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大厨

黄佩华

深秋的桂西北高地，早晨起来呼吸都带有淡乳色的雾气了。八达镇上的人们都穿上了冬装，各种各色的羽绒服厚外套亮煞了美食节。地处滇黔桂三省交界的八达镇，傍着驮娘河，西连云南北邻贵州，各色传统美食五花八门，独具边地特色。周边更是名产荟萃，云南广南的八宝米，罗平的牛干巴，贵州兴义的高粱醇，广西隆林的黑山羊，田林的八渡笋，西林本地的黑猪麻鸭沙糖橘…真是让食客们大开眼界，大饱口福。一大早，李金光熬不住老伴生拉硬拽，也搭上早班公共汽丰，到镇上去看热闹。其实，他们到镇上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来看看元生是怎么在镇上丢人现眼的。

李金光与别人的装束不一样，他身穿一件草绿色的军用雨披，头戴竹编油帽，手提两只空鸟笼，一副旧时赶街人的模样。而老伴穿得略有些单薄，还是一身秋衣秋裤，头上也只是套了顶腈纶毛线编的帽子，胳膊上挂的竹篮里装的是三十只还粘有粪迹的麻鸭蛋。李金光的鸟笼和老伴的鸭蛋，还没等他们走到街边就被明眼人给买走了。老伴不仅卖掉了蛋，还有一个外乡客看上了她的旧竹篮，一番软缠硬磨之后，硬是以两百块钱的高价给买走了。这样，两个老人得以一身轻松顺着人流逛进了临时搭建的美食街。

进入街市，人山人海。他们担心走散，两个人不得不手拉起手，就像年轻时他们互相牵手过河一样，生怕脱手了。他们还约好了，两人一个看左边，一个望右边，看看元生是不是如他所说，真的在这里做火锅卖腊肉。可是麻烦很快就来了。他们刚走进美食街时，人流密度还不算太大，还能够看见两旁的铺位。但是越往里边走，人流就像筷条筒里的筷子，一个紧挨住个，他们眼里看到的只有别人的肩膀和后脑勺，不用说看两旁的铺位了。

李金光意识到，这样走下去等于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找不到元生不说，还有可能被人流冲撞踩伤的危险。于是，他一边抓紧头上的竹帽，一边把老伴慢慢扯出人流，在一个卖山羊肉的铺位前停下来。

李金光忽然闻到了一种久违的味道，这是一种混合了肉香和发酵过的草香味道。好多年以前，他第一次受邀到德峨苗山上的老同家做客，热情的老同为他宰杀了一只山羊，苗胞们把羊肉和羊骨砍成块煮成汤锅，把羊杂羊血和羊小肠剁碎炒干，与羊胆汁一起熬煮，号称羊瘪汤。他第一次吃这种羊杂汤，当老同给他打了一小碗，让他先尝试吃一勺时，一股难闻的味道从舌尖迅速蔓延向喉咙，冲击他的味蕾，扰得他差一点吐出来。然而，只过了几秒钟，一股爆炒羊肉杂碎特有的香气和一种苦尽甘来的味道，同时溢满了他的口腔。那一次，他竟不顾脸面，在众人面前连续吃了三碗羊瘪汤，后来成为寨上的一个笑话。

他一时禁不住诱惑，干脆和老伴坐下来，点了一大碗羊瘪汤，外加一份炒羊肉，两个人当成早饭吃了起来。

吃过饭，眼看来参加美食节的人越来越多，李金光和老伴决定不再寻找元生的铺面，赶早回家去了。

第三天晩上，一脸疲惫的李元生被一帮朋友簇拥回到家里。阿牛还把一尊用红布包扎的东西搁在神龛前八仙桌上。众人兴高采烈地鼓噪，试图让李金光去亲手揭开红布，却被他拒绝了。母亲禁不住大家的鼓动，也是出于好奇，壮起胆子过去揭了，原来是一个金光闪闪的奖杯，照得她眼睛都模糊了好一会儿。

老毛顺手解开一个纸筒，摊开在两位老人跟前，得意地说：“阿叔阿婶，你们看看，这是两张奖状，都是奖给元生的。一张是他的火锅入选八达镇十大传统名佳肴，另一张是他做的火锅拿了美食节亚军。厉害吧!”

“那，羊瘪汤呢？”李金光将信将疑。

“羊瘪汤？做的人太多了，最高也只是得了个优秀奖，好几十个铺位呢。”阿牛抬起鼻孔说李金光晓得，儿子这一次应该是真做了一个好火锅，就如同当年他吃到羊瘪汤一样。但不过，做一个好火锅又能怎么样呢？能当饭吃吗？会做火锅就能娶到老婆吗？穿上白衣服戴上高帽就能领工资了吗？他不信。他心里只清楚地记得，这个鬼仔还欠他三头大肥猪呢。

