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拥有3000多家制笔企业，年产圆珠笔近400亿支，堪称圆珠笔第一大国。但令人尴尬的是，这400亿支圆珠笔笔尖上的球座体，从设备到原材料，都高度依赖进口。明明是制造业大国，为什么连小小的笔尖都无法做到完全自主研发自主生产？时间流转，尴尬的局面终于发生了变化：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圆珠笔尖。

圆珠笔笔头分为笔尖上的球珠和球座体。生产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需要二十多道工序。笔头里面有不同高度的台阶和五条引导墨水的沟槽，加工精度都要达到千分之一毫米的数量级。而笔头的关键部位更是要细上加细――在笔头最顶端的地方，厚度仅0.3-0.4毫米。极高的加工精度，对不锈钢原材料提出了极高的性能要求，既要容易切削，加工时又不能开裂，小小“笔尖”着实考验着中国制造。

科研人员们不断雕琢，精益求精，向世人展现了大国工匠应有的风采，笔尖钢的元素配比参数终于浮出水面。也正是因为他们贯彻了“工匠精神”，才能够将产品做到极致。一场关于“笔尖工艺”的硬仗，打倒了一批只会粗制滥造的企业，同时也让真正的精英们站在了行业的制高点上。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而当下，我们正努力走在成为制造业强国的路上。面对现实的挑战，我国制造业不断寻求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之路。而在转型提质的过程中，践行“工匠精神”则显得格外关键。相信在未来，“工匠精神”也定将引领中国制造业走向“以质取胜”的新阵地。

（摘自光明网）

材料二

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也是中国制造业面临问题的缩影。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同样任重道远。

中国制笔协会理事长王淑琴说：“制笔行业现阶段与国外的差距，应该说不完全是技术上的。现在主要在心态上、在思维模式上，还在文化和环境上，这些都是有一定差距的。整个中国的制造业都比较浮躁，而且现在这种形势更是如此。”

来自一线的制笔企业负责人陆宪明说，一次去日本制笔企业参观的经历让他难以忘怀：“在一个日本制笔企业，我看到在笔头的生产线上，一个女工，大概45岁左右，她从工位里面拿出笔头清洗好，推到边上检验台做记录，这么厚的本子，我一看这个本子她大半本记掉了，这样一本东西要从开始记到现在，没有五年十年是不会有这么厚的，说明他们的员工工作的那种专注仔细。现在中国企业的员工流动比较大，技术含量不够，积累不够，经验不够，这种差距，你就很难培养出那种专心细致的工匠来。所谓工匠精神确实是需要一种耐心的、踏踏实实的精神，心无旁鹜、专心一意把一件事情做好。这是我们目前最差的地方。”

（摘自央视新闻客户端）

材料三：

不久前，国务院总理***的话，说明了钢铁行业产能过剩以及特殊类高质量钢材仍需进口的 问题，突出了中国制造业调整结构的必要性。D．综合三则材料可以看出，中国制造业正在快速发展，但我国要成为制造业强国还需 解决很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践行工匠精神。【小题2】下列针对上述材料的分析，较为合理的一项是

汉代的酒文化

我国酒的历史源远流长。在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尊、高脚杯、小壶等陶器，都是用来酿酒或饮酒的。西周时设有“酒正”“酒人”，掌管有关酿酒和酒令等相关事务。到了汉代，酿酒业得到进一步发展，“饮酒之风”盛行，形成独特的酒文化。

在汉代，饮酒大量被认为是豪爽的行为。光武帝时的马武为人嗜酒，阔达敢言，经常醉倒在皇帝面前。酿酒业有巨大的利益，国家对其实行官营政策。武帝太初三年春二月，实行官府酒类专卖制度。当时酒是必需品，实行官营后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武帝死后，酒类专卖制度被取消，改征酒税。这就放松了国家对酒类等的专营，有利于酿酒业的发展。

当时的贵族和官僚视饮酒为“嘉会之好”。每年正月初一，皇帝在太极殿大宴群臣，“杂会万人以上”。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婚丧嫁娶、送礼待客、节日聚会是畅饮的大好时机。

当时酒的种类众多，有米酒、果酒、桂花酒等。河北刘胜墓中出土有“稻酒十一石”“黍上尊酒十五石”等题字的陶缸，说明了酒的种类很多。汉景帝时的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这里的“醴”就是一种米酒。

在汉代，酒用作实行仁政的工具。孝文帝即位后下诏曰：“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酺五日”的意思是欢聚饮酒五日。孝文帝元年三月诏曰：“年十八以上赐米、酒、肉。”宣帝本始元年春正月，赐天下人爵各一级，孝者二级，女子百户牛酒。

酒还用来篇劳军士。刘邦当年进入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武帝初置四郡保边塞,臧宫率兵屯驻骆越，越人“乃奉牛酒以劳军营”。

酒在汉代也用于医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养生方》和《杂疗方》中，记载了利用药物配合治疗的药酒方剂。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中也有大量的记载。

汉代还有乡饮的仪式。乡饮是古代的一种宴饮风俗，是在举行射礼前的宴饮仪式。仪式严格区分长幼尊卑，要选择吉日举行。成帝鸿嘉二年春三月，博士行“乡饮酒礼”。每年三月学校在祭祀周公、孔子时也要举行盛大的酒会。“明帝永平二年三月，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

