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风骨”？“风”最早出现于《毛诗序》中：“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此处所言“风”含有教化教育之义。《文心雕龙》说“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在刘勰的阐释中，“风骨”主要指作品中所具有的“气”和“力”，即作品中蕴含的精神气质和文辞气韵。此后，“风骨”既含有道德修养、人格气质方面的内涵，亦成为诗歌辞章的一种审美标准，被盛唐诗人所崇尚与延续。在历史的变迁衍化中，“风骨”早已融入中华传统文化，凝结为一种是续下来的“传统”，构成中华传统精神的基座和主脉，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

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诗歌界充斥大量低俗、恶俗、粗俗、媚俗之作，扰乱了诗坛的审美秩序与标准。杨四平说：“新时代诗歌患上了比较严重的软骨症。”因此，新诗亟需反躬自省，重新建构“风骨”，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诗歌气韵。

继承与发扬风骨的关键在于诗人要有风骨，具体而言则是指诗人应秉持使命感与责任新。古语云：“诗者，天地之心。”诗人作为“天地之心”的创造者本应怀有“天地之心”。但当下很多诗人沉溺于写“小我”的日常琐碎、鸡毛蒜皮，缺少大情怀大境界，更有甚者为出版、发表、出名或赚取眼球、点击量、关注度，批量生产媚俗之作，究其原因在于缺乏作为诗人的使命感与责任心，诗人本应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襟，应有杜甫虽居茅屋却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悲悯情怀，然而当下许多诗人都缺少这种“风骨”。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华诗魂”的艾青一生心系大堰河那样的劳苦大众，曾发出“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的感叹，正是使命感与责任心的体现，是中国风骨在现代诗人身上的延续。

其次，诗歌在内涵上需要建构中国风骨，风骨首先属于道德范畴，如古代“风”所蕴含的教化之义，是对诗歌所拥有的诗教功能的肯定。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标避崇高”“崇俗”“崇私”“祛魅”等诗歌口号的提出，不少诗歌在内容上所呈现的是自恋与矫情的“小我”情绪，以暴露个人生活隐私为内容，让诗成为日常生活的流水账记录，轻浅琐碎，没有思想、内涵和意义，更有甚者彻底解构诗的内涵诉求，践踏和僭越诗歌伦理与道德，出现很多垃圾写作。食指《相信木来》一诗中蕴含的坚定信念，吉狄马加《我，雪豹……》中对人类生态、人与自然关系的忧虑，李少君的诗句“我会日复一日自我修炼”中那种慎独自省，都具有深刻的教化和启迪作用，是现代风骨的典型特征。

新时代诗歌需要重塑李白的“蓬莱文章建安骨”，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国风骨”。

（罗小风《新时代诗歌需要中国风骨》）

一块红布

游睿

起风了。

小伙抬头望了一眼天空，一团乌云正缓缓靠近，天色阴沉下来。小伙加快了步伐，沿途的柳树、房屋，纷纷被小伙抛在了身后，穿过青石板的小巷，在大杨树下，一边努力掩盖自己的喘息声，一边喊道：红儿，红儿。

小伙的嗓音穿过杨树的树梢，飞向树下那三间瓦屋。一条小花狗翻滚着扑倒到小伙脚下，一边欢快地摇着尾巴一边用嘴撕扯小伙的裤腿。小伙摸了摸小狗的头，继续喊着，红儿，红儿。

风掠过树梢，小伙看见，杨树的枝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布，绿的、黄的、红的，整块整块的布，像飞天仙子身上的彩缎。

小伙笑了笑说，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我手机没话费了，这不一放假，我就赶过来了。

又一阵风吹了过来。小伙狡黠地笑了一下大声喊道，起大风了，你就不怕风把布刮跑了么?

