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有所专而又多能，精于一而又博学

梁思成先生是我国建筑学界一代宗师。1961年，他撰文教导清华学生“求学问需要精，但是为了能精益求精，专的更好就需要博。”“既有所专而又多能，能精于一而又博学；这是我们每个人在求学上应有的修养。”

1901年4月于日本出生时，其父梁启超流亡日本。梁启超给他取名“思成”，希望他多思而事业有成。

中华民国成立后，梁启超一家回国，先住天津，后搬至北京。1915年，梁思成考入清华学校，求学期间，梁思成才华出众，爱好广泛，对音乐、美术、体育都有浓厚兴趣，还是学生运动领袖之一。“五四”运动中，他是清华“爱国十人团”和“义勇军”等社团的中坚分子。一次，梁思成和同学进城宣传被拘，他与其他人一起坚持斗争，迫使军阀政府派一名参议员当众道歉，在军乐队护送下凯旋回校。由于他具有冷静而敏锐的政治头脑，被同学誉为“一个有政治头脑的艺术家”。

1923年梁思成于清华毕业，1924年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建筑，开始了作为建筑家的光辉生涯。梁思成出生后在学校和家庭里都受到深切的爱国主义教育。在外求学时，他看到外国博物馆收藏着不少被帝国主义掠夺去的我国文物珍宝，看到许多西方国家对古代建筑文物都有妥善保护并有专门机构进行长期而系统的研究，而仅有的几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著作都是外国人写的，深感这是一种民族的耻辱。从那时起，他就下决心要写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史。

在上世纪30年代的动荡岁月里，梁思成与林徽因以及他们的同仁，以简陋的交通工具，奔波于穷乡僻壤与山峦沟壑中，从事艰辛的古建筑踏勘与测绘调查，对中国古建筑研究做开拓性的工作。他坚持调查研究，从总结匠人抄本经验起步，用现代的建筑表现方法，记录整理古代建筑遗产，成为我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他克服种种困难，历经数年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著作，迄今此书仍以其选例精当、引文浩博、文字精炼而独树一帜。同时他还用英文撰写了《图像中国建筑史》等。李约瑟曾称赞梁思成是中国建筑历史学家的翘楚。

梁思成是我国近代建筑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之一，他先后创办了东北大学建筑系和清华大学建筑系。梁思成培养、发掘和团结了一大批人才，他经常说“君子爱人以德”，并以满腔热情无微不至地关心学生的全面发展，受到普遍爱戴。

梁思成认为建筑是人类文化的综合体，他对文化的理解并非狭义的限于某些学科，而是涉及到更广更深的领域。他主张建筑师必须有广泛深厚的文化修养，建筑师的认识领域要广，要有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确与实践、心理学家的敏感、文学家的洞察力；但是，最本质的是建筑师应当是有文化修养的综合艺术家。他强调教育要“理工与人文结合”，认为西方物质文明高度发达而人文教育缺乏，形成“半个人的世界”，只懂得工程而缺少人文修养的人只能算半个人，他反对“半个人的世界”。在建筑系课程设置上，他有意识地加强专业课程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认为学术修养要博精结合，“‘专’不等于把自己局限在一个‘牛角尖’里”。“既有所专而又多能，能精于一而又博学；这是我们每个人在求学上应有的修养。”“为了很好地深入理解某一门学科，就有必要对和它有关的学科具有一定的知识，否则想对本学科真正地深入是不可能的。”

梁思成先生将自己一生的心血投入教育事业，在以后的几十年中结出了丰硕成果，清华建筑系人才辈出就是对先生最好的汇报。

（选自《梁思成：有所专而又多能，精于一而又博学》）

《资治通鉴》里为什么没有李白

姜鹏

①作为一部篇幅长达二百九十四卷的煌煌巨著，《资治通鉴》对历史的记载通常被人们认为是详尽的。事实却并非如此。举一个例子，《资治通鉴》对前代的历史记载，以叙述唐朝的内容最为丰富。两汉四百余年，《资治通鉴》不过给了六十卷篇幅，唐朝不到三百年，却占据了八十一卷篇幅。但当一位读者尝试着在《资治通鉴》中寻找李白的踪迹时，他会发现，《资治通鉴》中居然没有李白。

②深入核查后，读者们会发现，在《资治通鉴》里失踪的，不仅仅是李白，还有很多跟他们同样大腕的中国历史名人，比如屈原。其他历史小名人，被《资治通鉴》“遗忘”的更是不计其数。这当然不是以司马光为首的《资治通鉴》编纂团队的疏忽。如果真像清代学者李光地所讽刺的那样，《资治通鉴》的蔬旷“网漏吞舟”，那它也不可能成为屹立千余年不倒的经典著作，更不可能和《史记》一起构成中国传统史学的双峰。显然，粗心出错的是李光地这样的读者，而不是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

③《资治通鉴》为什么会出现这类貌似“疏漏”的现象，    这并不是真正的疏漏，那它背后的合理性又是什么？我们先来算一笔账。《资治通鉴》篇幅的确巨大，总字数约三百万不到。  大家不要忘了，它所记述的历史时段上起春秋战国之际，下至宋代建立以前，纵横一千四百余年。平均下来，每年只能占用2000字左右：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皇帝之一，在位五十四年间，外服四夷，内强皇权，奠定了此后中国历史两千余年的走向。这么重要的历史时期，《资治通鉴》只给它六卷篇幅，平均一卷讲述九年，每卷不超过两万字。我们全面抗战打了八年，试想，若规定用两万字的篇幅把抗日战争叙述一遍，辈们能讲什么？把主要战役，指挥将领，牺牲多少同胞罗列一遍，大概也不止两万字。然而《资治通鉴》就在两万字不到的篇幅里，把汉武帝时代波澜壮阔的九年给讲完了，何等惜墨如金！

