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近年来，《古剑奇谭》《琅琊榜》等一系列幻想类网络文学及其影视改编作品受到青年观众较多关注，一时间同类型作品大量涌现。这些作品多化用传统文化要素，其中一些在人物塑造和故事讲述上颇具匠心，然而相当一部分还存在想象力匮乏和文化营养贫乏的问题，甚至存在低端模仿的情况。随着读者、观众对作品品质要求不断提高，幻想类文艺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问题亟待反思和解决。

②总体而言，当前我们的幻想类文艺作品还存在两类突出的创作问题。首先是对传统文化元素处理失当。应当说，任何成熟的幻想类文艺作品都离不开特定历史文化土壤。近年在青年群体中流行的“修仙”和“盗墓”类作品，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话、传说、工巧、物候等，试图吸引读者和观众目光，为故事增添历史文化厚度。然而，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使用，不少作品还仅仅停留在“名物”阶段，借用几个众所周知的人物和地理名词，随意改动意象的特定文化内涵，艺术传达也仅限于表面上的视听奇观和叙事上的铺陈猎奇，难免令人产生审美疲劳。

③更深层次地，幻想类文艺作品还应当解决精神文化内涵贫乏的问题。虽然形式上五花八门，但一些作品的主题表达还停留在对青年群体的爱情和职场等切身感受的简单模仿和情感宣泄上。相当一部分作品讲述的都是宫斗和苦恋，不仅主体情节单薄，常受观众批评，而且价值层面也充斥着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现代精神的落后思想。会出现这种打着传统文化幌子传播落后思想的现象，本质上是没有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传承传统文化不能简单搬用、套用，而要结合现实挑战和时代精神进行反省和甄别，面向未来、古为今用。

④在创作过程中解决上述形态和价值两个方面的突出问题，需要处理好以下三组关系：

⑤首先，要处理好想象与历史的关系，就是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和多层次创造性转化。应该看到，中外成熟的幻想类作品塑造的想象世界和英雄人物，不仅在故事和视听细节上富有很强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质感，更重要的是承载和发扬了独特的文化价值和世界现。只有扎根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与生活智慧，才能从中获取创作滋养、收获文化自信，进而提升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

⑥其次，要处理好想象与现实的关系，就是要深入当下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精确捕捉和艺术表达现实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和时代精神。20世纪以来，幻想类作品中内分化出一个被称为“当地幻想”的重要类型。与置身历史时空的魔幻和置身未来时空的科幻不同，当代幻想的基本故事情节直接置身于现实世界，在想象的外衣下更加直接地反应真实的处境和生活经历。即使是《饥饿游戏》《镰仓物语》这类体现着亚文化特征的幻想作品，也在表达青年群体的切身情感和青春叛逆的同时，凸显勇气、责任、公平、正义等主流价值观。

⑦此外，还需处理好想象与世界的关系， 就是要在全球环境下将幻想类文学作品视作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平台，坚持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在讲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基础上，幻想类文艺作品创作还应当针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让中国故事为世界所需。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下来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自强不息的人生观，崇尚自然、虚实相应的审美现，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并且能够贡献于人类文明，《功夫熊猫》等文艺作品的成功就体现了这一点。

（选自樊君健《幻想类作品亟持提升文化内涵》，有删节）

唐代外国人入华，有的在长安学习，参加科举考试，有的留在中国做官，有的回国效命。他们精通汉文,擅长吟诗，在唐期间与中国朋友赠答酬唱，赋诗咏怀。因此这些人的诗歌活动可以分为诗歌创作和唐诗传播两个方面。

当时入华学习的以新罗人和日本人最多，也以他们汉化最深，他们的诗歌创作丰富了长安诗苑。金云卿是新罗最早以宾贡身份中举的，后在唐任兖州司马。《全唐诗逸》卷中录其《秦楼仙》诗残句：“秋月夜间闻案曲，金风吹落玉箫声。”从诗题看当是在长安所作。来长安的日本人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取得不小成就。晁衡（一作朝衡），原名阿倍仲麻吕，16岁留学长安,在唐朝历任校书、左补阙、秘书监等职，与李白、王维、储光羲等为友。其《思归》诗云：“慕义名空在，输忠孝不全。报恩无有日，归国定何年?”他一直在长安为官，这首诗作于长安无疑。空海在唐学法期间，有多首题寺和与唐僧赠答之作。如《青龙寺留别义操阇梨》：“同法同门喜遇深，空随白雾忽归岑。一生一别难再见，非梦思中数数寻。”表达了与中国同学依依惜别之情。

