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认为一个健康的中国，需要一个健康的文艺市场，中国的崛起，更离不开科学家。

那些终生投身科研的科学家，大多都是身居陋室，连钱学森都是住百八十平方米的旧房子。而大明星们，住豪宅开豪车，广告收入动辄七八位数，像天上掉馅饼一样容易。这种现象的存在，让成长过程中的孩子难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孩子们都已经变得很现实，觉得搞科研是没有出息的。他们的人生目标不是升官就是发财，而当明星更是名利双收。这就是我们当今的社会，价值观严重的扭曲。科学家地位远不如演艺明星，这是时代的悲哀。

一个浮躁的社会，人们追逐的都是表面的光鲜亮丽。于是各种包装炒作，让人们失去了自然和本真，浮躁的气息扩散到每一个角度，使得现代人已经不再关注社会的本源，而是追求虚无的奢侈浮华。

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互联网变革的洪流又让人们惴惴不安，人们都在寻找精神依托。我们需要能够给国人做正确价值导向的“名人”，而恰恰社会上又非常缺少这种角色的存在，有文化、有担当、有历史责任感的名人太少了。正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思想舵手，才使很多明星、网红爬到了时代之巅，这种负面影响将非常深远。人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精神在哪里?中国复兴从何谈起?

(选自陈中华博客)

材料二：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了2015年的国际学生能力测试(PISA)，结果显示，美国“将来期望进入科学相关行业从业的学生比例”为38%，中国只有16.8%，还不及OECD国家的平均值。

去年，物理学家霍金开通了个人微博，短短半个月粉丝数量突破了350万。事实上，霍金之所以在全世界拥有数量巨大的粉丝，不光因为他对广义相对论的贡献，还来自于以下趣事：他在美国热门电视剧《生活大爆炸》中扮演他自己，利用电子发声器与美国的摇滚乐团录制歌曲。写得了论文，做得了网红，酷劲十足，这就是霍金的魅力，也是科学家的魅力。

整日埋头于实验室，甚至抱病工作，英年早逝，在我们的宣传中，仿佛科学家不历经坎坷，他们的道德形象就不高大。而事实上，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的科学家形象更能凸显人生的高度和厚度。科学家对于孩子们的吸引力，除了科学本身的魅力，很大一部分是要靠科学家来具体化和人格化的。

对青年人来说，收入和地位等现实因素也极大地影响了职业理想的选择。科学家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地位似乎不如明星、企业家也是当下的现实。现在，我国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奖金每人500万元人民币，由国家领导亲自颁发，正在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我们应以此反拨社会潮流，让科技人员真正感到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让科学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明星，成为孩子们争相崇拜的偶像，唯有如此，当科学家才能重新成为孩子们的职业理想。

(摘自2017年1月19日《光明日报》第6版)

材料三：

社会发展到今天，必须承认和接受其多元性和复杂性。各行各业都出精英，只不过用的评价标准不同罢了。把屠呦呦和黄晓明放在一起比较，是一种危险的逻辑。正如一提援外、减免他国债务，就有人提我国的贫困人口一样，如此对比似乎已成为一种万能诡辩术。如果用北京的房价来衡量青蒿素的学术价值，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如果用一些方法降低“黄晓明们”的收入，限制“黄晓明们”婚宴和礼金规模，这又会是怎样的情形?

市场与行政力量当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屠呦呦的反面教材，不是连结婚都会躺枪的黄晓明，也不是娱乐圈这个花花世界。演艺明星即使再奢华，也不会让科学家们眼红。反而是学术界内的各种失范现象，如学术造假、学术浮躁、科研体制僵化、收入分配不合理、科研机构衙门化、人才培养机制受阻等，才是阻碍科学家发挥更大作用的环境因素，从长远说，也损害了科学家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摘自2015年10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

