高，一些家庭开始教孩子学习普米语。

调查显示，现今台湾大学生对简化字的理解度80%以上者已超过六成，阅读简化字书报刊物没有问题。香港已开展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20年，年均测试人数由1996年的141人次发展到2016年的7338人次。澳门2016年有387人次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达历史新高。

汉语国际传播逐步推进，推进中华文化“走出去”。我国已在14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511所孔子学院和1073个中小学孔子课堂，全球参加汉语水平考试的考生达600万人次。

（摘编自《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首次发布》）

材料二：

人类的一些种群长期生活在不同的地区，逐步分化出方言，最后形成独立的语言，语言的多样性由此形成。这是一个历史过程，至少需要l500年。因此语言中保存了使用该语言族群的大量历史信息。要了解语言分化的历史，必须结合使用该语言群体的分化历史。

（摘编自《“语言保护”多人谈》）

材料三：

广告宣传中常见的用字错误：“绅士”误为“绅仕”。随着中产兴起，“绅士”一词大行其道，常现身广告中。香港明星黄宗泽今年当选了某时尚杂志评选的“新绅仕”，广告随处可见，但“绅仕”其实是“绅士”之误。“绅士”指有现代文明修养的男士，其“士”是对男子的美称，不能写作“仕”。“士”古代指未婚男子，也可做成年男子的通称，或做男子的美称；“仕”则作动词用，通常指做官。

（选自《咬文嚼字》公布2016年十大语文差错）

材料四：

报道中禁止使用“哇塞”“妈的”等脏话、黑话等。近年来网络用语中对各种词语进行缩略后新造的“PK”“TMD”等（新媒体可用“PK”一词），也不得在报道中使用。近年来“追星”活动中不按汉语规则而生造出的“玉米”“纲丝”“凉粉”等特殊词汇，我社报道中只能使用其本义，不能使用为表示“某明星的追茶者”的引申义。如果报道中因引用需要，无法回避这类词汇时，均应使用引号，并以括号加注，表明其实际内涵。

（选自《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中的禁用词和慎用词》）

材料五：

鱼钓

郑武文

王铮担任住建局长的时候，已经有两任局长从这个职位上落马了。王铮已经58岁了，再干两年，就安全到站，光荣退休。王铮每天如履薄冰，小心翼翼。他定下规矩：无论是谁，都不能到他家里谈公事。双休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熟人骚扰，带一个只有老婆知道号码的手机，自己开车到几十里外的水库去钓鱼。

水库里钓鱼的人不少，都互不相识。王铮钓得安然自在。水库很大，库底自然卧了不少大鱼。有一天王铮运气特好，竟然钓到了一条足有几十斤的大鱼，王铮一抬没抬起鱼竿来，又抬还不行，只好带着鱼竿沿岸溜鱼，三溜两溜，脚下一绊，竟被鱼拖进了浅水里。王铮赶紧爬起来，旁边一个钓鱼的老头也过来帮忙。王铮解嘲地说：“呵呵，我钓鱼竟然被鱼钓了。”初春的天气，风还刺骨。老头忙说：“我家就在附近，先到我家换身衣服吧。”王铮开始还推托，禁不住老头一个劲劝说。又一想，不过是一个农家老头，又实在冷，就去了。

老头就住在旁边的村子里。老头先拿出自己的衣服给王铮换上，又吩咐老伴把湿衣服烤上。然后拿出一瓶酒，二人推杯换盏，相谈甚欢。当然王铮没说他是干啥的，老头也不问。

又一个周末，王铮钓够了鱼，就直接去了老头家。不能白吃人家的不是？王铮带了现成的食品和酒。老头也不推辞，又拉起了家常。

一来二往，二人就成了好朋友。有一天喝酒正欢，老头拿出一幅画，说是祖上留下的，让王铮鉴定一下。王铮一看，是一幅《秋钓图》，画着一个老头在湖边钓鱼，岸上菊黄竹疏，秋风瑟瑟。立意很好，画工也好。只是落款不甚明确。王铮对画本无研究，只是看着顺眼，就连声说：“好，好……”老头说：“一张破画子，这么旧了，咱庄户人没用，送给你当个玩意吧。”王铮说：“那不行，说不定挺值钱呢，你先去鉴定一下。”老头说：“鉴定啥，以前就在屋里挂着的，脏成这样了。”王铮一看，不好再推辞，就收下了。

