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时间：7月30日10：42

室外温度：35℃

实验情境：车停在户外，太阳直晒，记者带着温度计坐入后座儿童座椅处，关闭车辆门窗。车内初始温度30℃

15分钟后，记者已无法坚持，实验终止。

相关人士介绍，高温致死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因高温引起人体体温调节功能失调，体温热量过度积蓄，导致神经器官受损；另外一种是由于温度持续升高，空气中的氧气含量不断降低，导致缺氧死亡。

（摘编自《车内升温实验警惕高温致死》，《东南商报》2015年7月31日）

材料二：

4月8日，湖南益阳四岁女童琪琪被父亲遗忘锁在车内，因高温、窒息而身亡。这类事件，官方的定义是“高温致死”。相关部门回应：责任在家长。

问题是，家长的责任在哪里？对这位父亲，是要追究其民事责任吗？民事责任以经济赔偿为主要责任形式，造成女儿身亡，赔偿就成了自己赔自己，或者死者父亲赔偿死者母亲，这显然都不合适。

那么，刑事责任又是否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

作为一个父亲，他必须谨慎、合理地履行监护孩子的义务；作为一个成年人，他应该有足够的社会阅历和基本常识，知道将幼童遗忘在车内会导致严重后果。也就是说，琪琪的父亲应该预见自己的行为会引发危害琪琪生命健康的后果，但因为粗心马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到这种后果的发生，最终导致琪琪死亡。这是典型的过失致人死亡。是犯罪，就要追究刑事责任，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创造良好、和睦的家庭环境，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考虑，也必须通过法律的强制性惩罚来增强父母的监护意识，督促监护人积极、正确地担负起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之责。当然，这类案件发生于家庭内部，确有其特殊性，司法机关可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酌情对待。

其实，对类似事件的处置，在国外也是有例可循。美国会对疏于监管孩子的父母罚款、监禁甚至剥夺监护权；如果发生“高温致死”事件，父母或将因触犯危及儿童安全罪或刑事疏忽罪而被指控。反观我国，近年来“高温致死”的案件屡屡发生，但鲜有司法机关公诉追责的案例，这里有我国传统文化的原因，但这并不正常。

琪琪已经离世，追究这位父亲的刑责不是最终目的。刑罚不仅是要惩罚已然的犯罪人，更要震慑警示那些潜在的、可能的犯错者。儿童是家庭的希望，也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儿童的保护离不开法治护航。

（摘编自（4岁女童被遗落车内致死：父亲不该担刑责吗？》，《澎湃新闻》2019年4月12日）

材料三：

南佛罗里达大学分子生理学教授戴蒙介绍说，大脑最上方是负责思考和分析的前额叶皮层，以及负责瞬时记忆的海马体；底层则是基底节，负责控制那些本能和不自觉的行为。

他说：“遗忘事件是否发生，重要相关性的因素是由压力、情绪、缺乏睡眠、生活节奏改变等结合而成。当压力增大到一定程度时，基底节开始工作，理智思维则被弱化到无力抵抗。结果是被弱化的海马体里的记忆回路就像电脑程序一样被强制覆盖。除非记忆回路被重启——比如听到孩子哭，否则记忆可能完全消失。这和父母的社会地位、种族、个性、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以及对孩子的爱无关。”

2000年，3个前NASA工程师开始研发一种用安全座椅重量感应器和钥匙警报器构成的产品，用于在父母将儿童遗落车内后发出警报。可现在这款产品仍然没有上市。最大的问题是法律责任：如果你制造了这个产品，但它发生故障并有孩子死亡的话，你就会面临巨额的法律诉讼。另外一个巨大的问题是，市场研究显示这个产品销量不会好。原因很简单：人们从不认为自己会犯类似的错误。