从印度、西域入华的僧人也有从事诗歌创作的。唐志怪小说《东阳夜怪录》刻画了一位生在碛西，来中国的善诗的胡僧智高，正是胡僧善诗在小说中的反映。正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唐代的印度入华诗僧和出身移民后裔的胡僧，都有人从事过诗歌创作，只是由于作品散佚，我们今天只能从散存的吉光片羽和文献记载中来追寻他们的创作情况及成因”。

丝绸之路既是商贸之路,也是文化交流之路。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从长安输出的不仅有物质文明，也有精神文明。唐诗作为唐人最重要的精神文明成果，也从长安走向域外。在这个过程中，从域外入华的各色人等发挥了重要作用。白居易说元稹的诗“自六宫两都至南蛮东夷，皆写传之,每一章一句出，无胫而走，疾于珠玉。”元稹说白居易的诗受到域外的欣赏和珍重，“鸡林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以百金换一篇，其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自篇章以来未有流传如是之广者。”鸡林国，唐时朝鲜别称，即今朝鲜,其经商者至唐朝购求白居易的诗携回新罗。岑参诗“每一篇绝笔，则人人传写，虽闾里士庶，戎夷蛮貊，莫不讽诵吟习焉”。孟郊“诗随过海船”，流传到新罗和日本。白居易的诗浅切易晓，流播域外最广。

唐朝的强大和繁荣使当时的中国像一个巨大的磁石，吸引了无数域外人来到中国，而长安是外域人入唐的首选之地和最大聚集之地。外域人及其在长安的活动不仅成为唐诗的重要素材，他们的异域特征和别样风情也是激发诗人诗兴的重要媒介；活跃在长安的诗人才子是外域人喜欢交往的朋友，优美的诗歌成为外域人仰慕和学习中国文化的动因之一，他们不仅学习唐诗写作,还把唐诗作品带到中国以外的世界，为世人所共享。唐诗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宝库的组成部分，他们功不可没。

（摘编自石云涛《唐诗中流寓和出入长安之外域人》）

材料一：

最近车市中最热的一项政策，便是《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简称国六）的实施。

对不少车企来说，在销库存的同时，攻克国六标准所带来的技术难关也是当务之急。各大车企纷纷加强技.术升级，加速产品的更新换代。长城汽车已推出多款符合国六排放标准的主力车型，吉利帝豪家族四款车型全系满足国六标准，还有一些品牌如别克、雪佛兰、领克等推行三缸机代替四缸机以降低排放。

号称史上最严的国六排放标准，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但从行业角度来看，可以说是促进中国汽车产业洗牌的利器。一些技术储备较弱的车企很可能会因此而被“清洗”掉。

得益于对汽车前瞻技术的思考和实践，长城汽车探索出应对之道。2019年，长城汽车逆势“破冰”。今年1—6月，长城汽车共销售新车493538辆，同比劲增4.7%。

与此同时，长城汽车积极兑现全球化战略诺言。6月5日，长城汽车俄罗斯图拉工厂正式竣工投产。图拉工厂不仅展现出中国汽车制造水平新高度，更引领中国汽车企业“走出去”，由以往的产品贸易输出转向工艺技术的标准输出。6月，长城汽车共出口新车6711辆，同比增长83.3%。

业内人士表示，各地在推行国六之际，要考虑行业发展实际情况，尊重汽车行业客观发展规律。地方政府应给予国五车型适当的过渡期，并着力解决国六提前实施区域的国五库存积压问题。

（摘编自任国省《国六排放标准正式实施，汽车行业积极应对》）

材料二：

2018年6月27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对积极调整运输结构，发展绿色交通体系等方面做出要求。其中提出：“2019年7月1日起，重点区域、珠三角地区、成渝地区提前实施国六排放标准。”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国范围已有15个省、直辖市出台国六排放标准提前实施的文件。相对而言，北京对于私家车国六标准的施行时间最为宽松（2020年施行），其他重点地区大都将在今年7月1日起对轻型车施行国六标准。此外，北京、上海、天津等五地将跳过国六A.，直接施行国六B.阶段标准。

