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山水画可谓是中国人情思中最为厚重的沉淀。历代山水画家在画面中充分表现笔墨气韵的同时，更注重意境美。意境是艺术的灵魂。我们欣赏画时，时常为其内含的艺术魅力所吸引，为画外之意、弦外之情所陶冶、所感染，这就是意境美的作用。

中国山水画的空灵之美，是山水画艺术的主要审美趣味形式。空灵之空为静，为虚，为无；空灵之灵为灵气，为实，为有。空和灵是对立统一的。宋代马远的《寒江独钓图》中，茫茫寒江，一叶孤舟，渔翁独坐，钓丝飘浮，微波之外，皆是空白，营造出一种空灵、深远、简淡的意境。空灵之美一方面使画家在意境构成上获得了充分的主动权，打破了特定时空中客观物象的局限，另一方面也给欣赏者提供了广阔的艺术想象的天地，使作品中的有限的空间和形象蕴含着无限的大千世界和丰富的思想内容。

中国山水画的外象之美不仅表现在画作本身，也包括画作以外的无限性，即“画外有画”。正如美学大师宗白华所说：“中国绘画所表现的精神是深沉静默地与这无限的自然、无限的太空浑然融化，体合为一。”山水画是一种哲理的最高境界，它不追求繁茺的世界，而是追求自然与人文的完美统一，是一种摆脱世俗的精神追求。从元朝的倪瓒，明清时期的石涛、董其昌等的山水画中我们所看到的不只是绘画的语言符号，更重要的是画家内在的精神追求。

中国山水画的诗意之美，是中国绘画历来所提倡的。不论是《春山烟雨》还是《春浦帆归》，只看画题，就会觉得诗意盎然。诗意之美丰富了中国山水画的美学意境。真正山水画中的诗境，体现在画的构思、章法、形象、色彩的诗化，诗情与画意交融。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画的一致，是中国山水画家追求的最高理想，也是中国山水画的最高境界。唐人王维以诗人的学养彰显画家的气质，在文学和绘画领域揭示了诗与画的关系，从而提出了山水画意境表现中的一个准则——画中有诗。比如他的作品《江山雪霁图卷》，画面上虽然没有像许多画家那样题上或多或少的诗词字句，却富有诗的意境。

中国山水画中所具有的那种空灵美、外象美、诗意美的意境既是画家创造的终点，又是观者再创造的起点。当代中国山水画创作者，只有放开眼界，敞开胸怀，徜徉于大自然之中领受山川、风云、水石、林木际会之妙，铸就独特的艺术灵魂，方能构筑胸中意象，孕育笔墨语言，创作出有意境的作品，真正收到“代山川而言”。

（选自颜景龙《中国山水画的意境美》，有删改）

材料二：

田园中的诗意栖居是中国人最早的乌托邦理想，“田园综合体”则是当下的一个热词。

人们回归田园的渴望，是对工业社会和现代性的平衡，是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中的再次和重新定位，是传统生活方式重建自我认同的努力。钱穆先生曾言，乡村代表着自然、孤独与安定，而城市则是代表着文化、人群与活动，乡里人终需走进都市，城市人终需回归乡村，乡村与城市需要各自的智慧。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人与自然渐行渐远，在众声喧嚣中心生浮躁。于是便产生到乡村放松一下的需要，与大自然亲近以调整心绪。

身处乡村，寄情田园，人的心力体力得以恢复，在孤独和安定中反思与成长。“田园综合体”是沟通城乡的生活纽带，让城市人有机会体验真正的田园生活，在大自然中养精蓄锐，在这里重新出发，形成新的心理状态和生存状态，对自身有新的理解，充实城市文化和现代文明。