这时门咯吱一声，一辆轮椅出现在门口。轮椅上的姑娘黑发如瀑布，她低着头，双手缓缓转动着轮椅。

小伙赶紧上前，推着轮椅后面的扶手。姑娘转过身，眨了眨葡萄一样的眼睛，然后用力地将小伙的手从扶手上甩开。

这是怎么了?小伙赶紧绕到姑娘身前，半蹲下身子，望着姑娘略显苍白的脸。

姑娘别过脸，不看他。

小伙慌忙取下背包，迅速取出一块巧克力说，专门给你买的，算我赔个不是。

姑娘却把脸别得更远了，轮椅也跟着转动起来。小伙起身去看姑娘的脸，他顿时愣住了。

哭了?怎么了红儿?谁欺负你了?小伙手足无措。

姑娘啜泣着，轻声说，你走吧，不要来了。

为什么啊?小伙抓了抓自己的头发说，都怪我的破手机，我真不是故意不联系你的。

姑娘抬起手拭了一下眼睛说，不是这样，是我们真的不合适。

小伙重新蹲下身子说，又来了，又听谁说了什么不是?小伙说，这样的话，你早点给我起来，轮椅让给我。

胡说什么啊?姑娘连忙打断小伙的话。

哎哟!小伙又狡黠地眨了一下眼睛，佯装痛苦地蹲下身子。

姑娘迅速用双手撑起身子，差点从轮椅上站了起来。怎么了?

小伙指了指心口说，这里，这里让人给弄疼了。

姑娘破涕为笑，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一边抡起手频繁地捶打着小伙，一边说，你真逗。

小伙捉住姑娘的手说，又帮你妈妈染布了吧，你看指甲上还有染料。

姑娘抬手指了指杨树上的布匹说，那些，都是我染的。我希望这些布将来能做一些花花绿绿的裙子，穿在一些漂亮的女孩身上。

小伙也顺着姑娘的手看去，又一阵风正吹过来。杨树上的那些布变成了钟摆，来回舞动。

快下雨了，得把这些布收下来。小伙说着，转身向杨树跑去，准备爬上树。

姑娘咯咯地笑着说，不用爬树，树旁边有根竹竿，挑下来就是了。

小伙甩了个响指，很快找到那根竹竿。小伙仰着头，那根竹竿就绑着姑娘的目光在树枝上轻轻挑动。不一会儿，姑娘的腿上就叠了厚厚的一叠布。

最后，树枝上只留下一块红布。小伙抖动着竹竿说，太高了，不好挑。

姑娘仰望着，用一只手把轮椅往前滑了一段说，要不，你站到轮椅上?

那可不行，我怕伤着你，我自有办法。说着小伙轻轻一跳，那块红布总算被挑动了。忽然，小伙手中的竹竿微微抖动了一下，红布在空中悄然滑落。那块布不偏不倚，正好向姑娘头上落去。

姑娘的眼前立刻就红艳艳的一片了。

姑娘静静地坐着，她挺直了身子，明显感觉到小伙就站在自己的跟前，她听得见小伙的呼吸声，听得见他砰砰的心跳声，若不是有风，甚至都怀疑世界静止了。姑娘就闭上了双眼，静静地等候着。

此刻小伙也静若雕塑，他静静地看着红布里的姑娘，同样纹丝不动。

又一阵风吹来，姑娘睁开了眼，发现红布依旧罩在自己头上。

为什么不把我头上的红布拿开?姑娘小声地问。

我舍不得，小伙说，现在你多像……

那，就不要拿开。姑娘哽咽着说。

经典阅读与人文情境

许洁

①我们读经典，要有人文情境参与其中。人文情境，是指阅读经典或认知传统文化精髓所必备的、人同其心又同其情的“情境”。下面谈“学术情境”和“艺术情境”两点。

②学术情境就是用求真的心态去认知经典。如何理解与营造阅读经典的学术情境，传统智慧依然启迪无穷，可从如下学术关系来考察。

③一是“博与精”。学习要博览群书，拓展视野，人们说 “开卷有益”“世事洞明皆学问”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读《诗经·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再结合《诗经·衡门》“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娶妻，必宋之子”，其学术背景是古老文化的生殖崇拜。博，才能“通”，通，才能达到“大方元隅”的境界。与博对应的是精，杜甫对作诗的要求是“毫发元遗憾，波澜独老成”，可谓精益求精。这种专心致志丝毫不苟且的精品意识，是我们学习经典中应汲取的精神力量。二是“渐与顿”。古代经典示求实、求知、求真之法，分渐悟与顿悟两类。孔子授学以“时习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均是渐习而求知。与渐习对应的是顿悟。据《坛经》记载，禅宗五祖弘忍传法，弟子神秀最为优秀，作偈语“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柴房小僧惠能以为不佳，复作偈语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原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前者明“渐”后则倡“顿”，由此而被弘忍激赏，传衣钵予惠能，成为六祖。顿悟启迪智慧，激发主观能动性，揭示了一种在求知求实之上的精神超越。三谈“得与夫”。学习经典，获得容易舍得难，舍得就是舍去获得，即“失”。老子是大智慧者 他曾说“圣人为腹不为目”。林语堂有一句情人节的话：你如果爱一个人，不要给她九十九朵玫瑰，而给她喜欢吃的饱饱吃一顿。这或许是故意歪曲老子原意，但这种求“失”，与孔子的“安贫乐道”、孟子的“舍利取义”思想是默契的。