（摘编自鄂智超《“国六”已来，中国汽车迈入清洁排放新阶段》）

材料三：

当地时间7日，德国斯图加特检察官办公室发布消息称，德国大众集团旗下的保时捷公司已接受5.35亿欧元罚款，成为因柴油车尾气排放造假被处罚的又一全球知名汽车品牌。

德国方面的检察官表示，保时捷的开发部门忽视了其法律义务，最终导致柴油车在欧洲以及其他不符合排放规定的地区销售。保时捷接受了此次罚款，并且表示，保时捷品牌本身从未开发柴油发动机，但其管理人员未能正确监督柴油发动机在车辆中的使用。

回顾近几年的“排放门”丑闻，除了保时捷之外，大众、奥迪等不少其他大众集团旗下的品牌出售了柴油发动机汽车，而这些汽车不符合清洁空气规则并欺骗了排放测试。保时捷此次罚款使大众在“排放门”丑闻中的总罚款金额上升到了300亿欧元。因为“排放门”罚款的继续，大众集团的股价隔夜下挫超过2%。德国监管机构态度很严肃，而挽救“德国制造”，德国车企需要做的还有不少。

（摘编自“央视财经”《“排放门”还没完！这个豪车品牌被罚40亿元》）

古 渡　　 朱以撒

①这个古渡，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年头了。在我曾经过往的日子里，它总是充满生机和喧哗，如同古渡的流水一样。　　

②那些日子，这条河上没有一座桥，靠一只木船来回渡河，终年无绝。古渡脚下的卵石，总是被那些肩头沉沉负重的农家人的草鞋磨得光亮。当船还未过来时，他们就坐在卵石上，抽着旱烟，聊着桑麻，或者说些七荤八素的话题，激起阵阵笑声。古渡是这些劳作者短暂的栖泊处，在这里他们可以坦然地放下重负，等待着对岸木船犁开涟漪，桨声款款缓缓而来。撑船的壮实汉子无疑是最有人缘的，候船的人远远叫着他的小名，催他撑得快些。尤其是赶墟那天，大姑娘小媳妇多，满满地坐上一船，红红绿绿，总会让他心绪舒畅，撑得又快又稳，赢得阵阵惊叹和好评。这个时候，会让人感到生活的平和与灿烂，所有的劳累和苦涩，都似流水一般远去了。可是，有几次洪峰下来的时候，浊浪滚滚漫过堤坝，河面上飘浮着枯枝败叶，打着旋儿推搡向前，这时的古渡和渡船就难免出现惊险、慌乱的情景，尤其是暮归时分。 　　

③古渡苍老，河水悠悠，连同这纯朴的生活悄悄流逝。 　　

④后来我离开了这里，由这条脱去油漆露出本色的木船送我到下游的一个渡口，不远处有一公路，每日有车经过。　　

⑤许多年以后途经这里，古渡犹在，人迹杳无，往日那些声响都已沉入岁月深处。肆无忌惮的葛藤遮盖了光滑的卵石，离这不远有一座彩虹般的水泥桥飞架。涨水时节，反倒有不少闲人站在桥上，看着洪波涌起惊涛拍岸。那指指点点的从容神情，全然是欣赏的样子。最后的一只渡船，静静地泊在那里，船底已浸满了水，有一只长嘴巴的翠鸟立在船头，纹丝不动。一切都表明，一茬一茬的船工，结束了撑船岁月，已渐渐老去。　　

⑥那一页的生活，已被翻了过去。　　

⑦有多少像这样的生活场景封存在我们的记忆仓库里。一旦遇到时机，一抹颜色、一缕气味，都会使这些久远的记忆鲜明而又生动的。古渡对于宽敞平坦的长桥来说，除了新旧之别和材料迥异以外，承载了不同的生存观念、生活理想。生活在日日向前，是以告别过去的方式、情调、趣味作为标志的。有许多过去极为普通的日用品，已经成为民俗博物馆的藏品。人们要使怀旧有个引子，只好到这些地方去。可是，对于没有以往那些生活经历的人而言，这些东西并没有什么精神价值，只是物质属性，看也罢，不看也罢，没有什么两样。有人曾说过，常常想起过去就意味着心态老了，不过，要感到有味的还真不能脱离怀旧呢!　　

