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贸易顺差逆差，就是在一定的单位时间里（通常按年度计算），贸易的双方互相买卖各种货物，互相进口与出口，甲方的出口金额大过乙方的出口金额，或甲方的进口金额少于乙方的进口金额，其中的差额，对甲方来说，就叫作贸易顺差，相反，对乙方来说，就叫作贸易逆差。双方出口进口基本持平就叫贸易平衡。

贸易顺差额高并不一定好，意味着本国经济的增长依赖于外部需求，对外依存度过高。巨额的贸易顺差也带来了外汇储备的膨胀，给货币带来了更大的升值压力，也给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以口实，认为巨额顺差反映的是货币被低估。这增加了货币升值压力和金融风险，为货币汇率机制改革增加了成本和难度。

而相反，当一个国家出现贸易逆差时，即表示该国外汇储备减少，其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削弱，该国在该时期内的对外贸易处于不利地位。大量的贸易逆差将使国内资源外流加剧，外债增加，影响国民经济正常有效运行。因此，政府应该设法避免出现早期的贸易逆差。

贸易摩擦，是指在国际贸易中，国与国之间在进行贸易往来的过程中产生的摩擦，一般是由于一国的持续顺差、另一国的持续逆差，或一国的贸易活动触及或伤害另一国的产业所引起的。贸易摩擦主要包括一国对另一国实施的反倾销措施、反补贴措施和保障措施三种形式。

（摘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资料：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

材料三：

如果只看数字的话，中美之间存在数额巨大的贸易逆差。比如2016年，中国统计的对美货物贸易顺差达到2540亿美元。美国统计的对华逆差额更是高达3470亿美元，但是事情并不仅仅这样简单，要客观理解中美贸易逆差数据，有三方面的因素不能忽视。

一是在中美贸易中巨额的服务贸易逆差不能被无视。根据中方的统计，美国是中国服务贸易第一大逆差地；二是美方的统计数据误差过大；三是即便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在中美贸易中吃亏了。

那么，万一中美启动贸易战谁的损失更大？对此有两方面需要澄清。

一方面是，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摩擦从未停止。另一方面是，美国在中国的利益也是巨大的。美国出口的62%的大豆、14%的棉花、17%的汽车、15%的集成电路，以及波音飞机全球交付数量的25%都销往中国。

至于特朗普为什么会在贸易问题上对华发难，除了美国国内保护主义因素作用之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特朗普服务其当前国内政治的需要，尤其是在各项政策迟迟无法推进的情况下，他对内需要跟各方势力有所妥协，对外则需要有所动作。

（摘编自《经济日报》）

材料一：

201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居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会后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由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民兵预备役部队约15000名官兵、580台（套）装备和陆、海、空航空兵160余架战机编组而成的15个徒步方队、32个地面装备方队和12个空中梯队接受了检阅，涵盖了诸军兵种主战装备。

报新华社报道，阅兵装备方队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王瑞成介绍说，此次阅兵装备方队体现出4个鲜明特点：1.一是参阅武器装备数量多，展示大国军队新气象。这次阅兵共编32个装备方队，参阅装备580台（套），规模之大、类型之全，都创历史之最。2.二是首次亮相装备占比高，反映科技兴军新成果。这次阅兵，所有受阅装备均为国产现役主战装备。众多新型装备集中受阅，首次亮相装备占比高，是我军科技兴军最新成果的集中展示。3.三是方队模块编组编成新，彰显改革重塑新成就。阅兵中，装备方队按作战体系进行编组，共编陆上作战、海上作战、防空反导、信息作战、无人作战、后装保障、战略打击等七大模块，从方队编排、力量布局、装备配置等方面，呈现了部队改革重塑后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4.四是参阅方队军种要素全，体现联合作战新能力。这次阅兵，装备方队是一次多军种联合展示，从军种看，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和武警部队，集中同台亮相。

本次70周年国庆阅兵的规模之大、类型之全创历次国庆阅兵历史之最，编组之新、要素之全集中体现了国防建设强军成果。

（摘自新华网）

材料二：

近年来我国国防预算及增速

材料三：

据新华社英文版消息，根据将于周二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度会议上提交的预算草案，2019年国防预算将为1.19万亿元人民币，国防预算增长率从去年的8.1%下调至7.5%。

这标志着自2016年以来，我国国防预算增长率已经连续四年降至个位数。此前连续五年保持两位数增速。

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国防预算支出增长率为7.6%，2017年为7%，2018年为8.1%。13届全国人大年度会议发言人张业缓表示，中国国防预算的增长是合理和适当的，旨在“满足国家维护国防安全和中国特色军事改革的需要”。