材料一：

一边是众多买不起正规抗癌药患者的治病需求，一边是走私仿制抗癌药面临的刑罚风险——一个售卖保健品的小商贩，在情与法的矛盾中，会如何抉择？

将于6日上映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因触及抗癌药昂贵的国情现实，展现我国推进医药改革的显著成就，引发强烈关注。7月3日点映两小时即取得4798万元票房，成为当日全国票房冠军。影片导演文牧野介绍，《我不是药神》根据我国“抗癌药代购第一人”陆勇的经历改编，主人公程勇本是一个保健品商贩，为交房租、抚养儿子，冒法律风险为白血病患者从印度走私仿制抗癌药“格列宁”，因售价比同类正规进口药便宜很多，被患者称为“药神”，却触犯了正规药商的利益，也遭到警方的追查……

近年来，我国抗癌药物的需求日益增大，但患者面临正规进口药昂贵的现实。陆勇是无锡一名慢粒性白血病患者，曾长期购买印度仿制的抗癌药，2014年因“销售假药罪”等被公诉，上百名白血病患者联名写信请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次年公诉机关撤诉，成为颇受关注的一个法律案件。

影片中，程勇在审判席上对法官说：“我犯了法，该怎么判，我都没话讲。但是看着这些病人，我心里难过，他们吃不起进口的天价药，他们就只能等死，甚至是自杀。不过，我相信今后会越来越好的。希望这一天，能早一点到吧。”

程勇的愿望正在一步步实现。2015年6月1日，我国开始推进药品价格改革，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取消；2018年5月1日，我国开始对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药价有望进一步降低。

（摘编自《新华每日电讯》2018年7月5日）

材料二：

（资料：前瞻产业研究院）

材料三：

很多人一边看《我不是药神》一边擦眼泪，估计还会一边骂这药怎么就那么贵，谋财害命啊！医药界人士听到这个话，估计多半会摇头，并感叹“真是两难”啊。如果药价下降，对患者利好，但是对制药公司来说，没有利润就意味着再也没有动力去研发药品，将来或将无药可用；如果药价不降，医保来埋单，国家财力有限，降了这个药，其他疾病群体利益就被“挤出”，究竟给谁埋单好？如何降价、怎么降、降幅多少，这需要政府、制药公司、医保、医生、患者多方面的博弈。同时，各国对全球创新专利药的政策差异，也影响着价格高低。

一片不起眼的创新专利药，背后是一场制药公司的豪赌。高达数十亿美元的研发投入、长达十几二十年的研发周期、一期接一期不允许失败的临床试验，只为了“赌”其有效、特效，换来20年的专利保护期，实际上等到新药上市后，基本只剩七八年专利期。业内有一句话概括了这种“豪赌”：“第一片药生产出来需要花费10亿美元。”

今年4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提出制定鼓励仿制的药品目录，并从研发、生产、采购、支付、使用全链条，为高质仿制药替代原研药铺平落地路径。一边要首创，一边要高质量仿制，前方的路还很长。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7月6日）

材料四：

《我不是药神》在引起公众关注的层面上功不可没，但国家对抗癌药的关注并非由电影而发。“这几年，国家慢慢把癌症看作慢性疾病管理起来，所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抗癌药的新政策。”广东省人民医院副院长、肺癌专家吴一龙说。

2018年1月30日，国际顶尖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了由全世界各国研究人员合力完成的全球癌症生存趋势监测报告。报告表明，大多数国家的癌症5年生存率稳步上升，但国家之间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芬兰等发达国家的癌症5年生存率普遍较高，而中国仍然较低。

究竟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病人说：越便宜越好，应该像印度那样仿制进口抗癌药。肿瘤内科医生说：新药越多越好，再加上标准的联合治疗手段。制药业人士说：发展国产创新药，保护创新，才能真正把价格降下来。社科院的研究人员说：建立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通过商业保险、慈善救助以及社会公益等众多渠道，解决患者的用药问题。

中国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抗癌药？答案看似非常简单：安全、有效、便宜、多样。吴一龙说：“这个简单的答案，其实非常难。”

（摘编自《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