（有删改）

粗鄙的暴发户审美充斥着我们的社会

冯骥才

在北欧，尤其是奥斯陆的大街上，你会感到城市有一种非常舒服的整体性。它没有历史与现代的断裂与分离，而是和谐地浑然一体。这不仅是建筑外部，连建筑内部乃至家具风格也是一样。今天的他们依旧喜欢用新鲜的原木把屋顶饰得像昔时的农舍，喜欢木头立柱，喜欢没有花纹雕饰的桌椅，喜欢用光洁的木板组合起来的衣柜与书架；但这不是不动脑子地去模仿传统，而是加进去一种后工业时代崇尚的简约美与现代科技能力包括精细的切割与抛光的技术，而使其为现代审美中一种自己的文化主体元素。他们已经成功地将自己即北欧传统审美的简朴转化为现代审美的简约。

中国就麻烦多了。自汉唐以来，中原汉文化的审美似乎一贯而下。特别是明代的审美雍容大气、敦厚沉静，从中可以清晰看到汉之博大与唐之沉雄。然而到了清代，入主中原的满族皇帝们对生活文化表面化奢华的欲求，驱使整个社会的审美发生变异。特别是乾隆盛世，审美的繁缛与炫富感走到极致，完全脱离传统审美的厚重与含蓄。可是到清代中期之后，国力的衰败便使这种奢华的追求无法企及而日渐粗鄙，审美能力和审美标准遭到破坏。此后则是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在“不爱红装爱武装”时代，国民的美育和审美品格已不被提倡。当整个社会由传统的农耕社会转向现代的工业社会时，我们已经无所依据和无所凭借。社会审美像没头苍蝇乱撞。或是呆头呆脑的仿古，或是跟着洋人亦步亦趋地做“现代秀”。如何在审美上从传统向现代过渡，成了当代文化的大难题之一。没有现代审美，也就提不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化。

而北欧人从传统到现代的审美过渡，不是听凭自然，稀里糊涂地完成的。我想它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经过知识界，即建筑界、艺术界、设计师等长期的创造性的努力与探索。另一方面则是公众的认可。因为，只有成为集体审美，才是一种时代的文化特质。

然而，我们至今还没有把美育列入素质教育；还有，知识界的努力是重要的关键。如果我们只去克隆舶来的“现代”，或者在传统中找卖点，我们自己的现代审美则无法建立起来。我很欣赏奥运会中的中国印、祥云和开幕式中“画卷”的设计，这是一种积极和精心的努力。当然，还嫌太少，还只是在设计范畴的个别成功的范例，更大的文化问题是我们的现代审美。而这种时代审美是不会自动转换与完成的。如果现代文化建立不起来，留下的空白一定会被商业文化所占据。就像当前充斥我们社会的粗鄙又浮躁的“暴发户审美”。

（有删节）

对于任何一种文化传统来说，如何协调守成、创新与外来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关键问题。晚清至20世纪，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大规模接触伴随着侵略、殖民与长时间的冷战，这些历史事实增加了问题的复杂程度。尽管如此，多数人愿意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成功范例。五四新文学不仅改变了古典文学的传统形式，而且，相当多的作家动手译介域外文学，使各种西方文化元素逐渐汇入中国文学的表述体系。这开辟了汉语白话文学的新阶段——“现代文学”。之所以认定这是一次成功的文学转换，首要的标志是：相对于先秦至晚清的中国古典文学，汉语白话文学更适合表现今天的中国经验。这丝毫不存在贬低中国古典文学的意思。中国古代批评家就曾经深刻地指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及其评价依据。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都将受到文学传统与现实世界纵横坐标构成的不同压力。强调来自纵轴的文学传统，还是追求更大限度地再现当代的现实世界？现实主义的宗旨显然是后者。这时，所谓的创新可以表述为，一种再现当代现实的企图改变了文学传统的发展方向。

这同时划出了一个区分的标准：如何辨别鲁迅式的“盗火者”与“言必称希腊”的崇洋分子？尽管二者都对西方文化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但是，“盗火者”的主旨是探索民族的独特道路，力图“师夷长技以制夷”；相反，崇洋分子热衷于将民族历史纳入一个普遍的模式，使之成为西方文化逻辑的具体例证。

如果说，五四时期的“盗火者”曾经将西方文化视为现代性的启蒙，那么，现今的历史语境中，中国文化业已成为更重要的思想资源。中国文化浩如烟海，门类繁杂，一批饱学之士始终专心致志地从事清理和阐释工作。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只有意识到现今中国文化对于“改变世界”负有的历史使命，人们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这一批饱学之士的学术贡献。也恰恰因为意识到这种使命，人们才不会满足于某些徒具形式的表面文章，诸如儒冠儒服、三叩九拜之类。中国文化的真正活力并不是刻意维护某种古老的礼仪，而是进入当今社会，力争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工业社会的机器节奏响彻生活的每个角落时，农耕社会的古典诗学——例如“意境”“情景交融”乃至“天人合一”——保存了哪些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因？启蒙、革命、利益、市场以及围绕这些概念产生的社会关系瓦解了古代的乡绅之治以后，儒家的“修身”与西方文化的宗教具有哪些不同的社会功能？在一个群雄争霸、风起云涌的时代，“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蕴含着哪些重大的启示？这些问题的提出与展开，已经显现出中国文化对话历史、对话现实的思想含量与独特价值。

（摘编自南帆《中国文化的活力》，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