（摘自《环球时报》）

材料四：

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防教育形式也在发生着变化。比如，每年征兵期间，政府、军兵种部队和各地兵役机关通过播放军事小视频、制作H5页面等多种形式开展征兵宣传，吸引了大批适龄青年报名应征。1月份，人民日报社中央厨房发布的反映军人职业特点的公益短视频《谁是站到最后的人》，短短几天，播放量就超过1亿次，该片让网民加深了对军人职业的了解，并在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国防印记。去年开始施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营开放办法》同样让广大群众交口称赞。随着这一办法的全面推广，越来越多的各界群众实现了接受国防教育方式由耳听到眼见的转变。

此外，近年来，影视剧在宣传国防知识、开展国防教育方面同样发挥了突出作用。《战狼Ⅱ》的热映和《红海行动》的走红，让国人进一步认识到，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就没有和平环境下的国泰民安。关注国防就是关注国家安全，就是爱护我们自己的家园，成为许多观影人发自肺腑的感慨。

最后，中国多年没有战事，长期身处和平环境，青年一代的脑海里，中国军民的抗战史、苦难史越来越模糊。近几年来，又出现了几起抹黑历史、污蔑英烈、恶搞红色经典等案例，实在让人痛心。战争年代，革命先辈们受伤流血、牺牲奉献，现在，我们怎能一边享受着他们用鲜血换来的和平，一边以这种方式在英雄心口上“插刀”！由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并切实抓到位。

（摘自《中国国防报》：《国防教育凝聚民族向心力》）

材料一：

中国山水画可谓是中国人情思中最为厚重的沉淀。历代山水画家在画面中充分表现笔墨气韵的同时，更注重意境美。意境是艺术的灵魂。我们欣赏画时，时常为其内含的艺术魅力所吸引，为画外之意、弦外之情所陶冶、所感染，这就是意境美的作用。

中国山水画的空灵之美，是山水画艺术的主要审美趣味形式。空灵之空为静，为虚，为无；空灵之灵为灵气，为实，为有。空和灵是对立统一的。宋代马远的《寒江独钓图》中，茫茫寒江，一叶孤舟，渔翁独坐，钓丝飘浮，微波之外，皆是空白，营造出一种空灵、深远、简淡的意境。空灵之美一方面使画家在意境构成上获得了充分的主动权，打破了特定时空中客观物象的局限，另一方面也给欣赏者提供了广阔的艺术想象的天地，使作品中的有限的空间和形象蕴含着无限的大千世界和丰富的思想内容。

中国山水画的外象之美不仅表现在画作本身，也包括画作以外的无限性，即“画外有画”。正如美学大师宗白华所说：“中国绘画所表现的精神是深沉静默地与这无限的自然、无限的太空浑然融化，体合为一。”山水画是一种哲理的最高境界，它不追求繁茺的世界，而是追求自然与人文的完美统一，是一种摆脱世俗的精神追求。从元朝的倪瓒，明清时期的石涛、董其昌等的山水画中我们所看到的不只是绘画的语言符号，更重要的是画家内在的精神追求。

中国山水画的诗意之美，是中国绘画历来所提倡的。不论是《春山烟雨》还是《春浦帆归》，只看画题，就会觉得诗意盎然。诗意之美丰富了中国山水画的美学意境。真正山水画中的诗境，体现在画的构思、章法、形象、色彩的诗化，诗情与画意交融。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画的一致，是中国山水画家追求的最高理想，也是中国山水画的最高境界。唐人王维以诗人的学养彰显画家的气质，在文学和绘画领域揭示了诗与画的关系，从而提出了山水画意境表现中的一个准则——画中有诗。比如他的作品《江山雪霁图卷》，画面上虽然没有像许多画家那样题上或多或少的诗词字句，却富有诗的意境。

中国山水画中所具有的那种空灵美、外象美、诗意美的意境既是画家创造的终点，又是观者再创造的起点。当代中国山水画创作者，只有放开眼界，敞开胸怀，徜徉于大自然之中领受山川、风云、水石、林木际会之妙，铸就独特的艺术灵魂，方能构筑胸中意象，孕育笔墨语言，创作出有意境的作品，真正收到“代山川而言”。