在高温致死案例中的父母总是遭到大众苛刻甚至恶意的批评。临床心理学家希林克说，人类有一个基本需求，他们需要相信并且坚信这个宇宙不是残酷无情的，可怕的事情不是随机出现的，如果你足够负责和警觉，这些灾难就可以近免。他相信这些父母被妖魔化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我们必须把出事的人和我们自己区隔开。假如我们和他们是一类人的话，就太可怕了。所以他们必须是怪物才可以”。

（摘编自基恩·温加滕〈致命的分心》，2010年普利策特稿奖获奖报道）

纠结的校服

材料一：

近日，杭州一位家长在网络论坛吐槽人大附中杭州学校的校服收费，并贴上了一张学校发来的短信截图。截图内容显示，学校请家长将校服定制费1万元汇到学校指定账户，若未能如期缴费，则视为自动放弃小学部录取名额。校方回应，1万元的校服费是一项预收款，根据家长的订单进行扣款，多退少补。学校的校服费用，含春夏秋冬及运动装共40件左右。对于“未能如期缴费，则视为自动放弃录取名额”的说法，负责人未予回应。此事引起网友热议。有网友表示：“即使民办学校有一定的办学自由，且学生的家庭条件一般较好，但‘若未能如期缴费，则视为自动放弃录取名额’的说法，让人嗅出一丝威胁的‘味道’。

有媒体评论：“由于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尽合理，很多平民家庭的子女上小学都成了难题，公立学校上不了、挤不进去，民办学校‘贵族化’‘市场化’，上又上不起，所以，万元校服虽是准备给高收入群体子女的，也难免让广大平民家庭望而生畏。”

而校服引发的讨论远不止这一起。2014年3月21日，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在北师大二附中访问的镜头中，出现了学生们穿着宽松的蓝白运动校服的画面。随即有网友跳出来吐槽，该校服“太难看”“太减分了”！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大家议论纷纷。对此，北师大二附中副校长王华表示：“网友们并非真正了解我校学生的真实需求和看法，总体来说，我们学生还是挺喜欢那套蓝白校服的，这是北师大二附中的一种标志，很多学生到了大学后还穿我们的校服，说明他们对那套校服还是很留恋的。”

（相关材料摘自互联网）

材料二：

（相关材料摘自互联网）

村料三：

重庆巴蜀中学校服是巴蜀学子最喜爱的服装。校服设计充分尊重学生、家长、老师的观点与意见，让他们全程参与校服的研发过程，做到了学校“善为根，雅为骨，志为魂”的德育理念和年轻学子青春风采的完美结合。他们的做法引起了中央电视台的关注，被作为校服改革的典范向全国推介。

香港各类中小学校学生每天都要穿校服。每所学校均有校服自主选择权，学生每人拥有多种不同款式的校服，除夏装和冬装校服外，还有体育课专用服、西装礼服等。很多学校借校服来彰显自己的学校文化。不过，有些普通学校的学生很羡慕内地学生穿一样的校服，因为这样不必担心暴露自己是二、三流学校学生的身份。

（相关材料摘自互联网）

材料四：

对于如何才能保证安全的校服进入校园这一问题，安阳市教育技术装备管理中心主任李红新表示，3月中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市教育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我市学校床上用品、学生制服质量监督的通知》，并对县区教育局及市属学校专门召开了会议，要求严格按照通知要求确保校服质量。通知要求各学校在选购学生床上用品和学生制服时，必须和厂商签订符合标准的质量协议，并建立质量合格准入制度。严禁无厂名、厂址和产品检验合格证的三无产品进入校门。严禁非法商贩在校内经营学生床上用品和学生制服。此外，学校还要对学生自带的学生用品做好自查和消毒工作。为了确保学生床上用品和学生制服质量，学校在选定厂商后，应在三个工作日内，持双方质量协议和样品到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登记建档。