⑧过去的一切在我的心目中是很带有朴素化韵味的。时代的进展，使我们所见到的都变得比以前漂亮和精细。残垣断壁的古宅换成了高楼大厦，长衫对襟也剪裁成了时髦短装，再如家居用具，葫芦瓢、蓑衣、木桶，无不换成了铝合金或塑料制品。变化最多的当属人的形相、人的神情。前不久我特地坐下来，再看一遍黑白影片《鸡毛信》。我并不注重海娃送信的艰辛过程，而是沉浸在那土得掉渣的陕北背景里——那满是沟壑的黄土高坡、愣头愣脑的群羊，还有黑不溜秋的老棉袄。那时节，人的举止、表情，都是那么的朴素实在，拙得有味，土得深厚。这些情景，总是让人想起真实无华的泥土，没有一丁点儿文饰。后来，我又看了几部重拍片，黑白换成了彩色，演员队伍也换了另一拨，主要角色漂亮多了，动作也表演似的，眉宇间巧多于拙，那种能表现苦难、风霜的背景如风飘散。在我看来，拍出一些没有时代特征的片子来，让人眼睛看着，情感却无从附着。　　

⑨向前的生活，必定以向前的状态展开，使人面向电脑，面向新奇繁杂的信息。可是，闲散下来，还是会感到传统的人格心理在变与不变、新与旧之间，有回味不变和陈旧的成分。那历史的神髓、底蕴亦如天地苍冥中来去的飞鸿，究竟难以付之提挈和把捉了，只是常常泛起，成为一种最亲近和深沉的感怀。即便是很寻常的乡间古渡，也概莫能外。

陈寅恪的“倔”脾气

晏建怀

上世纪二十年代，作为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并称为“清华四大国学大师”的陈寅恪，曾在课堂上夸下海口，说他讲课有“四不讲”，即：“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陈寅恪的学问到底有多深？两个事例可以证明：一是据北大教授季羡林说，陈寅恪留学德国时，写了许多学习笔记，现存六十四本，单是涉及的古文字或外文的就有藏文、突厥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梵文、俄文等二十二类之多；二是抗战爆发，因为参考书被焚毁于战火，陈寅恪就在几乎没有任何参考书籍的情况下，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而且《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引用的典籍就达到上千种。陈寅恪上课，课堂常常爆满，甚至吴宓、冯友兰、朱自清那样的名教授也被吸引来旁听。所以，郑天挺称陈寅恪是“教授中的教授”，傅斯年则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声名远播、人人景仰的博学鸿儒，却有着十分倔强的脾气。

1949年6月，国民党教育部长杭立武曾多次派人向陈表达请他去台湾的意思，被陈拒绝。后开出只要陈去香港，马上给陈10万港币、并送一套新洋房的优厚条件，陈寅恪不为所动。同时，作为与陈寅恪交情甚厚、已经到达台湾并出任了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更是多次致电陈寅恪，请他赴台，据说还承诺只要陈一答应赴台，傅马上派专机来接，故五六十年代一直有“国民党派专机要接陈寅恪去台湾，陈寅恪坚决不去”的说法。然而，自始至终，陈寅恪始终坚持不出国、不去台湾，而且对此从未有过任何犹豫与回旋，态度坚决到了执拗倔强的地步。

1953年，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准备请陈寅恪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当时，年岁已高、双目失明、数十年倍受漂泊之苦的陈寅恪，早已把南国当成了自己最后的归宿，更何况，他的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永远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陈寅恪说当所长可以，但有两个条件，一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是“请毛公（***）或刘公（刘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这些在当时足以惊世骇俗的条件，谁敢答应？于是，当年8月，他在给中国科学院的正式答复中明确表示：“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于是，陈寅恪对所长一职毫不客气地回绝了。

陈寅恪的倔，倔得近乎“狂妄”。陈寅恪先后拒绝过数位北国要人过访的请求，他甚至赋诗：“闭户高眠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自况，“狂妄”之情，溢于言表其中就有当时炙手可热的“大秀才”康生。1962年，康生悄然来到中山大学，刚抵校就向校领导提出要见陈寅恪，联系后却被告知陈寅恪病了，不便接待，几经劝说，终于没有成功。陈寅恪是真的病了还是以此为借口不愿见康生？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的是，后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陈著《论再生缘》时，康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且这个意见终于使该书在陈寅恪有生之年没能出版。陈寅恪因为自己的倔脾气，留下了终生遗憾。

陈寅恪的倔，源于他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倡导，源于他“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的坚定信念，源于他壁立千仞的傲岸人格。一个甘愿献身于思想自由的人，是与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在思想和价值取向上一脉相承的倔。 

(选自《文学界》2010.5 ,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