按照汉代的礼俗，当别人进酒时，不让倒满或者一饮而尽，通常认为是对进酒人的不尊重。灌夫与田蚡有矛盾，灌夫给他倒酒时被田蚡拒绝了，灌夫因此骂座。

当时男女宴饮时可以杂坐，刘邦回故乡时，当地的男女一起在宴会上“日乐饮极欢”。汉代时供人宴饮的酒店叫作“垆”，当时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就在临邛开了一家酒店，相如“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垆”。

按当时宴饮的礼俗，主人居中，客人分列左右。大规模宴饮还分堂上堂下，以区分贵贱，吕公当年宴饮，“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礼仪制度的严格。

（摘编自王绪栋《浅析汉代的酒文化》）

星斗其人蔡元培

在蔡元培身上，有着学者的风度、君子的雅量和“好好先生”的恬淡平易。平素，他总是表情凝重而和善，举止迂缓而沉毅，语调不高，却透出清朗和睿智。蔡元培兼有东西方两大文化之长，“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的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他对西方理性精神的执著追求和对中国读书人刻意修身养性传统的诚心恪守，是造就其高尚人格的基本元素。

蔡元培的许多朋友和学生用“无所不容”来说明他兼容并包的思想和仁人君子的雅量。在主政北大期间，蔡元培聘任了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又选贤任能地留任守旧派学问大家。在社会活动中，蔡元培恬淡为怀，胸襟阔达。“五四”前夕，他与林纾论战。林用刻毒的语言攻击新文化，诋毁北京大学和蔡本人，而蔡在答复林的公开信中，却是平情论理。两相比较，其境界之高低不言自明。围绕《石头记索隐》，蔡元培曾与胡适展开学术争论，这是一场“君子之争”，但年轻气盛的胡适对包括蔡著《石头记索隐》在内的旧红学放言贬损，谓为“猜笨谜”“大笨伯”，词气颇为尖刻。蔡不同意胡适的观点，撰文反驳，但仅仅申述己意，未尝有为此作气之意。蔡元培作为晚清翰林，在书法方面却不甚讲求，这使得一些学界后辈疑惑不解。在北京大学的一次会上，率直的钱玄同几杯酒落肚，忽然向蔡校长提出了这个问题：“你的字写得这么蹩脚，为什么可以点中翰林？”此话出口，席间同人颇感此举未免太使蔡校长难堪。岂料，蔡不以为忤，反而笑答道：“因为那年主考官最喜欢黄庭坚的字，我少年时刚巧学过黄体，所以能中试。”本来可能出现的尴尬场面竟在不经意的舒言缓语中化解了，蔡的性格和涵养于此可见一斑。出世恬淡，待人平易，非有超脱的气质和博爱的胸怀，是不易做到的。

大概因为这平易恬淡，蔡元培作为“好好先生”的形象不知不觉中被放大了。有人以为他接物待人“太滥”，有人觉得他临事无可无不可，有人甚至说他参政理事易受别人影响和操纵等等。但是，蔡元培“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这一特点较集中地表现于他主持北京大学那一时期。北京大学实行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当时社会上守旧势力与军阀政客集团联手，诋毁北大和蔡的办学方向，一时间“黑云压城”。曾经为蔡改革北大出谋划策的汤尔和等人转而力劝他解聘陈独秀、制约胡适，以缓和外界压力。蔡长时间沉默着，听着汤等人的劝解，最后他站起来决然说道：“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他后来发表《洪水与猛兽》一文痛斥军阀，再次表现了“临大节凛然不可犯”的风骨。“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倘没有蔡元培的如此“担当”，恐怕早为守旧势力摧垮也未可知。有人概论他的这种性格为“内和外介，守正不阿”，确是颇为切合的。

无论是从事教育还是参与政治，蔡元培始终不失书生本色。人们注意到，蔡一生中的辞职次数非常之多，其中引动社会反响的“辞职事件”就有数起。他抱着“合则留，不合则引去”的自由信条，合与不合的尺度是他所信守的价值观，至于高官厚禄则并不足惜。每次辞职后，他便重操旧业，以老学生身份向欧洲的大学注册入学，进行自己心爱的学术研究。他自述的“一生难进易退，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正是其书生本色的最好体现。在蔡元培看来，学人参政，应力谋为公众做事，而不可以权谋私。他鄙薄那些利欲熏心的官吏，虽曾置身官场，却清廉奉公，洁身自好。每当见到那些做大官的人购田置产常不胜叹息，以为与其留给子孙金钱华屋良田，莫如策励晚辈求得真才实学，在人世间有所作为。本此观念，它一生两袖清风，生活俭朴，直至晚年仍赁屋居住，以至引来他的学生和朋友“赠屋祝寿”的那段佳话。为了他认定的人生价值，蔡几十年如一日，毫不苟且。

蔡元培的人格修养在其一生的主要社会活动中自然地流露和表现出来，构成其复杂文化品性的最为基本的部分。

（摘编自张晓唯《蔡元培》，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