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大约5年前，4G取代3G成为主流，使得微信、微博等各类客户端成为移动互联的常态。随着5G的兴起，我们再一次看到技术变革带来的重大改变和机遇。5G时代，不仅意咮着“超级网速”无处不在，还将为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智能家居、虚拟现实等新科技深度融入生活打开大门。

早在2013年2月，中国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就联合成立了IMT—2020（5G）推进组，对5G频谱问题、关键技术、标准化等问题展开研发布局，这也是全球首个由政府主导和规划的国家5G试验。中国在全球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研究方面率先实现技术突破，中国主推的5G技术方案已有多项纳入国际标准。企业方面，三大运营商、华为和中兴作为中国5G军团的主力军，一直积极参与5G标准的制定工作，有序推进5G商用的建设进程。截至2018年底，华为已完成中国全部预商用测试验证，已获得30个5G商用合同，25000多个5G基站已发往世界各地。目前，中国在5G技术、标准等领域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阶段性成果。

（摘编自王萌《5G，大过想象》，《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5月4日）

材料二

2018世界移动通信大会（MWC）前夕，华为正式面向全球发布了华为首款3GPP标准（全球权威通信标准）的5G商用芯片和基于该芯片的首款3GPP标准5G商用终端——华为5GCPE．

华为同时发布了面向5G时代的终端战略，将基于5G高速率、广连接、低时延的三大特点，分别推出连接家和人的CPE．MobileWiFi和智能手机，连接物的5G工业模块，连接车的5G车载盒子。据介绍，华为首款5G智能手机将在2019年第四季度上市。

早在2009年，华为就启动5G相关研究，至今已至少投入6亿美元用于5G研究和创新，已在全球建立11个5G研究中心，参与5G研究的专家有数千人。当前已经在组网架构、频谱使用、空口技术、原型机实现和外场验证等多个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目前，华为在5G实验网中实测的5G网络峰值速率已经达到20．25Gbps，时延低至0．33ms，每平方千米可连接的设备数量达到217万个，完全满足国际电信联盟的标准要求。在信息产业超高速发展的今天，以华为为首的一批通信公司，正在逐步掌握核心科技，频频完成多项技术突破，成为5G技术在全球的引领者。

（摘编自《中国继续领跑5G，华为发布首款5G商用芯片和终端》2018年第12期）

材料三

2019年3月3日下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联通研究院院长张云勇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25个省（区、市）已经在开展5G网络试点工作，而央视春晚和今年的两会直播都采用了5G信号传送。这些举动可以说明我国即将进入5G新时代，进入5G元年。

张云勇表示，说到5G，就不得不说5G终端。5G终端有两种，一种我们形象化地称为“机”，一种称为“猫”。所谓“机”是指5G手机，5G手机和4G手机没有差别，但是它的速度是4G的好几倍，下载一部1G左右的高清大片只需要3秒钟。如果我们把4G比喻为一条普通的道路，5G则是一条更加宽广、更加立体的信息高速公路。

5G的另一个终端称为“猫”，也就是5G路由器，它可以连接家里、办公室的所有的智能终端。我们可以设想一种场景：清晨，5G路由器用悦耳的声音叫醒你，然后连接咖啡机，自动给你送上一杯浓淡相宜的咖啡。在你喝完咖啡、吃完早餐之后，它会自动帮你预约一台无人驾驶汽车，自动帮助你规划一条不拥堵的路线。到达办公室后，你一样可以利用5G网络和虚拟现实技术，召开远程会议等。可以说，5G不仅快，而且非常自然。5G正在改变我们的行业，改变我们的社会，助力中国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张云勇说，下半年，5G手机会零星上市，大规模上市会在明年这个时候。届时，大家就可以享受到高带宽、高质量、高体验、高智能的5G业务，这将助力我们实现向往的美好生法。

（摘编自张云勇“明年此时大家将可享受到5G业务”，央视新闻）

2017年中国继续保持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地位。中国出境旅游已呈现出“消费升级、品质旅游”的特征与趋势。

中国游客乐于接纳新兴科技，擅长运用科技规划从计划旅程到预订、再到旅游结束后的体验分享等旅游全过程，这已成为全球旅游市场对中国游客的共有印象。出境旅游前，在购物网站上花费25元左右订购移动路由器，是如今大多数中国出境游客的选择，以方便他们在旅途中与亲朋好友分享照片或感受。中国游客乐于积极接纳新兴科技创造的全新服务及全新业务模式。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指出，中国游客越来越关注旅游安全、品质和体验，推动着旅游市场更细分，也更理性。这也使得目的地竞争的焦点从过去以拼资源为主，发展到如今把握消费者需求变化，以提供相应的产品和服务上来。

日前，第十四届中国出境旅游交易会在京举行，境外旅行商们敏锐地捕捉到了出境游市场的变化。塔苏斯集团项目总监马特·汤普森说：“相比以往，中国游客对出境旅游的服务品质有了更高的需求，绝大多数游客希望享受个性、定制化的旅游产品和优质的海外生活服务。麦肯锡最近发布的报告预计，到2025年，全球44％的高端定制旅游消费将来自中国。”

（摘编自尹婕《全球关注中国游客新需求》，2018年5月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随着出游频次的增长、旅游经验的丰富、出游人群的年轻化，中国游客对目的地的选择正由“被动”向“主动”转移。以往会首先考虑距离远近、人均消费水平等客观因素的他们，如今会先参考自己的目的地清单，即那些最想去的地方。几乎人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目的地愿望清单，而亲朋好友、社交网络、影视综艺和明星推荐，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目的地选择。