④用审美的心态去认识经典、理解经典，在阅读经典时得到审美的趣味，这种互为，是艺术情境。有人借用古代的“秋水蒹葭”“人面桃花”“红叶题诗”谈诗学中的执着、感逝与向往，非常形象而精彩。这三段故事也能借助阅读经典而达致艺术情境的进阶程序：《诗经·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本是一首情诗，但其所表现的对美好事物之永恒追求，却对我们认识经典并付之实践，以倡扬不懈努力的奉献精神，是有所启迪的。唐代诗人崔护的《人面桃花》写了一段情事，表现出一种对和美世界的回忆与反思，同样可以引喻为某种反省精神。《北梦琐言》记载一名宫女题写在红叶上的诗：“流水何太急，宫中尽日闲。殷情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原来这诗表现对外部世界的向往与人身自由的追求，而古人又将此加以演化，成为人生于困顿中振发的精神力量。

⑤艺术情境与学术情境的不同，在于创“形象”为“象征”。例如《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喻指一位戍卒背井离乡的情境。“杨柳”已由一种植物形象化成“别情”的象征。

(有删改）

不容否认，文化哲学已成为人类的一门“显学”。这与人类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在传统农业社会，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相对有限，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一个比较和谐的状态，哲学所思考的问题主要基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展开。但是随着人类征服自然的水平的提高，文化世界越来越取代自然世界成为人类生活的基本环境。人与文化的矛盾关系逐渐成为人类日常生活无法回避的课题。

文化哲学是关于人类文化现象的哲学思考，是对人类文化的总体性把握，它应回答的问题包括什么是文化、文化与自然的关系、文化与人的关系、文化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等等。学界一般认为，文化哲学兴起的标志是新康德主义。哲学所要面对的主要不是“已然”世界的问题，而是“未然”或者是“应然”世界的问题。“事实”的世界是科学要关注的对象，“价值”的世界才是哲学最需要关注的对象。例如在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看来，“哲学只有作为普遍有效的价值的科学才能继续存在”。在新康德主义思想家那里，核心价值诉求就在于从人类日新月异的文化世界中，确立人的价值的应有位置，切勿使人性消弭于喧嚣的文化世界中。德国哲学家西美尔明确指出：“只有人才是文化的真正对象。”因此，文化在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完善”。

人所以要反思文化，皆因为文化在其发展中，除了对人的肯定性价值外，还包含着对人的否定性因素。而文化的二重性说到底又是根源于人是灵与肉的二重性，及人类自我意识的内在矛盾。具体说来，人作为一种能动的存在，是通过自我意识的对象化来确证自身的，文化就是人类自我意识对象化的结果，通过文化，人确证了自己的本质存在。然而某种文化模式、文化规范一经形成，人类本质的各种丰富性潜能就有可能被规定于一种既定的文化形式中，从而形成了对人的丰富本质的否定。寻求永恒的超越意识，这是人的本性。因此，人类面对文化的否定性质，必然要诉诸一种抗争，而这种抗争首先应以对文化二重性的充分、全面的认识为前提。认识到了现实文化发展的这种双重本性，我们就能在实践中对于文化现实自觉投射一种反思与批判意识，在人类的成就与自信中清醒地看到存在的问题和危机，以使人类的文化实践减少盲目性，增加行为的自觉性。

人作为一种主体性存在，其文化创造不应是一种盲目的操作，一种现实文化实践要想成为自觉的文化而非随意的文化，就必须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加以反思；而一种哲学要想具有引领现实的力量而非虚幻的寄托，就必须进行文化的参与。

（摘编自邹广文《文化哲学及其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