（选自颜景龙《中国山水画的意境美》，有删改）

材料二：

田园中的诗意栖居是中国人最早的乌托邦理想，“田园综合体”则是当下的一个热词。

人们回归田园的渴望，是对工业社会和现代性的平衡，是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中的再次和重新定位，是传统生活方式重建自我认同的努力。钱穆先生曾言，乡村代表着自然、孤独与安定，而城市则是代表着文化、人群与活动，乡里人终需走进都市，城市人终需回归乡村，乡村与城市需要各自的智慧。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人与自然渐行渐远，在众声喧嚣中心生浮躁。于是便产生到乡村放松一下的需要，与大自然亲近以调整心绪。

身处乡村，寄情田园，人的心力体力得以恢复，在孤独和安定中反思与成长。“田园综合体”是沟通城乡的生活纽带，让城市人有机会体验真正的田园生活，在大自然中养精蓄锐，在这里重新出发，形成新的心理状态和生存状态，对自身有新的理解，充实城市文化和现代文明。

现代田园不仅仅是城市人寻觅的桃花源，是乡村里走出来的人们留得住的乡愁和回得去的故土，更是乡里人日日在其中生活劳作的家园。近年的新农村建设中，乡村生活逐渐实现现代化，然而由于配套设施和服务跟不上，垃圾处理难、过度商业化货币化、精神生活空虚等许多负面后果也凸显出来。“田园综合体”是探索“就地城镇化”的新方向，不仅要着眼于教育、医疗、社保、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均衡化，更要通盘考虑现代田园的社会和文化建设，创造新型田园社区和田园生活。

一些地区对农业的丰富内涵、特性与作用认识不足，只重视农业的经济功能，却忽略了农业的多功能作用，特别是文化和社会建设方面的作用。“田园综合体”之“综合”即着眼于此。宋代大儒程颢曾言，“观鸡雏可以知仁”。农事活动——饲养牲畜与种植庄稼都是一样，它的对象是活物，是整个的、生动而有活趣的，容易养成疏阔自然的心性，乡村也有了从容的社会风气。

费孝通先生则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具有“有机团结”的特性。在乡土社会中，人们之间不需要法律，由于熟悉而相互信任：也形成了其他一些好的品德。正是这些独特的文化意蕴，才构成了传统田园的深厚魅力。

中国农耕文化传统中形成的伦理与美德在现代城市已不多见，而在许多乡村却仍是“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正所谓“礼失而求诸野”，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让乡风美俗滋养世人，正是发展“田园综合体”的应有之义。

（节选自《人民日报》张源《挖掘传统田园的特有魅力》，有删节）

 “心”，包括志、意、情等在内，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含义，但基本上一个意思，是中国传统哲学、文艺理论的重要范畴，无论书法、音乐、绘画还是诗歌，中国艺术基本都是从“心”字出发。由此，这些艺术形式虽然不能相互替代，却可以在更高、更深的层次上沟通。

西汉文学家扬雄在《扬子法言》中提出“书，心画也”。他当初所说的“书”，原本指书籍。但后人以书法解释“心画”，已被普遍认可，可表达为人的“心灵活动的轨迹”。那么，书法心灵活动的轨迹是什么?是点画，是线条，是笔法。侧、勒、努、趯、策、掠、啄、磔，无论哪一笔都是从最基本的点开始，正所谓“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一点一画。都包含创作者的心灵活动，成为规范化后的“心”的一种美化。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是中国人的人文心胸，主要用来表达情感。有些诗虽格律正确，却缺少真情实感；有些诗看似华丽规整，却是套用前人陈词，或是胡乱堆砌词语，令人读之无味。反之，有些诗虽不工整，但自有情怀真意，令人回味无穷。据传宋代诗人潘大临一日见窗外雨打秋林，风涛阵阵，遂诗兴大发，写下“满城风雨近重阳”。这句诗刚落笔，突然被收租人打断兴味，无以为继。所以只要不做作，抒真情，明其志，即便没有名篇传世，也不失为一名合格的诗人。

中国画讲求形神兼备，早期重形。如《尔雅》所云：“画，形也。”战国韩非子的画鬼魅易犬马难，重形似；到南齐谢赫将“气韵生动”列为“六法”之首。宋代文人介入绘画者多。我以为，从文人画开始，更讲“心”，“本自心源，想成形迹，迹与心合，是之谓印”。也就是说，作画最重要的是形与心要相合。西班牙画家毕加索曾说，“我花了四年时间画得像拉斐尔一样，但用一生的时间，才能像孩子一样画画”。可见，中外艺术传统虽有差别，但亦有共通之处。即以“有意味的形式”来说，形是直觉可视的，但必须有意味。有意味就要联系到心灵活动、心灵感受。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形式不就单纯成为视觉活动了吗?所以从“意味”这一角度来做研究，与我们所说的“心”虽不尽相同，但还是有相通的。

