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押

梅寒

十几年前，母亲拿着一本厚厚的账本儿走进镇银行的大院。

那位银行主任大约头次遇到这样的贷款户拿一本厚厚的账本儿前来办理贷款，他听母亲条分缕析地讲完，一口茶差点就笑喷了：喊，这位大嫂，我们这里是银行，不是福利院，你家孩子读书要用钱，还债要用钱，我很同情，但原谅我们不能给你办这个貸款，贷款要有担保有抵押。

那账本儿上，记的是我家欠着亲威朋友的两万多块钱的债。

母亲大约是头次听到“担保”“抵押”这样的新鲜词儿，她原以为来贷款只要跟他们讲清贷款的理由就好。

担保是什么？抵押是什么？母亲满脸茫然。

银行主任耐心地给母亲讲了大半天，站起来要送母亲出门。谁料母亲听完那些竟然笑了：要担保，要抵押，这好说啊。

银行主任举到半空的手又落下了：你家有可抵押的财产？当然有啊。母亲满脸的茫然已经变成满脸笃定。

可母亲接下来的话，却让那位主任彻底地哭笑不得了：我家有房子，但不能抵押，抵押了我们住哪里？我家有一头老牛，还值点儿钱，也不能抵押，抵押了我们家耕地就没有办法……

有什么可抵母亲还要喋喋不休地说下去，银行主任却没有耐心了：这位大嫂你家到底还有押？我们这里可忙……

有啊，俺有仨孩子，抵押给你们吧。

母亲此话一出口，全柜台后面的头都抬起来，一双双眼睛齐刷刷投过来。

母亲就当没看见，依旧几自说下去：俺有仨孩子，大闺女在北京读大学，二闺女在县城读高中，一个小儿在市里读中专。俺们家穷，是不差，可俺穷是为了供俺孩子读书。学费这么贵，地里出产这么少，不借不贷，孩子咋读得了书啊？有困难，找政府，不是你你们说的么？这不，俺就来找政府了。你想想，俺家就在那里，长不了腿跑不了，你们想啥时找就去找。俺们孩子在那里，一天比一天能耐，等他们都读了书长了本事，就只管赚钱给国家做贡献了，到后候，莫说你们贷我们三万两万，就是贷个十万八万，俺仨孩子一人担一份儿，说不定不到一年就还上了。何况，俺们现在也还年轻，能劳动……何况，你们这也是积德行善的事，是给国家培养人才……何况……

母亲的话匣子被打开了，“何况何况”地说下去。听得银行里那些工作人员全都咧嘴乐了。大约也是那天银行主任心情好，他竟然被母亲的一篇长篇大论给说服了，破例答应给母亲想想办法。

第二天早上，母亲拿着我们全家人的身份证，乐颠颠地去办理了三万块钱的货款手续。完了，一一给我们打电话告知：现在咱们全都是一根儿纯上的蚂蚱了，你们都给我听好：你们都被我当抵押抵押给银行了，你们都得給我好生混……咱得说话算话，到时连本带利一厘不少还给国家……

此后，就是我们一家人漫长而又艰辛的还贷路。

那三万块钱，母亲拿出两万五，把这些年的新账陈账都一一还上了，还剩下了五千块钱，当流动资金。买了几只羊，买了几窝长毛兔，又买了几十只下蛋的鸡……可一年到头賺的那几个钱还填不了利息的一半。三万块钱不但没能按时还上，欠款倒是驴打滚一样越滚越多了。

母亲却不恼。她依旧是那一句：你们好好混，混好了，那些钱总有还上的一天。

她跟父亲，年年都为还那笔昂贵的利息在奋斗。可母亲却再也不用低声下气在众人面前含着小心说话了。她也不怕跟人说自己穷，甚至还扬言说自己是村上最富的人家：一个庄户院儿里一下子供出三个大学生，你问问，十里八乡可有？

母亲说得没错，债是越还越少的，到点就会还完。

母亲的那笔“巨債”总算是还完了。不但还完了，还有了她平生以来的第一张银行卡，我们姐弟几个都各自在不同的城市安了家。平日里寄钱給她，她不舍得花，全存上，自己还养鸡养兔子，弄点掌花钱，也存上。

你还存那么多钱干嘛？现在也缺不到你们钱花了。回老家，劝母亲不要再那么省俭。

母亲笑笑，半天，才不好意思地说：这些年缺钱缺怕了，从来没有过银行卡。当初为贷款把你们几个都抵押了，想想都怪对不住你们。现在有钱了，就想使劲存使劲存，把那张卡存满，你们姐弟个个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我们闻听母亲此言，笑得眼泪都喷出来了。大半生都没拥有过银行卡的母亲，哪里知道那张小小的卡会是一个无底洞，怎么存也存不满，一如她这一生给我们的爱，怎么给也不嫌多。

可是，娘啊，你把一生都抵押給我们了，我们拿什么还啊？

所谓“被遗忘权”，即数据主体有权要求数据控制者永久删除有关数据主体的个人数据，有权被互联网遗忘，除非数据的保留有合法的理由，在大数据时代，数字化，廉价的存储器，易于提取、全球覆盖作为数字化记忆发展的四大驱动力，改变了记忆的经济学，使得海量的数字化记忆不仅唾手可得，甚至比选择性删除所耗费的成本更低，记忆和遗忘的平衡反转，往事正像刺青一样刻在我们的数字肌肤上；遗忘变得困难，而记忆却成了常态，“被遗忘权”的出现，意在改变数据主体难以“被遗忘”的格局，赋予数据主体对信息进行自决控制的权利，并且有着更深的调节、修复大数据时代数字化记忆伦理的意义。

首先，“被遗忘权”不是消极地防御自己的隐私不受侵犯，而是主体能动地控制个人的信息，并界定个人隐私的边界，进一步说，是主体争取主动建构个人数字化记忆与遗忘的权利，与纯粹的“隐私权”不同，“被遗忘权”更是一项主动性的权利，其权利主体可自主决定是否行使该项权利对网络上已经被公开的有关个人信息进行删除，是数据主题对自己的个人信息所享有的排除他人非法使用的权利。

其次，在数据快速流转且难以被遗忘的大数据时代，“被遗忘权”对调和人类记忆与遗忘的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在大数据时代不能“被遗忘”，那意味着人们容易被囚禁在数字化记忆的监狱之中，不论是个人的遗忘还是社会的遗忘，在某种程度都是一种个人及社会修复和更新的机制，让我们能够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面对现实，想象未来，而不仅仅被过去的记忆所束缚。

最后，大数据技术加速了人的主体身份的“被数据化”，人成为数据的表征，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以数据的形式被记忆。大数据所建构的主体身份会导致一种危险，即“我是”与“我喜欢”变成了“你是”与“你将会喜欢”；大数据的力量可以利用信息去推动、劝服、影响甚至限制我们的认同。也就是说，不是主体想把自身塑造成什么样的人，而是客观的数据来显示主体是什么样的人，技术过程和结果反而成为支配人、压抑人的力量。进一步说，数字化记忆与认同背后的核心问题在于权力不由数据主体掌控，而是数据控制者选择和构建关于我们的数字化记忆，并塑造我们的认同。这种大数据的分类系统并不是客观中立的，而是指向特定的目的。因此，适度的、合理的遗忘，是对这种数字化记忆霸权的抵抗。

（摘编自袁梦倩《“被遗忘权”之争：大数据时代的数字化记忆与隐私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