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缘

老编辑朱慨然的家在古双巷的尾端，再过去几十步，就是雨湖，水光波影一直通到小巷中来。他家进门是一个极小的院子，一堵花墙，把前后隔成两半。花墙正中有一个六角形的门，门两侧上方嵌两个漏窗；门楣上置一块汉隶小匾，上书“置足园”。

园子长约五十步，宽仅二十步许。前面是幽静的庭院，后面是三间小瓦屋。庭院的东北角，叠几块玲珑山石；庭中植几丛花木，红绿相映；西侧贴墙筑半廊，与一个半亭相连，亭墙上凿出一个扇形窗，伸颈可餐雨湖秀色。亭子旁边耸几竿瘦竹，一如郑板桥之画意。庭园虽仅可置足，却似唐人绝句与宋人小令，堪可咀嚼。

这园子是他的挚友胡令行设计的，而远在湘南山地的令行却于几日前溘然长逝了。

在大学里，他们读的是中文系，同班，且穷。朱慨然喜欢写些小说、诗歌。令行则在课余苦研园林建筑，把一本明人撰著的《园治》读得滚瓜烂熟，又经实地考察，积累了许多经验。毕业后，朱慨然到书局当编辑，令行在一个营造厂做了技师。

当朱慨然东凑西借，买下这个又小又破的园子时，令行喜得眉飞色舞。他苦思冥想，精心算计，用极少的钱置办了砖、瓦、木、石，和请来的两个工匠一起将园子修葺一新，又亲自携锄到荒野，挖来几竿瘦竹几株花草，植在园中。两人坐在半亭里，推敲出"置足园"这个雅名。令行论及造园得失，妙语惊人：“私家园林往往地甚局促，常于无可奈何之处，以无可奈何之笔化险为夷，使全局顿生光彩。”他慨叹：“我平生最大的愿望，是设计一个自己的园林。为豪门大户造园，受其制约，俗不可耐。我颇想回老家去，一是照顾老人，二是倘遇机缘，能置办一座园林也难说。”

过了两年，令行真的飘然而去。朱慨然间或收到令行信札，说他在家乡教小学，因为此地太缺少师资。学生很尊重他。说他父母相继辞世，自己仍是孑然一身。

十多年过去了。“置足园”犹在，而斯人去矣。朱慨然不胜唏嘘。稍觉慰藉的是去年得令行一信，说已有了一处很好的园林，名“适园”，还附了一篇颇有文采的散文《适园小记》。文中写道：“吾园择山水佳胜之处为之，最可怡其性情，适其意趣。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一水一桥，皆顺其自然，无斧凿雕琢之迹，得流霞凝岚之妙，天设地造，物我俱忘，遂名之为‘适园’。”园中的种种景状，四时及晴雨中的变化，何处是湖，何处有山，何处立寺，何处飞桥……皆细细描绘。

慨然奇怪，此等规模之园林，该花多少银钱？他决意去令行家乡一走。

一路车船劳顿，朱慨然终于来到湖南的令行老家。他打听“适园”在何处，竟无人知。

阳光下闪着一个很大的湖，湖心有一小洲，一条柳堤如绸带从岸边飘到洲上。湖的彼岸，有一座不高的山，绿云间露出古寺的一角红檐。他寻到那一拱板桥，跨过溪流，果然有一片泥墙茅顶的屋舍，围在竹篱中，木板门上方有一横额，上书四个隶字：得育小学，是令行的手笔。朱慨然走进了学校。闻说是令行的老友来访，几个年轻老师——是令行的学生，热情地接待了他。他知道了令行的许多情况。

令行是累死的。拖着一个患痨病的身子，教学上又一点不肯马虎，从早到晚，上课、备课，忙得有滋有味。每月的收入，除留一点生活费外，全用来为穷苦学生购买书籍、文具。朱慨然听得双手发颤，心上寒飕飕的。

“令行不是有一座‘适园’吗?”