现代田园不仅仅是城市人寻觅的桃花源，是乡村里走出来的人们留得住的乡愁和回得去的故土，更是乡里人日日在其中生活劳作的家园。近年的新农村建设中，乡村生活逐渐实现现代化，然而由于配套设施和服务跟不上，垃圾处理难、过度商业化货币化、精神生活空虚等许多负面后果也凸显出来。“田园综合体”是探索“就地城镇化”的新方向，不仅要着眼于教育、医疗、社保、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均衡化，更要通盘考虑现代田园的社会和文化建设，创造新型田园社区和田园生活。

一些地区对农业的丰富内涵、特性与作用认识不足，只重视农业的经济功能，却忽略了农业的多功能作用，特别是文化和社会建设方面的作用。“田园综合体”之“综合”即着眼于此。宋代大儒程颢曾言，“观鸡雏可以知仁”。农事活动——饲养牲畜与种植庄稼都是一样，它的对象是活物，是整个的、生动而有活趣的，容易养成疏阔自然的心性，乡村也有了从容的社会风气。

费孝通先生则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具有“有机团结”的特性。在乡土社会中，人们之间不需要法律，由于熟悉而相互信任：也形成了其他一些好的品德。正是这些独特的文化意蕴，才构成了传统田园的深厚魅力。

中国农耕文化传统中形成的伦理与美德在现代城市已不多见，而在许多乡村却仍是“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正所谓“礼失而求诸野”，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让乡风美俗滋养世人，正是发展“田园综合体”的应有之义。

（节选自《人民日报》张源《挖掘传统田园的特有魅力》，有删节）

 “心”，包括志、意、情等在内，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含义，但基本上一个意思，是中国传统哲学、文艺理论的重要范畴，无论书法、音乐、绘画还是诗歌，中国艺术基本都是从“心”字出发。由此，这些艺术形式虽然不能相互替代，却可以在更高、更深的层次上沟通。

西汉文学家扬雄在《扬子法言》中提出“书，心画也”。他当初所说的“书”，原本指书籍。但后人以书法解释“心画”，已被普遍认可，可表达为人的“心灵活动的轨迹”。那么，书法心灵活动的轨迹是什么?是点画，是线条，是笔法。侧、勒、努、趯、策、掠、啄、磔，无论哪一笔都是从最基本的点开始，正所谓“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一点一画。都包含创作者的心灵活动，成为规范化后的“心”的一种美化。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是中国人的人文心胸，主要用来表达情感。有些诗虽格律正确，却缺少真情实感；有些诗看似华丽规整，却是套用前人陈词，或是胡乱堆砌词语，令人读之无味。反之，有些诗虽不工整，但自有情怀真意，令人回味无穷。据传宋代诗人潘大临一日见窗外雨打秋林，风涛阵阵，遂诗兴大发，写下“满城风雨近重阳”。这句诗刚落笔，突然被收租人打断兴味，无以为继。所以只要不做作，抒真情，明其志，即便没有名篇传世，也不失为一名合格的诗人。

中国画讲求形神兼备，早期重形。如《尔雅》所云：“画，形也。”战国韩非子的画鬼魅易犬马难，重形似；到南齐谢赫将“气韵生动”列为“六法”之首。宋代文人介入绘画者多。我以为，从文人画开始，更讲“心”，“本自心源，想成形迹，迹与心合，是之谓印”。也就是说，作画最重要的是形与心要相合。西班牙画家毕加索曾说，“我花了四年时间画得像拉斐尔一样，但用一生的时间，才能像孩子一样画画”。可见，中外艺术传统虽有差别，但亦有共通之处。即以“有意味的形式”来说，形是直觉可视的，但必须有意味。有意味就要联系到心灵活动、心灵感受。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形式不就单纯成为视觉活动了吗?所以从“意味”这一角度来做研究，与我们所说的“心”虽不尽相同，但还是有相通的。

情，乐本情性。古人曾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也就是说“声”要加以规范化和美化才算“音”，由此才能形成“乐”。就艺术的纯粹性来说，一般认为书法与音乐最为相近。有一天，我吃早饭时，看到报纸上有句话，“嗓门大的人不见得会唱歌”。我认为这话说得很对。有的人嗓门很大，唱歌却跑调，徒有“声”而没有“乐”。或说那“声”本来就缺少美的素质。从声到音再到乐的过程，需要无数次的规范化和美化，最终抒发情性才足以动人。