④这样看下来，《资治通鉴》的篇幅成为一个相对的问题。和一般著作比，煌煌三百万言，当然算巨著。但和它所承担的任务与内容比，三百万字却已经是节省到不能再节省的地步了。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相对性？这和上文提到，李白、屈原等历史名人不见于《资治通鉴》又有什么关系？先来看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的一段话：

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⑤司马光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分别能解答我们之前提出的两个问题。中国古人重视历史，尤其是中晚唐以后，历经战乱，皇帝以及宰相等最高统治阶层成员，开始日益重视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并形成阅读、讨论历史的稳定传统。这一传统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巩固。但传统的史册，即便是最重要的那部分，积累到宋代中期，分量也已经非常大。今天被我们称之为“二十四史”的正史，在《资冶通鉴》开始编修之前，已经完成了十九部，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一直到《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仅这十九部历史著作加起来，字数就达到一千五百万左右。这就是司马光在前段引文第一句活中所描述的情况，“迁、固以来，文字繁多”。找个读书专业户，认认真真每天读五万字，读完这些书要花一年时间。以致用为目的的读史，犹需细致认真，不能流于泛泛观览，要做到学与思并行。若用这种方法一丝不苟地读史，对于日理万机的皇帝，以及宰相等高级官员，怎么有时问把这些书读遍？

⑥司马光还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古往今来的这些历史作一次提炼、总结，缩减篇幅，留下最精华的部分，以便以皇帝为首的帝国高级管理人员有可能对它进行仔细阅读。  这就是《资治通鉴》的编纂目的。根据这一目的来选择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可以进入《资治通鉴》，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可以忽略，其标准自然也就不难定义。

⑦李白不见载于《资治通鉴》，正如司马相如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子虚赋》、《上林赋》不见载于《资治通鉴》，却只选取了他一篇短短的《辣猎赋》。

（摘自2015年6月10日《中华读书报》）

荐举与科举

从理论上说，荐举制是一种合理的官僚选拔制度，因为优秀的政治人才通常不是考试所能选拔出来的。其被简拔与否，关键在于伯乐的慧眼。就结果而言，荐举制在乱世环境与治平及大体可以苟安的环境，所取得的效果判然有别。

在春秋战国及曹操时代，荐举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尤其是曹操，提出了唯才是举的选官标准，宣布一个人不管出身如何卑微、品德如何恶劣、曾有过何等的劣迹，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他都会重用。

荐举之所以能在乱世执行较好，主要原因是乱世存在有效的危机约束机制。生死存亡的竞争环境使大家真正成为“同一战壕的战友”，成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命运共同体。无论上司简拔下属，还是下属拥戴上司，都不得不把真才实干放在首位。

可是，荐举一旦到了治平及大体可以苟安的环境，没有乱世里的那套生死存亡的危机约束机制，人的私心及贪欲很快就暴露出来，将荐举制中脆弱的理性及公平掏空。无论是两汉察举制还是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实行不久都很快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名不副实。察举制的结果是“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九品中正制的结果是，负责选人的中正(官名)一点也不中正，屁股完全坐到了世家大族那一边，使该制度彻底沦为世家大族把持政治的工具。

而科举制实际上也就是中国人情非得已时所划的一道杠杠而已。科举制与其说是较为优秀的官僚选拔制度，不如说是只为优秀的文人选拔及塑造的制度。科举及第者多是一流的文人，而一流的文人却多非一流的政治家。文人最大的特点是善于把简单的问题弄得很复杂，而政治家最大的特点是善于把复杂的问题提炼为很简单;文人最需要的是多情，而政治家最忌讳的是妇人之仁。

从从政的需要来看，科举出身的文人多属智商很高、情商偏低之类。可是，科举偏偏令苏轼之类“天生就是文人”的人，其人生志向或者说是人生第一志向不是写诗而是做官，且官瘾都还不小;同时科举还使他们不仅能当上官，而且多半要在仕途上不断地遭遇坎坷及沧桑，进而因为沧桑而柔肠寸断，由于坎坷而入木三分，总之是越来越适宜写诗了。结果事与愿违，一心想当的大官未必当成，大诗人反倒切切实实地做成了。

在历史的时空里，科举正面意义较多，毕竟科举堪称国人“自行设计并制造、享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最严密、最公平(但非公正)的选官制度，毕竟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大多是聪明人，用聪明人治理国家总比用笨蛋要好。

但从今天的角度看，科举又确实负面性很多。科举诞生后，中国读书人的心被牢牢拴在乌纱帽上，眼睛则被紧紧锁在获得乌纱帽必备的敲门砖——儒家经典及文学创作上，对社会发展作用更大、更直接、更具体的自然科学技术，却被中国读书人几尽忽略。科举走向成熟、发达的宋代以后，中国读书人心无旁骛地在人的内心世界兜圈子、挖潜力，试图从心灵的角度寻求突破，以救众生，可结果却是越想越片面，越走越极端，越“发展”越钳制人性，直到今天仍余孽未消。

科举使中国读书人纷纷成为或者渴望成为统治体系内的一员，使传统中国社会始终缺乏独立的知识阶层，缺乏真正的封建帝制的异端及挑战者，无法产生不同于封建制度、思想及伦理的新制度、新思想、新文化，从而直接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

科举本质上是将读书彻底名利化，久而久之，科举制也就很自然地强化了国人本已浓厚的名利心，造就了中国社会惯以“成王败寇”论人生高低的非正常心态，使整个社会对失意者缺乏应有的包容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