“先生生前说，无园者可以有园，天地万物皆属此园。顺乎自然，以三尺微躯为社会效力，即是赏心乐事。”

朱慨然觉得自己已找到了令行的“适园”。

传记是一种实录性的文学。在理论上，我也承认那些飞腾的想象在文学作品中的重要位置。可是实际上，我总偏爱那些事实气味比较浓重的作品。在那里，我仿佛更能够接触到一种真实生命的呼吸和表情。

但是，传记所取材的人物和作家写作的态度方法，是很不一致的。有些传记作品中的人物，只叫我们钦敬，甚至于只叫我们畏惧。他不叫我们怜爱，不叫我们反省。在罗曼•罗兰的传记中，许多人物，虽然性格十分差异——例如米开朗琪罗，既不和贝多芬相近，也和米勒有着分别——可是，读了总叫人感动、反省和振奋。像贝多芬那种坚强、泼辣而又富于人情的人物，他的震撼和扶掖我们，不用多说了。托尔斯泰和米开朗琪罗——特别是米氏，都是具有很大弱点的人，可是我们在传记里和他们接触，却感奋地分了他们痛苦、失败，同时也分了他们的诚挚和成功。我们的生命和他们的差不多融成一片，决不只“枕着他们休息一会”而已。有些传记叫我们读了，只深深赞叹着作者艺术的高妙，可是对于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和行动，却不怎样兴起重大的关心。我们只做了一回人生的旁观者和艺术的鉴赏者。这种性质的传记，现代并不少。像莫里哀那样的名手，他的作品多少也要叫我发生这种感觉。罗曼•罗兰的名人传，分明是属于另一种类的。它不是没有艺术的威力，而是这种威力在显示了一种真实的人生之后，自己躲藏了起来，它不要叫自己浮泛在读者的意识上——因为这样会妨碍读者对作品中人物的交感融会。这正是蒙庄所说的“得鱼忘筌”的境界，第一流的艺术家要叫读者经由作品直接地去“关心参与”活的人生。叫人只停留在他们艺术的戏法前而不过是那些搔首弄姿的小家罢了。真正的艺术应该超越艺术。

严格说来，罗曼•罗兰的名人传，自然并没有达到传记文学应该到达的理想地步。例如他对于那些伟大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等，就没有给予比较深入的分析——特别是社会学的分析，而这在我们看来是相当重要的。可是，他另一方面的成功太伟大了，以至于叫人对于这种缺点也觉得并不怎样紧要。

（节自钟敬文《罗曼•罗兰的名人传》）

随着人类认识与改造世界能力的不断增强，环境伦理不断扩展着道德关怀对象，从生命体到地球生态圈，再到暂无生命迹象的外太空，这本身便使环境伦理研究视域得到延伸。在荒野语境下，将地球荒野地所定义的荒野概念，扩展至距离地球居住区更遥远的外太空，从而构建起“太空荒野”的概念。这种将“地球荒野观”投射至“太空荒野观”的建构，或许是处理太空开发伦理问题值得借鉴的路径探究方式。

1755年，塞缪尔·约翰逊在《英语辞典》中将“荒野”定义为“一片荒漠，一块孤立和未开化之地”。这一定义在很长一段时间被英美视作标准。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颁布的《荒野法案》将“荒野”定义为“荒野与那些人类影响起支配地位的地区相比，被认为是一个地球和它的生命群落不受人类约束的地区，在这里人类自身是一个不再停留的访客”。如今，词典中将“荒野”定性为未耕作的或者未开发的空间，并从地球上的土地、海洋延伸到太空。在人类对太空探索和开发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太空开发的伦理问题日渐凸显，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公地悲剧”可能在太空开发中重演。太空中的很多资源与地球上的“公地”资源一样，同时被多个拥有者持有对其的使用权，而对于每一个使用权利持有者而言，却没有阻止他人使用的权利。这可能会导致即使人们知道公共资源由于过度使用必将造成资源的枯竭，但人们会抱着私心进行竞争性过度开发，从而导致资源枯竭。

其二，当前，太空不仅是科学探索的领域，还是一个关于资源掌控及利益争夺的战场。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甚至垄断了先进的空间科学技术，在开发太空的进程中具有优先性和主导权。但是，对于太空技术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关于“先到先得”的太空开发分配方式是否应该受制于国际太空正义规范的探讨存在必要性。此外，先期太空开发者遗留下的“太空垃圾”有撞击其他航天器的风险，增大了后期其他国家太空探索的难度。发达国家在自身发展后，可能将太空污染的不良后果均摊甚至直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太空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为了对太空探索的伦理问题有解决的方法，我们可以赋予太空一个道德主体的地位。太空环境是宝贵的，它为人类提供了几乎无限的空间，供人类探索开发。地球荒野和太空荒野都充满活力，会在生命的智慧中显现出来。无论是在地球上还是在太空中，我们都可以用伦理道德的概念框架来约束我们的行动。人与地球环境和人与太空环境间的关系存在相似性，人不仅要尊重地球环境，也要把道德关怀的目标延伸到太空中——不仅要利用它丰富的资源，还要保护好它自身美的存在。

（摘编自吕莎《环境伦理视域下的太空荒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