（摘编自《全球旅游目的地分析报告》）

旅途中的吃、住、行、游、购、娱，基本都可以靠手机等信息终端解决，这正是智慧旅游所呈现出的场景。一般认为，智慧旅游是在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及移动智能终端的支持下，提供各种旅游信息，以实现旅游资源、社会资源共享及有效利用的高科技集合。

智慧旅游的核心仍然是提升旅游服务水平和游客体验。但是从目前情况看，各地在智慧旅游建设中仍然主要在硬件上做文章，在范围上还仅仅停留在智慧景区上，在深度上仍止步于旅游服务的信息化层面。智慧旅游很多创新型产品的趣味性，在多大程度上来自于旅游本身，在多大程度上是源于技术手段，也是值得分析的问题。手机导游、景区电子地图、网络虚拟旅游等是目前比较常见的智慧旅游项目，而这些项目大多沦为噱头，建设起来花费不菲，实用性却不强。

（摘编自陈恒《智慧让旅游变得更有趣》，2017年6月24日《光明日报》）

材料一：大城市比中小城镇更有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首先，大城市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更低。大城市的经济活动和公共服务成本会因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摊薄，聚集在大城市中的个人、企事业单位都将因相互之间的协调而从中受益。其次，相比中小城镇，大城市土地利用率更高。根据住建部数据，从整体来看，2017年我国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人均占地面积依次递减，分别为130平方米、125平方米、118平方米、113平方米、99平方米。再次，大城市控制污染的能力更强。在创造相同GDP的条件下，大城市污染物排放量远低于中小城镇。而且，由于规模经济效应，大城市降低单位污染的成本也远低于中小城镇。最后，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和超大城市能为外来人口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由于大城市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依托，它们远比中小城镇更能为农村转移人口提供就业机会。

（摘编自潘家林《大城市的聚集效应与规模效应》，《城市发展论坛》2019年1期）

材料二：

图表1：北京、上海、首尔、东京四城市中心城区出行情况比较

图表2：全球部分都市人口总数及人口密度比较

（摘编自熊柴等《大城市病主因是人口分布失衡》，《财经》2017年2月）

材料三：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的发展本应服务于人的需要，但是许多城市却偏离了人本轨道，一味追求经济总量的增加，引发了严重的“城市病”。

城市化不是楼宇化，而是家园化。但是，一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却只重表面工程，认为修建高楼大厦就是城市化，违背了城市建设与人类发展的规律，使得许多城市出现了“千城一面”的情况。城市的功能化不是产业化。城市的功能包含生产方面的功能，即人们通常理解的产业规模化，但产业发展不是城市唯一的功能。城市是人、境、业的综合体，产城一体，人城和谐，才是城市发展的归宿。不应该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生产产品的机器，城市应是人类成果融合发展的一个有机体。

（摘编自李后强等《以人为中心：城市发展的永续动力》，中国社会科2019年3月19日）

材料四：“大城市病”并不是我国所特有的，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种普遍现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东京“城市病”最为严重的时期，人口和劳动力的过度集中导致了地价上涨、环境恶化、生活成本增加等问题。为此，东京政府通过制定东京圈基本规划、实施《工业控制法》等举措，让大批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和一些重化工业相继迁往郊区、中小城市甚至海外，而聚集更多以研究开发型工业、都市型工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工业。这一方面增加了地区生产总值，另一方面也大大降低了东京的人口总量。另外，为减轻办公和商业活动对市中心的压力，平衡城市土地利用强度，东京还分步骤分阶段实施副中心战略，让副中心和中心城区共同承担起东京的城市功能，逐步形成了多中心多圈层的城市格局。在建设副中心的同时，东京也很重视交通网络体系的建设，修建一条环市中心铁路和众多呈放射状、向近郊或邻近城市延伸的轻轨线，将各副中心串联起来，并在线路末端发展新的中小城市和工业中心。

（摘编自南丽江《应对“大城市病”国外有妙招》，《中华建筑报》2018年4月22日）

材料一：

2013年以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扎实推进，一批具有标志性的早期成果开始显现，参与各国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对共建“一带一路”的认同感和参与度不断增强。2013年至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率高于同期中国对外贸易增速，占中国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27.4%；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900亿美元，在沿线国家完成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超过4000亿美元。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着眼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经济全球化作出了中国贡献。

（摘编自安蓓《中国发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报告》，新华社2019年4月22日）

材料二：

（摘编自《“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2018）》）

材料三：

“一带一路”沿线已超越北美自贸区，成为仅次于欧盟的全球第二大贸易板块，贸易红利正在显现。“一带一路”建设充分激发了东南亚、西亚、中亚、中东欧等不同区域的优势，使沿线经济体之间的贸易联系越发紧密。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比，“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明显提升，至2017年已达13.4%，体量相当于欧盟内部贸易的65%。目前“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发展贸易投资仍受到基础设施薄弱等因素制约，今后应大幅推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进一步降低贸易成本和非关税壁垒，加强铁路、航空、管道等硬基础设施，以及制度等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摘编自李晓喻《“一带一路”沿线已成全球第二大贸易板块》，《中国新闻网》2019年5月8日）

材料四：

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的深度调整期，原有的发展格局被打破，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新格局尚未形成，各国突破困局、谋求发展的愿望非常强烈。“一带一路”建设支持各国共同发展，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让经济全球化红利在国际范围更加均衡地分配。可在国际金融危机负面影响依然存在、世界经济仍深陷困境的背景下，又出现了逆全球化的暗流。有的发达国家为重振本国经济，一手推动再工业化，力促制造业和跨国企业巨额资本回流；一手高举贸易保护主义旗帜，出台更多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可能会发生更多更激烈的贸易战、汇率战、大宗商品价格战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发展风险大大增加。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有意愿也有能力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上作出更大贡献。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开展跨国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实质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

（摘编自曹文炼《“一带一路”建设彰显中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