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燃机之父”史绍熙：科教兴国梦  拳拳赤子心

靳莹 冯国梧

史绍熙原名史绍华，1916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义庄村的普通农家。1939年以全班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北洋大学并留校任教。1945年史绍熙考取公费留英，1949到1951年他受聘为英国威尔士大学斯王西学院研究员，从事内燃机的研究，并在英国《工程》杂志上发表了《稳定流及脉动流的临界雷诺数》论文，引起了国际上的注目。

在科学研究中，史绍熙总是把国家的需要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1951年史绍熙决然放弃了优越的物质生活和工作条件，返回祖国，到天津大学任教。那时，新中国刚成立，工业基础十分薄弱，高校中也没有内燃机专业。然而内燃机却是国民经济与国防部门广泛应用的动力机械。史绍熙敢为人先，回国后第二年便在天津大学建立了内燃机专业，亲任内燃机教研室主任并讲授热工学、气体动力学、燃烧学、内燃机设计、高速柴油机原理与设计等课程；同时组织翻译了我国高等学校通用的第一套苏联内燃机教材及其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并建立了内燃机实验室，成为中国内燃机及燃烧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我国当时工业和经济正处于一个极其困难的时期，迫切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设计新一代柴油机产品。经过大量的研究和实验，史绍熙于1959年创造性地提出了既适合中国国情又兼具传统燃烧方式长处的新型燃烧系统——复合式燃烧系统，这是我国第一个具有独创性的燃烧系统，荣获了1982年国家发明二等奖，被列为新中国成立50年共和国科技丰碑与重大发明之一。但史绍熙并未就此满足，接着，他又组织开发了当时国家急需的105系列柴油机、85系列柴油机等，并研发成功我国第一台转速为3000转/分以上的高速柴油机和第一台两级自由活塞式发动机压气机。

1978年，史绍熙与王补宣院士一起推动了工程热物理这一新兴学科的确立，积极支持创建了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史绍熙在忙于教学与科研工作的同时，还致力于专著、论著和大型工具书的编纂工作。他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了70多篇论文。1983年他创办了《内燃机学报》，1984年中国农业机械出版社出版了他主编的380多万字的《柴油机设计手册》。1980年，史绍熙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在成为“全国内燃机行业公认的一代宗师”的同时，一步步引领中国的内燃机行业走向世界。

史绍熙始终走在国际学术的前沿，连续多届在国际内燃机会议上主持会议、宣读论文。国际内燃机会议是世界公认的内燃机科学技术领域中最高的学术会议，在史绍熙的大力争取下，经国务院批准，1989年在天津成功地举办了第18届国际内燃机会议。同时，他不断推荐、带领青年学者到国外顶级实验室深造，到国际顶级会议上作报告，手携手地把一批批年轻的学者带上了国际内燃机的学术舞台。

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史绍熙主张要培养“专业素质做经线，道德素质做纬线”的综合型人才，他自己更是率先垂范。2000年4月份，84岁的史绍熙动了大手术，可他当时还带着7名博士生，其中两位要在6月份进行毕业论文答辩。为此，史绍熙坚持5月中旬就出院回家。由于伤口尚未长好，他一只手按住疼痛的伤口，一只手修改论文；还与学生们详细地讨论问题，鼓励他们做好答辩准备。两位博士生顺利通过答辩，史绍熙很高兴，却精疲力尽地连说话都困难了。

香港理工大学于2000年9月18日召开国际学术会议，由于重病在身，史绍熙的论文尚未完成。开会在即，理工大学来函敦请赴会。他已自知不可能赴会，但仍要坚守信义，必须把论文寄去。那时，他已是再次入院抢救了。清晨，史绍熙悄悄起身，伏案写作。医生查房时发现他的输液管内充满红色，原来由于他起身写作，引起了血液倒流，医生们见状，感动得眼圈都红了。论文终于在8月末寄出了。此时史绍熙离辞世只有15天，他还对国外来的E－mail进行了回复。史绍熙辞世时，家中的书桌上还放着一批未能回复的E－mail和信件。

（摘自2016年9月29日《科技日报》，有删改）

   狂儒辜鸿铭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1857年生在南洋。他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曾为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

辜鸿铭生于马来半岛的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带上当时只有十岁的辜鸿铭。到了英国，辜鸿铭很快掌握了多种西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的赏识。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14年的留学生活使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别人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一边帮助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

从在英文报纸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后来又翻译了《大学》等书。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发表了《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出版，在欧洲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

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替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授英国文学时，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鸿铭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选自“国”《狂儒辜鸿铭》，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