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揭晓的2018年和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再次引起各行各业的人对文学的关注和讨论。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长河中，众多获奖作家贡献了自己独特的创作特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2010年）对结构现实主义的创造，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2011年）对象征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娴熟，莫言（2012年）对现代主义与传统民族文化的转化……即便是饱受争议的2016年诺奖得主鲍勃·迪伦，在评论家何同彬看来，作为音乐家，其语言有着丰富的表现力，彰显了文学语言对包括摇滚在内的各行各业的渗透，“仍是将文学标准放在了第一位”。

2018年和201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分别颁给了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和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国内专家均认可这个结果。著名文学翻译家高兴表示，托卡尔丘克的作品有鲜明的质地，“她的文学魅力在于能够对人的内心进行非凡的刻画，把人们心中最微妙、最复杂、最细腻的东西呈现出来。”“她深入人内心的能力很强。”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文学高手所需要的特质。

彼得·汉德克除了诗歌和剧作，在电影、美术评论上都有很高的修养。汉德克曾在2016年来中国进行文学交流活动，国内读者对其并不陌生。据作家鲁敏介绍，她几年前就读过汉德克的《形同陌路的时刻》和《骂观众》,“后者是那种以形式创新、形式冒犯、台词出位来表达立场的剧作。”在作家周公度看来，两位作家能获奖，正体现了诺奖评委更关注那种个人性更强的文本。

（节选自《南京日报》2019年10月18日）

对很多作家来说，写一部重量级的作品并不难，更大的困难在于，在漫长的文学马拉松长跑中，如何保持旺盛持久的创造力。作为一个有着自己评奖准则的文学奖项，诺奖评委们更倾向于综合考虑作家的终身成就，他们更青睐写作黄金期到来较早、高产且长寿的作家。这无疑就筛选掉一批才华昙花一现的作家。作家叶兆言对此曾戏言，一个作家必须不停地写，不管写得怎么样，只有写出来了才是自己的，不写出来，什么可能都没有。

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奖，万众瞩目之下，很多人都不会想到，这离他1981年发表小说处女作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31年。正是在那寂寞而漫长的写作长跑中，莫言凭借耐力和创造力为世人贡献了一部部颇有分量的作品。除此之外，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1954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诗十七首》，2014年的诺奖得主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在1968年就发表了处女作《星形广场》，英国小说家多丽丝·莱辛50岁前就完成全部重要作品，可她获奖时已经88岁。

（节选自澎湃新闻网2019年10月20日）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总是舆论和公众关注的中心，也会引发人们热烈的讨论。2017年石黑一雄得奖，在和纯文学相关的人们中间都不以为奇，他的作品已较长时期地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进行传播，拥有一定的读者和评论群体。获诺贝尔文学奖也是实至名归的肯定。

这个英国作家，虽然是日本裔，但所写作品却是非常英国风的，没有一点文化冲突的痕迹，不像其他外国裔作家经常涉及文化上难于融入，跨文化生存的矛盾和痛苦等。他写得非常像老派的英国人，但又有微妙复杂的心理表现，他的作品很多，也能够持续写作，一直保持创作力到现在。他的主要作品其实都已经有中文的译本了。其小说有相对具体写实的框架，也有复杂的心理描写和人性观念，现代主义的技巧用得很自然，所以一直有相当高的声誉。他的代表作自然是得了布克奖的《长日留痕》，那部书把老英国人的那种生活形态及其衰落表现得格外深沉。《别让我走》则在英国式的风格中加入了让人吃惊的科幻元素。虽然看起来还是他一贯的风格，却加入了让人惊悚的元素。把克隆人的悲欢和他的一贯的写法融汇，让人印象深刻。

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一个全球性纯文学的奖项，要有些条件需要满足，一是作家在作品中运用的技巧要比较复杂，让作品经得起复杂的解读。二是对人性的表现要深入。三是在纯文学圈中有名已久，写作持续稳定，保持水准。石黑一雄这三者都具备，得奖也是必然。

（节选自《社会科学报》 作者 张颐武）

材料一：

0时40分，刚刚参加了交接仪式的查尔斯王子和第28任港督彭定康登上“不列颠尼亚”号的甲板。在英国军航“漆咸”号及悬挂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的香港水警汽艇护卫下，将于1997年年底退役的“不列颠尼亚”号很快消失在南海的夜幕中。

从1841年1月26日英国远征军第一次将米字旗插上港岛，至1997年7月1日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一共过去了156年5个月零4天。大英帝国从海上来，又从海上去。

（节选自《别了，“不列颠尼亚”》）

材料二：

1972年，完成《鹿鼎记》后，金庸宣布就此封笔。金庸用他所写的14部小说名字中的第一个字写就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金庸的家国情怀不仅体现在小说里，还体现在现实中。

早在14岁那年，金庸目睹了国家凋敝，就立志成为一个维护国家尊严的外交官，然而命运多舛，金庸未能实现梦想，而是做了一名记者。可他依然心系祖国。

1949年，国民党败走台湾，留下一批飞机在港。当时香港还是英国人的地盘，国民党方面又发动关系游说英国人把飞机移交给台湾。这时候，金庸挺身而出，靠着自己在香港新闻界的名声为新中国仗义执言，在《大公报》上发表多篇社论为***说话，援引国际法侃侃而谈，最终为内地争得了这批飞机。

1981年，邓小平接见金庸，对他的武侠小说赞不绝口。金庸曾对朋友说：“几十年了，我最佩服他的风骨。这样刚强不屈的性格，真像我武侠小说中描写的英雄人物。”邓小平对金庸说了一番很重要的话，那就是中国准备收复香港，并采取“一国两制”的方针。金庸很激动，连忙回应：“这方针政策好，香港人和国际友人都能接受。”回到香港后，

金庸逢人便说内地好，还在《明报》大力宣传香港回归祖国。后来撒切尔夫人曾单独会见金庸，希望他为英国说话，反对香港回归。金庸果断拒绝了，并坚定表示站在中国政府一边。

世人常感叹，金庸武侠世界里的刀光剑影、风云变幻多么精彩，殊不知，金庸毕生坚守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行为多么精彩。他以如椽之笔，书写家国情怀，以铁肩担道义，以妙手著文章，开创新派武侠小说的先河，享誉海内外华人社会。金庸先生赤子丹心，侠肝义胆，其文采风范永为世人景仰。

（选材综合“百度百科”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