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现代旅游产业产生于19世纪，在20世纪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旅游产业获得了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发展环境，迅速成为一个新兴产业。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旅游收入在世界出口收入中占比8%以上，超过石油，汽车，机电等出口收入，旅游产业正式确立了世界第一大产业的地位并保持至今。

（摘编自《2017～2023年中国旅游地产市场专项调研及未来前景预测报告》）

材料二：图表一（全球旅游行业竞争格局图）

2010年 2030年（预计）

（数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表二

（图片于《2017年中国出境旅游大数据报告》）

材料三：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进一步加大，旅游成为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之一，是人们度过休闲时间的最佳选择之一。以新兴国家为代表的旅游目的地不断出现，世界区域重心正向东方转移。中国正是这一趋势的代表，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从国际游客接待量上看，2004年以来，中国成为居法国、美国、西班牙之后的全球第四大旅游目的地国家，其中2010～2012年中国一度超过西班牙，位列全球第三大旅游目的地国家。个性化、自由化成为新的趋势，传统观光旅游，度假旅游已不能满足旅游者的需求，各种内容丰富、新颖独特的旅游方式和旅游项目应运而生。

（摘编自《2017年中国旅游业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分析》）

材料四：一个国家或地区旅游业的成功，最基础的条件在于它所拥有旅游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因此那些自然景观多样，地域文化内涵丰富的国家或地区，往往更容易发展旅游业。但当前一些地区盲目粗放式开发，既提高不了经济效益，又造成了资源浪费，得不偿失。而且有限资源与市场之间迅速扩张的矛盾也使得当地压力加大，这就需要我们转变思路，寻找新的开发方式，让资源重新活起来。

多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的旅游项目。有人曾说：“一个项目，一个想法如果不够独特的话，很难吸引到别人。”注意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的结合，注重旅游项目的地域组合。良好的旅游项目与地域组合也是人们旅游选择的一大标准。当然，基础设施建设对旅游业的发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如出行方便，安全性高，住宿条件好，食品干净卫生的旅游景点往往能得到大众的青睐。因此，政府部门应加强旅游地在“吃住行购”等方面的建设，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

（摘编自《2018年中国旅游市场分析报告--行业深度调研与发展趋势预测》）

“中国内燃机之父”史绍熙：科教兴国梦  拳拳赤子心

靳莹 冯国梧

史绍熙原名史绍华，1916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义庄村的普通农家。1939年以全班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北洋大学并留校任教。1945年史绍熙考取公费留英，1949到1951年他受聘为英国威尔士大学斯王西学院研究员，从事内燃机的研究，并在英国《工程》杂志上发表了《稳定流及脉动流的临界雷诺数》论文，引起了国际上的注目。

在科学研究中，史绍熙总是把国家的需要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1951年史绍熙决然放弃了优越的物质生活和工作条件，返回祖国，到天津大学任教。那时，新中国刚成立，工业基础十分薄弱，高校中也没有内燃机专业。然而内燃机却是国民经济与国防部门广泛应用的动力机械。史绍熙敢为人先，回国后第二年便在天津大学建立了内燃机专业，亲任内燃机教研室主任并讲授热工学、气体动力学、燃烧学、内燃机设计、高速柴油机原理与设计等课程；同时组织翻译了我国高等学校通用的第一套苏联内燃机教材及其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并建立了内燃机实验室，成为中国内燃机及燃烧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我国当时工业和经济正处于一个极其困难的时期，迫切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设计新一代柴油机产品。经过大量的研究和实验，史绍熙于1959年创造性地提出了既适合中国国情又兼具传统燃烧方式长处的新型燃烧系统——复合式燃烧系统，这是我国第一个具有独创性的燃烧系统，荣获了1982年国家发明二等奖，被列为新中国成立50年共和国科技丰碑与重大发明之一。但史绍熙并未就此满足，接着，他又组织开发了当时国家急需的105系列柴油机、85系列柴油机等，并研发成功我国第一台转速为3000转/分以上的高速柴油机和第一台两级自由活塞式发动机压气机。

1978年，史绍熙与王补宣院士一起推动了工程热物理这一新兴学科的确立，积极支持创建了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史绍熙在忙于教学与科研工作的同时，还致力于专著、论著和大型工具书的编纂工作。他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了70多篇论文。1983年他创办了《内燃机学报》，1984年中国农业机械出版社出版了他主编的380多万字的《柴油机设计手册》。1980年，史绍熙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在成为“全国内燃机行业公认的一代宗师”的同时，一步步引领中国的内燃机行业走向世界。

