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告别百花齐放的阳春三月，进入四月，2018年的武大樱花季已经离我们而去。在今年的樱花节上除了传统的樱花看点之外，就要数武汉大学在校园管理上的优化了。除了保持“实名限额、免费预约、双重核验”等基本政策外，还特别引入了人脸识别闸机，预约而来的游客需要“刷脸”才能进入校区。

从2015年到2017年，人脸识别技术经历了从快速落地到多领域应用的井喷式发展。如今，坐车可以刷脸、支付可以刷脸、自动取款也能刷脸、甚至连公厕取纸都能够刷脸……没有一点点防备，“刷脸”已经融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金融、交通、教育、安防、社保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生物识别技术明明有那么多，比如指纹识别、虹膜识别、静脉识别、声纹识别以及步态识别等等，其中指纹识别应用最为成熟，虹膜识别安全系数最高，为什么偏偏人脸识别能够独得市场认可，落地与应用都如此迅速呢？

首先，相比于指纹识别必须要采集指纹信息，人脸识别具有非强制性。它不需要被测者主动提供任何信息，只要你露出你的脸，它就能在不经意间对你完成识别。因此，人脸识别在便利性和隐蔽性方面更具优势。其次，因为人脸识别是利用可见光获取人脸图像信息，无需接触设备，因此不用担心病毒的接触性传染，在安全性和卫生方面更有保障。最后，在实际应用场景中，人脸识别技术可以进行多个人脸的分拣、判断及识别，并发性特点让其在识别速度和范围上具有明显优势。

（摘编自搜狐网《这个脸该不该刷？》）

材料二

上周公布了iPhoneX应用脸部识别功能，就在几天前，杭州一肯德基餐厅宣布可以刷脸支付了；农业银行总行下发通知，要求全国推广人脸识别系统；旅游业界很多领域已经开始试水应用刷脸技木——“刷脸”应用呈爆发式增长。但不少人也对该技术的安全性提出质疑。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对此做专题报告，对齐爱民教授进行专访。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指纹、虹膜、面容甚至基因等个人生物信息被大量搜集存储，目前这些已经被采集的生物信息，其利用和保护现状如何？我们该用怎样的眼光看待这些问题？

齐爱民教授：指纹、虹膜、面容等生物信息毫无疑问是个人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同于地址、电话号码等由社会生活经验等而形成的其他社会性抽象符号，这些生物信息直接采集于人体，体现个人的生理特性且与唯一对应。通常正是由于此唯一对应性降低了用户的被“复制”和“替代”的担忧。但在特殊情形下，指纹、虹膜、面容等此类唯一识别生物信息的收集，将用户个人信息安全推入更大的不确定风险中，一旦为他人非法使用，造成的个人信息侵权问题、个人信息安全问题、个人生活安全甚至是生命安全都将远远大于其他社会类个人信息的非法收集、处理和利用。

鉴于此类个人生物信息可直接且唯一识别到个人，从个人信息理论分类角度，其敏感程度远高于一般信息，甚至可称之为“敏感信息”中的“敏感信息”。鉴于其存在特殊风险，因此在保护层级上要高于“一般信息”，需要受到特殊关注和保护，但是以上讨论还仅限于学术领域，未列入立法实践的议程。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技术革新改变了人们的习惯，包括生物信息、健康数据、生活习惯等在内的个人信息被国外厂商大量搜集利用，可能会给个人、社会和国家安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

齐爱民教授：由于全球化和国际化趋势的加强，个人信息早就突破了地域的局限，成为各国竞争和关注的焦点。在当今信息时代，谁掌握了信息，谁就掌握了主动权。个人信息跨国传输问题早就超越个人信息保护的层面，上升到社会安全和国家安全领域。在我国公民个人信息为他国厂商广泛收集的情况下，其除了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挖掘技术等透视我国公民的消费习惯和购买倾向外，同样可以了解我国整体社会发展状况及未来可能发生的重大事件，我国国家安全面临极大的安全隐患。2013年出现的斯诺登事件就是一个例证，但这只是被揭露出的冰山一角，事件已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上述安全威胁却并未停止。

