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全国老龄办提供的数据显示，到2020年，中国的失能老年人将达到4200万，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将达到2900万，这对我国的养老服务提出了巨大的挑战。面对我国老龄化社会的现实，真正实现“老有所养”，关系到我国上亿老年人安享晚年。

鉴于此，全国政协委员王欣建议，采取鼓励措施以及传统敬老养老文化宣传，让家庭成员主动承担养老服务责任，构筑起养老服务的第一道防线。

政协委员和专家们还一致认为，为积极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实，应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全面推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继续完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进一步规范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政策，健全参保缴费激励约束机制。

除此之外，有专家表示，政府要在保证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基础上，积极培育和管理好养老服务市场，纠正目前存在“公办盲日走向高端、民办反而满足低端”的现状。养老服务保障具有多层次、差异化的基本特点。因此，针对不同人群在不同阶段的不同需求，还应提供不同的、具有特色的养老服务。

(摘编自2018年1月17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从宏观层面看，中国老龄化逐渐深入，老人比例不断增大。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中国大都分老人都需要自己照顾自己，生活中会不同程度地出现各种困难。

(摘自搜狐网《中国老人生活现状报告2017)，2017年11月14日)

材料三：

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正不断加深。截至去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3亿，占总人口的16.7%。目前，老年人口数量还在以每年800万的速度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医疗卫生水平不断提高，降低了死亡、延长了人口寿命，使得老年人口的绝对规模明显扩大；同时，计划生育政策使少儿人口规模减少，让中国老龄化速度不断提升。

“如今我真正感受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不易。”在北京工作的吴迅是“80后“，也是家里的独生子，1个月前，他的母亲生病住院，一下子打乱了一家人的生活节奏。他白天上班，下班之后赶紧过去照顾母亲。

长期以来，居家养老是中国人最普遍的养老方式。但随着独生子女家庭、子女外出打工家庭面临的养老困境日益凸显，空巢老人、失独老人和独居老人总量大，家庭养老支持功能明显弱化。为此，政府应探索建立多层次的养老模式，建设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强化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推动机构养老提职增就，加强农村养老服务。

专家表示，政府应对养老服务业给予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家庭对老年人给予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陪伴、市场主体和以养老服务机构为代表的非营利性组织点主动嵌入社区。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有效发挥市场作用，推动养老服务业和老龄产业发展壮大。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发挥它们在社会化养老服务中的重要作用。

此外，随着未来老年人口教育水平的提升，养老方式与养老渠道的创新也应提上日程。

(摘编自2017年11月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一）

垃圾分类作为垃圾处理的前端环节，其作用早已得到世界的公认，分类收集不仅能大幅度减少垃圾给环境带来的污染、节约越圾无害化处理费用，更能使资源得到重复利用。有人将垃圾称为“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据保守估计，我国城市每年丢弃的可回收垃圾价值在300亿元左右。但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一直难以有效推进。相关调查显示，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效果不明显或完全没有效果。

（摘编自《垃圾变资源！这不是魔法，而是垃圾分类》，2017年4月5日新华网）

（材料二）

笔者所在的小区，居民楼前三个垃圾桶分别标示出应放置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和餐厨垃圾。可是大多数居民还是把垃圾混杂在一起，一扔了之。问及原因时，有人说：“我辛辛苦苦分了类，环卫车辆却混在一起运走了，分类还有什么意义？”

这种现象可以说屡见不鲜。垃圾分类处理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各个环节必须配套衔接，才能高效运行。分类投放是居民的责任，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是政府的责任。分类投放的参与率和准确率较低，会影响垃圾分类制度的实施效果；而分类的目标和途径不十分清晰，后端分类处理不到位、不完善，又影响前端居民分类的积极性。

（摘编自刘毅《垃圾分类应自扫门前雪》，2017年5月6日《人民日报》）

（材料三）

垃圾并非天然需要分类的。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世上并没什么垃圾。父辈们都说他们小时候，饭都吃不饱，厨余垃圾不存在的；塑料制品太稀罕了，白色垃圾不存在的。如果垃圾量不大，填埋成本最低，大自然鬼斧神工，也可以降解。问题就在于，垃圾越来越多，“垃圾围城”频频见诸报端，分解远远跟不上生产，垃圾挤压到了正常的生活。而垃圾分类，是推动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重要措施。有分类，才能更好分解。只有分好类的垃圾，才能变成资源，才能为地球减负。当然，分类越细，边际成本也会越高。邻国日本以垃圾分类严苛出名，但也正面临因垃圾分类过细，人力成本与物流成本太高的问题，这其实从反面说明了分类的成本。

垃圾分类为何需要每个人承担？若沿着经济学家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的分析思路可以知道，我们到底有“不分类的权利”，还是有“必须分类的义务”，并非既定的，它是全社会基于成本作出的制度性选择。但为什么到处理垃圾这件事上，却需要将分类责任分配给每个个体？这其实反映出：随着垃圾产量加大，土地、人力成本提升，整个社会末端处理垃圾的成本正在急剧上升，大家越来越享受不起前端“不分类的权利”了。

（摘编自《垃圾分类难？一场观念与治理的赛跑》，2019年6月4日《人民日报》评论）

（材料四）

28日上午，在回答《新京报》关于垃圾分类相关问题时，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刘左宾表示，下一步将把垃圾分类的突出问题纳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督促各级政府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在推进垃圾分类处理方面，生态环境部开展了不少工作。首先，为垃圾分类提供法治保障。积极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修订，将垃圾分类制度及相关要求纳入修订内容，并进一步明确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和污染防治要求。修订草案于今年6月5日通过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于6月25日初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摘编自邓琦《生态环境部：垃圾分类将纳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2019年6月28日《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