史绍熙始终走在国际学术的前沿，连续多届在国际内燃机会议上主持会议、宣读论文。国际内燃机会议是世界公认的内燃机科学技术领域中最高的学术会议，在史绍熙的大力争取下，经国务院批准，1989年在天津成功地举办了第18届国际内燃机会议。同时，他不断推荐、带领青年学者到国外顶级实验室深造，到国际顶级会议上作报告，手携手地把一批批年轻的学者带上了国际内燃机的学术舞台。

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史绍熙主张要培养“专业素质做经线，道德素质做纬线”的综合型人才，他自己更是率先垂范。2000年4月份，84岁的史绍熙动了大手术，可他当时还带着7名博士生，其中两位要在6月份进行毕业论文答辩。为此，史绍熙坚持5月中旬就出院回家。由于伤口尚未长好，他一只手按住疼痛的伤口，一只手修改论文；还与学生们详细地讨论问题，鼓励他们做好答辩准备。两位博士生顺利通过答辩，史绍熙很高兴，却精疲力尽地连说话都困难了。

香港理工大学于2000年9月18日召开国际学术会议，由于重病在身，史绍熙的论文尚未完成。开会在即，理工大学来函敦请赴会。他已自知不可能赴会，但仍要坚守信义，必须把论文寄去。那时，他已是再次入院抢救了。清晨，史绍熙悄悄起身，伏案写作。医生查房时发现他的输液管内充满红色，原来由于他起身写作，引起了血液倒流，医生们见状，感动得眼圈都红了。论文终于在8月末寄出了。此时史绍熙离辞世只有15天，他还对国外来的E－mail进行了回复。史绍熙辞世时，家中的书桌上还放着一批未能回复的E－mail和信件。

（摘自2016年9月29日《科技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

2016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15676.7亿元，比上年增加1506.9亿元，增长10. 60/，增速较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11%，超过欧盟15国2.08%的平均水平。

《公报》中数字的变化，呈现我国科技经费投入力度加大、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稳步提高的趋势。同时，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持续攀升，5. 2%的占比让人眼前一亮。我国研发投入再创历史新高，得益于政府的引导和政策环境的不断优化，中央财政加大研发经费投入力度，双创的开展也激发企业研发的积极性，研发经费保持较高增长。基础研究目前依靠政府投入特别是中央财政投入，从而取得较高增长速度，目前，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已高于美国联邦政府。研发经费投入超过千亿元的省（市）有6个，分别为广东、江苏、山东、北京、浙江和上海。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市），分别为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广东、浙江、山东和陕西。

但与美、英、法等发达国家15～25%的占比水平相比，我国5.2%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尚有差距。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增长还需引入社会资本，改变中央财政投入为主的局面，建议北京、上海等科技、财力基础较好的地方政府，以及有实力的行业或领先企业如华为等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

（摘编自《解读（2016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科技日报》2017年10月10日）

材料二：

注：“规上企业”为规模以上企业的简称。

（摘编自《我国科技实力实现历史性跨越》，《人民日报》2019年8月5日）

材料三：

直至10年前，美国人还在诬蔑中国输美商品的生产线为“血汗工厂”，因为那时中国出口商品主要来自劳动密集型的企业。现在，美国的反华政客则集中诬称中国“偷窃美国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移”。这其实反映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国力、产业结构和科技水平从量变到质变，已经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中国SG通信技术等领域已经处于当今世界的领先地位。

中国对科技创新的投资不断提高。2018年，中国对科技创新的投资约占GDP的2.18%，可以说已经接近发达经济体的标准了。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今后对科研投入的比例不容小觑。中国的知识工人数量在增加，2018年，中国有860万名大学毕业生，中国每年培养出来的工程师数量要大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总和。对外开放促进中国科技创新，在中美经贸谈判过程中，多名中方代表都能流利使用英语，他们显然对美国社会和美国文化有一定的认知。相反，美方主要代表却不能用中文进行交流或表达。在美国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的当下，中国对外开放的水平反而在提升。

中国科技创新具备特殊优势。与前苏联不同，中国的许多创新成果并不是直接用于军事用途，而商业用途的科研成果又满足了市场需要，刺激了经济增长，反过来又全面提升整体国力。中国政府还积极制定了科研的规划，并采取政策倾斜或参与孵化等方式来扶持创新，宏观调控作用显著。相反，财政状况和对社会资源协调能力等方面的短板使得美国较难与中国政府的能力比拟。在未来一个历史时期内，中国创新科技的继续发展是可期的，可持续进步的领域和空间也很宽。

（摘编自吴幼珉《中国科技创新靠啥赢得不竭动力》，《环球时报》2019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