（摘编自《数据人》第732期《iPhcmeX应用脸部识别，齐爱民教授接受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专访》）

材料三

用户上网产生的位置信息、购物历史、网页浏览痕迹等数据归谁所有？企业利用人工智能大规模收集和分析这些数据，是否合法？日前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人工智能与未来法治”论坛上，与会者就人工智能背景下数据财产保护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现行《物权法》把物权分为动产和不动产，而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财产，难以按照此种分类方法进行归类。”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民法学研究会会长王利明提到，有观点认为，数据财产权的基本原则是谁的数据归谁所有，没有任何主体指向的数据是公共资源，但人工智能收集、储存、加工信息的过程中，数据的占有和转移是无形的，也没有有效的权属证明。如何对数据进行确权并且建构起权利内容和权利转移制度，这些问题尚未解决，需要立法予以回应。

（摘自财新网）

古代女子以黛画眉，故称黛眉。宋词中对于眉毛的描写非常多，《全宋词》中“眉”字出现的次数达到一千五百零九次。从审美学上来看，眉毛在人的面庞上的作用不容忽视，往往起到画龙点睛之作用。在一首诗词作品中，对于眉黛的描写，能体现女子的美貌动人。“层波潋滟远山横，一笑一倾城”（柳永《少年游》）描写了一个漂亮的歌女，眉毛像远山一样，眼波流转，千娇百媚。“远山眉黛长，细柳腰肢袅”（晏几道《生查子》）也是通过描写远山眉、细柳腰，向读者展示出了女子的美貌。。

宋人认为，眉毛是很好的表现情感的工具。通过对眉黛的描写，还可以表现委婉细腻的情感。宋代词人陈三聘在《鹧鸪天》中写道“春愁何事点眉山”，把女子画眉和春愁结合在了一起。同样用眉黛来表示愁情的，还有如“金缕歌中眉黛皱。多少闲愁，借与伤春瘦”（石孝友《蝶恋花》）以及“眉黛只供愁，羞见双鸳鸯字”（贺铸《忆仙姿》）。可以看出，宋词中关于眉的描写，很多时候都和“愁绪”这个意象联系在一起。眉黛代表女子，以眉而写愁绪，体现了古代女子的惆怅心理和孤苦命运。欧阳修的《诉衷情·眉意》中有这样的词句：“都缘自有离恨，故画作、远山长。”“远山”指的是北宋时期十分流行的一种眉形画法——“远山眉”，即眉毛细长而舒扬，颜色略淡。古人常以山水来表达离别之意，歌女画眉作“远山长”，表明了她内心的凄苦之情，因为她“自有离恨”，故而将眉毛化作远山之形。

“花黄”也称“花子”“额黄”，是古代妇女面部的一种额饰。它用彩色光纸、绸罗、云母片、蝉翼、蜻蜓翅乃至鱼骨等为原料，染成金黄、霁红或翠绿等色，剪作花、鸟、鱼等形，粘贴于额头、酒靥、嘴角、鬓边等处。《木兰辞》中描写木兰得胜归家，换回女儿装的场景为“对镜贴花黄”，说明南北朝时期，在脸上贴装饰物，已然成为一种风尚。宋代上层妇女也继承前代遗风，在额上和两颊间贴金箔或彩纸剪成的“花子”。这种“花子”背面涂有产于辽水间的呵胶，用口呵嘘就能粘贴。晚唐词人温庭筠的《菩萨蛮》中描写道“小山重叠金明灭”，一说即指女子额前的装饰物有所脱落而造成的或明或暗的效果。这些装饰物，使得词人笔下的女子更添妩媚动人之态。

“梅妆”也是宋代较为流行的一种贴面妆容，“梅妆”即“梅花妆”。这种妆扮相传始自南朝，宋武帝的寿阳公主在正月初七醉卧于含章殿下，一朵梅花落在她的额上粘住，三天后才落去，因而作“梅花妆”。陈允平的《绛都春》中有“梅妆欲试芳情懒，翠颦愁入眉弯”两句，这里词作者专门提到“梅妆欲试”，体现了这种妆扮在当时的流行性。妆容虽美，但是是却“芳情懒”，欲画而未画，说明这位女子心事重重，自己提不起兴致也更因无人欣赏，故无须白白画这妆容，更能体现出女子内心的孤寂。