回去以后很喜欢，经常拿出来看，后来就直接挂办公室了。

后来一段时间，市里要建一个国际会展中心，王铮忙得没时间去钓鱼了。投标那天，办公室进来一个四十来岁中年人。进来就打招呼：“王叔，你好，我是赵强，还认识我吗？”王铮一怔，看着有点面熟，没想起来。赵强一指王铮后面的画，说：“我住在水库边，您跟我爸是好朋友。”王铮的心里就有些不快，说：“你也来投标吗？”赵强说：“是啊，我也干工程。”王铮说：“那下午投标吧，同等条件下我帮你。”赵强说：“谢谢叔，中午一块出去吃饭吧？”王铮说：“那不行，我们有纪律。”赵强就没说什么，出去了。

下午投标，赵强中标。王铮也和三个副局长开了碰头会，三个副局意见难得统一，一致拍板让赵强干。王铮总感觉有点不对劲，可也没说什么。

过了一段时间，还真出事了。赵强潜逃，三个副局长被双规，王铮党内记过一次。

在反贪局，副局长们感到很冤枉，说：“王铮拿了一个郑板桥的《秋钓图》，价值数百万，为何只记了个过？”

反贪局长拿出一幅画，说：“你们说的是这幅吗？王铮拿画以后，做了鉴定。发现是真画，就到反贪局备了案。如果没事，那是正常赠与，退休后还给人家；如果相求，此是贿赂，就交到局里。因为他太喜欢那幅画了，就又求人临摹一幅挂在办公室里……”

此时的王铮正坐在他的老板桌后面，副局们的落马让他脊背一阵阵发凉。

到周末，王铮又去钓鱼，秋风起了，落叶萧萧，到处一片凄肃景象。他感觉自己很像《秋钓图》里的老叟。

鱼漂动了，提上来却没鱼，只是鱼食没了。如此几次，令王铮气恼不已。

想一想又笑了，不是吗，人在钓鱼的时候，鱼也在钓人。

材料一：

1995年，为了解决三农问题，江苏省率先开始招聘大学生担任农村基层干部。1999年，海南省推出大学生村官计划，定安、临高、东方等市县先后组织招聘大学生村官。同年，浙江省宁波市采用公开招考方式，成为全国第一个推行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的地区^这一时期，大学生村官主要表现为人数较少，形式多样，逐步打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回流到农村的正式渠道，为后来发展积累了重要的实践基础。

2004年，河北省邢台市在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决定每年选派1000名大学生到农村工作，5年内实现全市5200个行政村都有大学生村官的目标。到2004年底，全国启动大学生村官计划的省市区发展到10个，主要分布在东、中部地区。

2005年7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2006年2月，中央组织部、人事部、教育部等八部委下发通知，联合组织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此后，大学生村官工作进入大范围试验阶段。

（摘编自李妮《大学生村官面临的问题及建议》，作者来自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材料二：

在对大学生村官的访谈中，普遍有身份尴尬的感觉。从身份上说，大学生村官目前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村干部，主要是对村干部进行协助，即村官不是官，在本质上是一段时期的服务者，如何寻找到自己的定位点，发挥最佳的作用，是一个需要权衡的问题。在问及合同期满去留时，几乎全部的大学生村官都表示，希望在近两年内考上公务员或者考研及创业，其中大部分都表示尽量能考上公务员。

一项对新疆巴州和静县某银大学生村官的调查报告显示，39.6%的村民对大学生村官最大的担忧是能否带领村民致富；24.8%担心大学生村官能否很好地融入农村生活，28.9%则表示对大学生能否长期扎根农村表示担忧。

（摘编自“豆瓣网”《大学生村官现状及发展前景分析报告》）

材料三：

大学生当村官9年，想继续在农村发展，却成为“临时工”，这种大学生村官的尴尬处境说明一些地方政府把大学生到农村、基层工作作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途径，却没从当地的实际需要、大学生的长远发展来规划大学生的农村工作，或者是将其作为表明自身重视人才的“政绩工程”，对如何长效使用这批大学生缺乏长远考虑。

大学生村官在农村的遭遇，却让我们不得不从理想设计回归现实：政府部门，究竟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大学生村官计划？农村，又给大学生村官创造了多大的事业空间？大学生村官解决自己的出路，闹到上访，被有关方面“劝回”的地步，其中有多少无奈，需要有关部门多多思量。

（摘编自“搜狐网”《熊丙奇：大学生村官计划又成烂尾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