情，乐本情性。古人曾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也就是说“声”要加以规范化和美化才算“音”，由此才能形成“乐”。就艺术的纯粹性来说，一般认为书法与音乐最为相近。有一天，我吃早饭时，看到报纸上有句话，“嗓门大的人不见得会唱歌”。我认为这话说得很对。有的人嗓门很大，唱歌却跑调，徒有“声”而没有“乐”。或说那“声”本来就缺少美的素质。从声到音再到乐的过程，需要无数次的规范化和美化，最终抒发情性才足以动人。

“写心”是中华民族悠久的艺术传统。书法与其他艺术都讲求写心，都讲求志、意、情的表达。书法最强调“心”的重要性，所以中国其他艺术都可以从书法的美学原则中寻根，从而得到启发。当下我们要“写心”，就要发挥创作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心”应该是天赋、精力和体验的积累，只有不断学习、行动、体会，才能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人格力量和独立个性，最终才能达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境界。

 (节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

本报讯 中国银联昨天发布了2018移动支付安全大调查分析报告。据统计，当前我国手机支付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5.7亿，去年三季度，银行业处理移动支付业务的笔数，同比增幅高达7成多，移动支付已经成为餐饮、便利店、网购、交通、医疗、外卖等日常消费中，最常用的支付手段之一。

调查显示，受调查人群去年使用移动支付每月平均消费了2600元。其中，创业人群月消费金额最高，超过3000元；全职主妇、IT从业人员每月消费也都超过2800元；学生群体每月消费金额为1952元，但他们每支出5元，就有2元是通过移动支付方式花出去的。

调查还显示，实体零售店、网购、公共交通、外卖、购买火车票机票，是使用移动支付最多的5种场景。从地域来看，上海、浙江、江苏三地使用移动支付的人群最多。在支付方式上，二维码支付占据移动支付主流地位，占比超过八成。

移动支付使用方便，但它所面临的风险也比传统支付方式更多。指纹支付等生物识别方式普及很快，在35岁以下男性中，生物识别已经成为使用率最高的验证方式。中国银联风险控制部高级主管王宇表示，生物识别技术的应用，既简化了用户的一些交互环节，同时也在安全的认证技术上有所提升，让持卡人在移动消费当中，更方便、更快捷，也更安全。

(摘编自王旭、张欢《移动支付,香港急起直追》，人民网2019年01月11日)

材料二：

内地游客洪小姐来到香港，放下行李第一件事是去找“网红”牛腩店。尴尬的是，她忘了换港币，而小店老板娘只收现金。洪小姐举着手机找了十几家小店，最后沮丧地发现，街头小店只收现金。最后，她只有无奈地回酒店换钱。

在深圳河两岸，移动支付的使用有天壤之别。对此感受深刻的，不只是内地游客，一向以金融科技领先为傲的香港特区政府官员，更急于改变这一现状。

香港金管局总裁陈德霖，是金融科技的积极推动者。他直言，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必须有一个世界级的金融基建尤其是支付系统去支撑，才能成功。

近年来，香港推动移动支付的步伐明显加快。但与内地城市覆盖达九成以上的移动支付相比，时至今日，香港移动支付比例仍不到两成，活跃用户更少，移动支付的使用场景也有些寥落。有些人费解，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为什么对于金融科技创新的接纳速度如此之慢？

成熟支付社会养成的习惯是最大阻碍。香港移动支付虽然尚不普及，但“非现金”支付却已运行20多年。香港市民惯用的“八达通”卡于1997年面世，这张集交通、餐饮、购物、服务、门禁等功能于一体的卡片，发行已超过3500万张，已经覆盖香港市面逾1.5万家服务商的2.4万个零售场所，几乎满足了市民所有日常消费的支付需求。据统计，香港信用卡支付占比53%，超过95%的市民则经常用“八达通”和现金。

香港市民对个人信息的安全顾虑，特别是移动支付需要绑定银行卡和获取用户资料，让谨慎的香港人望而却步。“从微信香港钱包的运行经验来看，香港市民对于隐私、数据的敏感是推行移动支付的难点之一。”腾讯金融科技部副总裁陈起儒说。

至于很多小店只收现金，则是因为生存不易需精打细算，接受信用卡需要安装设备，还要收手续费，只能婉拒。

(数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2018年1月2日)