（摘编自梁牧原《妆容与服饰在宋词中的作用》）

材料一:

可移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指运用各种方法延长可移动文化遗产寿命的专业性活动。保护技术推进的核心是找到与遗产变化状况相适应的保护方法，以便及时对藏品进行预警、干预，使藏品保持健康的状态。在此过程中，预防、治理、修复三个方面的技术运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预防是所有的减缓文化遗产恶化和损毁的行为的总称，它涉及光照度、环境条件、安全、防火和突发事件的准备等方面。治理是通过外界的干预直接作用于可移动文化遗产的保护行为，是为了消除正在损毁遗产的外界因素，从而使遗产恢复到健康的状态。根据可移动文化遗产遭受“病痛”情形的差异，治理技术可以分为杀虫、去酸、脱水和清洁等类型。修复是对已经发生变形或变性的遗产进行处理，使之恢复到原有的形态或性质。修复的内容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清除文物和标本上的一切附着物；二是修补文物和标本的残缺部分。

(摘编自周耀林《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研究》)

材料二：

以温度25°C，相对湿度50%为标准寿命(设其指教为1.00)，计算在温度15°C、35°C和温度10%、30%、70%条件下，纸张的寿命和标准寿命的倍教关系，结果见下表:

(摘编自李景仁等《图书档案保护技术手册》)

材料三:

毛里求斯是非洲一个岛国，位于赤道南部的西印度洋上，气候湿热多雨。毛里求斯拟修复的档案文件，形成于18世纪，文件纸张为破布浆机制纸，字迹材料为酸性烟黑墨水，双面手写。以手感鉴别，柔韧性极差，几乎一触即碎。通过测试数据可知，文件纸张严重酸化。应毛里求斯大使馆的要求和委托，国家图书馆图书保护组和图书修整组的技术人员，对部分档案文件进行了实验性去酸和修复。方案如下:

(1)去酸方案

酸是纸张纤维发生化学降解的催化剂，能加快纸张纤维的水解反应，使纸张脆化变黄、机械强度下降，直至脆裂粉碎，不能使用。为避免酸性对文献纸张的损害，人们研究了各种去除纸张酸性的方法。根据毛里求斯档案文件的损坏程度和特点，技术人员认为采用氢氧化钙溶液去酸法比较好，以氢氧化钙溶液去酸，可根据纸张酸化的程度调节去酸溶液的浓度和去酸时间，去酸彻底，可操作性强，在操作处理过程中也不会使文件出现新的损坏。

(2)修复方案

纸浆补书机与边缘、局部裱相结合的修复法。用纸浆补书机修补书页，既不遮挡字迹又能增强纸张强度。但纸浆补书机法也有其不足，如对书页的边缘残缺处和书口的断裂处补后的强度不够，主要原因是书口的断裂处及书页上的裂口缝隙过小，使得纸浆难以通过，边缘残缺处的纸浆与书页的连接方式属单侧直线连接，不够牢固。为了弥补这一缺陷，纸浆补书机与边缘、局部裱相结合显然是必要的。

档案文件修复后，纸张的强度和柔韧性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原来一触即碎的文件纸张，现在不但可以正常翻阅，甚至可以拿起抖动。对于文件修复前后的变化，毛里求斯大使馆人员表示惊讶，称之为“魔术般的变化”。

(摘编自周崇润等《关于毛里求斯档案文件的去酸与修复》)

市民文化节与社群意识改变

仲富兰

①新中国建立后的上海，从弄堂里走出来的市民文化曾经创造过许多先进经验，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居委会并在此后几十年社区建设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先进的典型，上海的“凝聚力工程”、“文明街区”等在全国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与推广。历史地看，城市化运动将人们一步一步推向文明，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生活空间的立体化、高层化、单元化、独立化，改变了传统社区的人文生态，左邻右舍之间的交往密切程度减弱，千百年来，“千金买宅、万金买邻”、“远亲不如近邻”的融洽邻里关系逐渐失衡，楼上楼下，左邻右舍相邻了多年，互不了解对方的情况并不鲜见，甚至连对方姓甚名谁也茫然不知。套用一句理论术语叫社区整合性差，社会关系松弛，表现为居民与居民之间，或居民与社区领导层之间难以沟通，彼此难以信任，无法团结合作。

