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日，澎湃新闻记者实地探访聚集了大批陪读家长的毛坦厂镇，探求当地真实的“高考生态”。

陪读妈妈：

黄晓，今年43岁，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她的“任务”除了陪读上高二的18岁儿子，还需要照顾好因儿时发烧而失去自理能力的22岁女儿。黄晓租住的房子是两室一厅，一年房租2万。虽说要带着女儿重新适应新环境，但黄晓只要想到能每天和儿子见面，心里就很幸福。在毛坦厂陪读的日子里，黄晓每天不到6点就要起床给儿子烧早饭。黄晓说，自己除了洗衣做饭，就是照顾女儿，而做饭一般都是烧儿子或者女儿喜欢吃的，“晚上11点多放学回来，我还煮面给他吃”。黄晓心疼儿子，考试后，从不主动问成绩。“看他脸色就知道他考得好不好。”她说。儿子晚上回家后学习一般会到12点半，而她也会等到儿子睡了之后再休息。

陪读8个孙辈的七旬奶奶：

一间约20平方米的出租房里，74岁的陪读奶奶李仁珍正坐在床边听着收音机，她孙子徐鹏是毛坦厂中学的高一学生。20多年前，不到50岁的她在老家开始了陪读生活。这是自己第二次来到毛坦厂陪读，上一次是小孙女读高中时。在李仁珍看来，她不愿给晚辈添麻烦，“陪读”孙辈也是为了给子女们减轻压力，所做的事就是照料生活，帮孙辈洗衣、做饭。陪读8个孙辈也并非值得一提的事。除了吃午饭、晚饭时在家里的20分钟外，要到晚上11点放学后，李仁珍才有跟徐鹏独处的机会。她坦言，因为孙辈平时课余时间少功课多，这些年陪读期间，自己很少主动跟孙辈交流，“怕打扰他们学习”。

(摘编自2018年6月2日澎湃新闻）

材料二：

被称为“亚洲最大高考工厂”的毛坦厂中学，每年都会吸引大批学子前来备战。

近日，记者来到毛坦厂镇看到，当地托管中心的代陪读服务预定火热。在毛坦厂镇的一家托管中心，二层的楼房被隔成数个单间，每个单间里都配有床铺桌椅，这里的房间已经被预订过半，有些学生已经将物品搬进寝室。在开学前，这里将住满学生，托管老师会代替孩子们的父母照顾学生的饮食起居。

据了解，学生在托管中心一年的费用大概在25000到30000元人民币之间，价格根据所选房间的大小而定，费用包含房租、伙食以及洗衣服等服务费用。

暑期放假，学生们在补习功课，家长则选择在小镇上做生意或者在服装加工厂打工，利用放假的时间工作赚钱，以此补贴家用。据了解，在服装加工厂通常按件计费，多劳多得，尽管收入不高，但对于陪读家长来说，可以缓解家庭的压力。

在安徽六安毛坦厂镇，每年都有超过一万名学生来此求学，也孕育了小镇上火热的“陪读经济”。

(摘编自《安徽毛坦厂：学生求学催生“陪读经济”》，2018年6月29日中国新闻网)

材料三：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就陪读现象对2003人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如下：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2017年3月2日）

材料四：

根据陪读的表现形态，大体可分为临时性陪读、阶段性陪读、隐匿性陪读、全程性陪读等几类。多元的陪读现象，折射的正是复杂的教育图景。优质教育资源仍不够均衡，是“陪读大军”产生的根本原因。尽管随着教育投入的增加、教育均衡的推进，教育资源校际、域乡、区域间不均衡的状况已经大大改观，但优质教育資源的高位均衡距离公众期待仍有差距。良禽择木而栖，望子成龙的家长自然也会择名校而居。再加上部分家庭对于升学与应试的过度追求，一切与学习无关的事情都该由父母包办的错误教育观和成长观，家长也就被裹挟进陪读队伍。

(摘编自赵婀娜《读懂“陪读大军”背后的教育焦虑》《人民日报》2017年9月7日）

司马迁是一个史官，对于那样一个泱泱大国，他所能做的多半是记录。和同时代的许多官员相比，他可以改变的东西相当有限，而其性格更决定了他在政治上的劣势。客观地讲，后人纪念司马迁，既是对他的尊敬，也包含了许多同情，这让司马迁成为了历史上一个典型的悲情英雄。不是战死沙场，而是淹没在一个所谓“盛世”的大汉。。

司马迁的爱憎分明是大部分人爱他的主要理由，但这四个字却远远不能概括司马迁的全部。之所以他的名字能够和他的《史记》一起被载入史册，不仅因为他有一颗心怀天下的赤诚之心，更重要的是他做到了一个史官和一个人的境界——真。这种真概括起来就是一种“实录精神”，这种精神源于他父亲临终前的嘱咐，也一直延续到司马迁生命的终点。

为了得到历史最真实的素材，司马迁必须以最近的距离去触摸每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今天才得以将《史记》奉为历史真实公正的范本。从技术上讲，司马迁收集史料的方式是原始而落后的，没有碳-14定位仪，没有多少人的协助，也没有今天史学家们系统的理论知识，他能做的只是朴实的记录。

面对现实，记录现实，秉笔直书，看上去不及征伐疆场将领之勇，也不及社稷江山帝王之智，但司马迁的《史记》真实的呈现告诉我们，王侯将相、布衣百姓只不过是历史中的一个又一个等质量的元素，这种不虚美不隐恶的记录方式，对于司马迁来说既是一位史官的职责，更是他胸中最大的心愿。

比了解到真相更难的是把真相说出来，而钱与权正是说出真相最大的阻碍。幸运的是，历史人物不会因为自己的丑像被暴露而找司马迁算账，但他所经历着的一切钱与权的现实压力，却也着实考验着他作为一个史官的秉性——而他做得很好。

实录精神的存在需要社会的宽容，也需要实录者的勇气，而一个宽容的社会也注定会增加实录者的勇气。记录现实比记录历史更需要勇气，因为现实中的丑陋者从来害怕让人知道自己的丑陋，而记录也远远不止于美丑之辩！不要说记录者代表正义，但起码应该代表事实——这是记录的最低要求，也是最高要求。呈现真实是一个技术活，但更是一种精神、一种理念。

中国的历史从来不缺创造者，他们在历史的巨钟上猛敲，要让后人也能听到余音。历史让我们记住了他们，可谁又让我们记住历史？司马迁正是用他这种呈现真实的执着，让后人记住了历史，也记住了这本巨制背后的那个曾受腐刑的司马迁。

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谈道：“我们国家一直有三个大祭’，一是祭黄陵，属于国之祭、族之祭；一是祭孔子，属于文之祭祀，是对文脉的一种追踪；还有一个就是祭司马迁，它既是文祭，又是心祭，是对一种伟大人格的缅怀。”

中华民族是一个缺乏悲剧感的民族，喜欢大大团圆、喜欢盛世、喜欢辉煌、喜欢纪念成功人物，司马迁的存在就有了他特殊的意义，我们应该负重，要有悲剧感，心存忧患意识。所有这些司马精神，为我们今后悼念司马迁，敬仰我们的民族精神，建树我们的文化灵魂，提出了非常久远的任务。

（选自《司马迁实录精神》，有增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