（《中国纤检》2013第12期《校服难题谁来解》刘新柯 张社芬）

材料一：

CRISPR—Cas9被称为本世纪最大的生物技术发现之一。这一基因编辑工具革新了实验室的生物技术，有助于疾病研究和加速药物研发进程。该技术还显著影响了基于微生物的工业生产和粮食作物开发。但是真正让它一举成名的却是将其应用于人类基因组的编辑。2016年，来自四川大学的中国科学家首次利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针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开展了人体临床试验，标志着CRISPR—Cas9技术从此开启了人类基因编辑的新纪元。

CRISPR这一叫法是90年代由西班牙科学家FrancisMojica首次提出的，他通过深入研究首先发现，细菌和古生菌DNA中一连串作为原始免疫系统基础的重复序列，能够帮助细菌“记录”病毒入侵者的DNA；Cas9是一种蛋白质，可以识别在CRISPR中存储的特殊序列，并通过序列匹配剪切所有的DNA。

虽然CRISPR—Cas9在90年代就被发现，但直到2012年，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位科学家詹妮弗·杜德纳和艾曼妞·卡朋特才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这篇文章介绍了当CRISPR—Cas9这一体系从细菌中取出，再引入那些组成更复杂动植物的真核细胞时发生了什么。“在真核生物中，当你剪切DNA时，你会激活一种修复机制，从而开启了重写DNA的可能”。

（摘编自《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是如何改变世界的?》，新浪医药2018年3月5日）

材料二：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酸奶公司Danisco就开创了CRISPR的早期应用，当时科学家们使用早期版本的CRISPR来对抗牛奶和酸奶中的主要细菌，该细菌总是被病毒感染。那时候，CRISPR技术仍不成熟。

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我们急需使用CRISPR保护粮食和农产品免受新细菌的侵害。基因编辑可以使种植更加高效，可以缓解马铃薯和西红柿等主要作物的全球短缺状况，也可以创造出不受干旱和其他环境影响的作物。基因编辑会影响我们吃的食物，因为食物基因被编辑以后，食物有可能携带更多的营养物质或可以在杂货架上保存更长时间。

另外，运用CRISPR技术还可以生产更精瘦的家畜。2017年10月，北京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使用CRISPR对猪肉进行遗传工程改造，使猪体脂肪减少了24％。研究人员将小鼠基因插入猪细胞中，这样猪可以更好地调节体温。

（摘编自《CRISPR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争议和未来》，搜狐科技2018年2月23日）

材料三：

不久前，霍金在其遗作《对大问题的简明回答》中提到，未来将出现被改动基因的“超级人类”，他们对疾病的抵抗力会增强，甚至将提高智力和寿命。而霍金恐怕也没想到，他所想的未来竟然在其离世后不到一年就来了。11月26日，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宣布首例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健康诞生。对于这项基因编辑技术的成功，人们的反应并不像想象中那样美好。

霍金在其遗作中说过，如果一部分人变成了“超人”，作为普通人将只有两条出路，一是随着基因改造技术的普及，“普通人类”将会逐渐消失，都变成经过基因改造的“超人”；二是技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无法通过基因改造进行提升的普通人类将变得“可有可无”，普通人类将会被“奴役”或是面临清洗。

关于改变基因来避免某种疾病的做法，是否能够取得效果存在很大的争议，一旦基因编辑不完全，那么非但无法预防疾病，反而会带来很多副作用。像此次对CCR5基因进行编辑以预防艾滋病的做法，宾夕法尼亚大学基因编辑专家穆斯努鲁提出“没有正常的CCR5基因的人会面临感染其他病毒的高风险，比如西尼罗河病毒，死于流感的风险也会增加”。

而在其实际效果之外，还存在十分严重的伦理道德问题，有学者认为以任意手段暂时或永久增加人体机能是十分“可怕”的，不光有学者对其担忧，前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也做过相应调查，结果显示，近七成受访民众也对基因编辑技术表达了自己的忧虑。

（摘编自《抵制基因编辑技术，人类到底在恐惧什么?》，《智能相对论》2018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