材料三：

2014－2020年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交易规模统计及增长情况

（摘编自孙奇茹《调查显示:去年移动支付人均月消费2600元》，《北京日报》2019年01月24日)

材料四：

如今，移动支付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支付方式和生活方式，也逐渐改变了民俗习惯。当线上支付成习惯，实体红包被线上红包替代，“年味儿”正在被科技重新定义。

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春节期间，除了贴对联、买年货、包饺子、看春晚等传统习俗外，抢红包、扫“福”字等活动逐渐成为新习俗。

春节期间的线上红包为人们创造了新的感情沟通方式，通过参与抢红包等活动增进与亲人朋友的沟通，让春节更有“味道”。

有专家说：“社会的发展变化使过去的‘年味儿’有所削弱，但新媒体通过流量构建新的民俗，让人们参与狂欢，从而获得春节新的仪式感。”

与此同时，业内人士提示，在参与春节抢红包等活动的同时，用户应注意个人信息安全，不要贪图小利、因小失大。春节期间，有不法分子借此机会制作虚假的二维码或分享链接，一旦用户扫描或点击链接，有可能被盗取个人信息甚至被盗取钱财。开心过春节、幸福领红包的同时，也要擦亮眼睛，不要误入陷阱。

(摘编自刘峣、刘奇《春节“红包大战”硝烟再起》，人民网2019年02月01日)

材料一:

为了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改善人居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本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遵循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属地管理、分步推进的原则，逐步提高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水平。

本市生活垃圾的基本分类为：

（一）可回收物，是指适宜回收循环使用和资源利用的废塑料、废纸、废玻璃、废金属等废弃物；

（二）有害垃圾，是指纳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对人体健康或者自然环境造成直接或者潜在危害的，且应当专门处置的废镍镉电池、废药品等废弃物；

（三）湿垃圾，是指易腐性的菜叶、果壳、食物残渣等有机废弃物；

（四）干垃圾，是指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市绿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商务、环保行政管理部门制定本市生活垃圾的具体分类目录及投放规范，并向社会公布。未按照规定投放生活垃圾的，由城管执法部门按照《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处理。

（摘编自《上海市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办法》）

材料二：

本研究对杭州居民样本的各类废弃物的分类情况进行了描述性统计（表格为各类废弃物分类情况的相关描述信息）

（注）：1A=从不分类，2=几乎不分类，3=偶尔分类，4=经常分类，5=总是分类；

（摘编自徐林等《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影响因素研究》

材料三：

公民参与垃圾分类有三个方面。最基础的是居民的自我监督与投入，表现在公民将家庭产生的各类生活垃圾按照政府和社区的规定，准确分类投放。公民参与的第二种方式是参与垃圾回收管理过程，每一户家庭平均一年要参与垃圾回收地点相关工作三次左右，负责给每家每户投放出来的垃圾袋上蒙网罩，以保持垃圾堆放地点的清洁。第三个方面指公民对他人的监督，具体表现为监督他人正确分类及投放垃圾、参加地方居民团体和环保组织、参加听证会与公民会议等。

日本形成了政府带头社会各界积极响应的宣传教育体系。多样化、常态化的宣传教育工作，既教育了公民要积极参与垃圾分类，也教育公民如何科学分类，同时还形成一个良好的垃圾分类管理的舆论环境，给公民以压力和动力，内化为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惯。

日本垃圾分类宣传的多样化体现为：

第一，宣传主体多样化。日本垃圾分类宣传工作主体涵盖了政府、社区、居民团体、企业、家庭、学校和志愿者等。很多垃圾焚烧厂设计得非常漂亮，学生、游客和附近居民可以到焚烧厂参观旅游。

第二，宣传内容多样化。日本垃圾分类宣传既包括了对正面的垃圾分类处理的教育，也包括对不文明垃圾分类行为的宣传。

第三，宣传方式多样化。日本商品外包装上会印有分类标记及材料成分。牛奶盒上甚至会提示包装盒处理的正确步骤：洗净、拆开、晾干、折叠以后再扔等；一些超市也会设置垃圾桶，详细标上塑料瓶、易拉罐、玻璃瓶等分类标志，以便消费者分类投放。此外责任明晰的垃圾分类管理法律体系和严格的惩罚监督是促使公民参与垃圾分类管理的外在压力。实施有效的扶持与激励政策，是促进公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的动力。

（摘编自吕维霞等《日本垃圾分类管理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