②从精神层面看，这种状况造成的后果之一便是居民“社群意识”的薄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既不热心参与社群事务，也缺乏社区归属意识和参与意识。    是在全球消费主义独占鳌头的境遇下，经济逻辑取代社群的亲和关系，消费主义的延伸使商品附带的象征意义以及商品在消费中建立的社会关系成为市场价值在空间运作中的投射，空间的拆除和重建在工业萎缩的境遇下承担其刺激经济的作用，成为消费的催化剂。曾经人情融融的社区只能在空间架构下步步后退，消费主义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传统文化的疆域遭遇切割和划分，现代性的触角已经延伸到每个角落，无孔不入的能力将社区文化空间一再逼到墙角。这就是我们当今所面临的现实，尽管伴随着浓浓的苦涩味。

③综观整个世界的现代化发展走向，社群意识与社群问题一直是世界性的难题，即使西方的发达国家也未能幸免，所以，无论是英国、法国还是美国，他们都相继开展过“睦邻运动”、“社区组织运动”、“美化社区”等，其目的都是充分利用社区的人力资源，培养社区居民的自治精神和互助精神。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赛尔森就认为，社群心理意识是“对于其他人有类似的知觉、与其他人交互相依、借由给予或为其他人做所期望之事而有意愿去维持交互相依，并且是一部分较为可靠及稳定的结构的情感”。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逻辑就是，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社会面临的首要问题永远是人与人、人与自我这样一些基本的问题。人的生活离自然越远，就得跟人生活得越近。从社区的实际状况来看，告别了传统民居的旧习俗，新的习俗的肇建就构成新的难题。群体生活的问题，诸如人际关系淡化，凝聚力减弱，居民对社区缺乏责任感、投入感和归属感等等也就再次横亘在人的面前。我们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当然欢迎城市街区建设的推陈出新，但这种创新应与一地的社区文化精神与世代流传的文化认同相谐合。根据美国跨文化学者爱德华·霍尔《超越文化》一书中的观点，文化的交流与认同过程往往与具体的语境相关。而记忆场所恰好被认为是一种具体化了的文化认同。相比官方认定的、纪念碑式的建筑遗产或者成规模的历史地段来说，一条小街，一个街区的文化记忆场所更具普遍性、多样性，更贴近市民的社会生活与文化情感。也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尹·博尔在《从集体记忆到集体想象》一文中指出的，尽管这些记忆场所与城市的整体意象并非一致，或者还没能进入城市的档案馆或者博物馆，但正是它们构成了社区文化的认同性与多样性。

④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强化市民的主体地位的上海市民文化节的举办，不仅为上海提供文化服务、保障公民文化权利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创新，更对于政府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模式的转型，创造了新鲜经验，对推动上海市民社群意识的改变也带来了新的契机。

⑤随着办节的不断深入，将呈现多方面的文化意义，但从根本上向人的“社群”意识（或者称之为“社群精神”)的复归，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复归”也并不意味着回到传统的、封闭的、同质的生活共同体，就像当下许多人盛赞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淳朴社群关系那样，实际上我们也永远不可能再回归那个时代的社会图景了。我这里指的“复归”是在当代都市社会发展进程中，如何进一步发掘和复兴“社群”这一传统社会结构中蕴含的某些精神文化价值，如人际聚合力、社群公共生活的参与性、基于群体生活意识的认同感、归属感、互助性和公益精神等。回归既是对社区本质精神的诉求，又是要超越狭隘的亲情、人情等关系，走向更大的人际互动。

⑥我们民族一直存在邻里互尊、互帮、互助的优良传统，孟子当年说：“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和睦。”以今天观点来看，我们应该把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科学的现代文明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上海市民文化节这个平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真正落细落小落实，通过长期、多重、互动的文化影响和熏陶，把“社群”意识与市民的行为和思维方式联系起来，使和谐文明的邻里关系得以确立，为独具魅力的海派文化增添新的内容。

（《文汇报》2015.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