“写心”是中华民族悠久的艺术传统。书法与其他艺术都讲求写心，都讲求志、意、情的表达。书法最强调“心”的重要性，所以中国其他艺术都可以从书法的美学原则中寻根，从而得到启发。当下我们要“写心”，就要发挥创作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心”应该是天赋、精力和体验的积累，只有不断学习、行动、体会，才能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人格力量和独立个性，最终才能达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境界。

 (节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中医一般指以中国汉族劳动人民创造的传统医学为主的医学，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等的一门学科。中医是以传统中医理论为指导，能够对人体进行科学调养，保持生命健康活力。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近年来农村城镇化进程提速，总体健康需求显著提高，人民群众保健意识普遍增强，对保健品的需求日益强烈。另一方面，我国进入人口快速老龄化阶段，大量有消费能力的老年人群也必然拉动医疗保健市场的需求。

中医药是我国重要的卫生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有潜力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2018年，国务院及其他主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发展规划和指导意见，明确了中医药的地位和未来要实现的发展目标。例如，2018年5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所颁布的《关于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的意见》，指出要全面发展中医药服务，推进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示范基地和示范项目建设。

（摘自李明俊《2018年我国中医药产业发展趋势分析“互联网+中医药健康产业”成未来发展热点》）

（资料：前瞻产业研究院）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助力健康中国建设，需要传统中医药行业努力创新，依托智能制造振兴中医药产业。

我国传统中药生产存在“三高、三低、不适宜”的问题，即能耗高、污染高、成本高；工艺水平低、生产效率低、药材利用率低；相当大比重的工艺与装备不适宜现代中药生产。此外，受质量均一性及标准化瓶颈制约，中药产品的安全性、有效性难以得到有效保证，中医药产业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也因此受阻，亟待通过科技创新和智能制造加强中医药系统性研究，夯实药效药理基础，提高中药制造水平。

中药成分复杂，受药材产地、加工、生产等因素的影响较大，其内在质量的均一、可控成为最大难点。应构建符合药物基本属性、基于药效成分的现代中药质量标准体系，提高中医药产业的数字化和标准化水平。在此基础上，通过发展中药智能制造，改造提升中药制造方法，创建现代中药智能制造模式，准确控制生产参数、监控功效成分，从而从根本上保证中药产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均一性。

搭建中药材电子交易、第三方检测、产品质量全程追溯“三网合一”的公共交易平台，打造中国数字本草的价格指数、质量标准，使全国各地的道地药材都有畅通的交易渠道，保证中医书产品源头的可追溯性。还可以加大对药农的培训力度，引导一部分粮农有序特变为药农，让农民更多分享现代中医药产业发展的成果。

改变原有生产过程依靠人工操作的模式，采用先进的生产过程自动化控制技术，实现中站管道化、模块化和数字化生产，提高生产数率。并采用生产教据信总管理技术加强对中医药产业的生产信息化和流程化管理，逐步实现实时放行检测，实现中药提取物的教字化生产。

（摘自邵习东《依托智能制造振兴中医药产业》）

2019年1月24日，华为北京研究所，全球首款5G基站核心芯片——华为天罡正式发布。

秉承“把复杂留给自己，把简单留给客户”的理念，华为在5G领域积极投入、持续创新。华为可提供涵盖终端、网络、数据中心的端到端5G自研芯片，支持“全制式、全频谱”网络，并将最好的5G无线技术和微波技术带给客户。

华为天罡在集成度、算力、频谱带宽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极高集成，首次在极低的天面尺寸规格下，支持大规模集成有源功放和无源阵子；极强算力，实现2.5倍运算能力的提升，搭载最新的算法及波束赋形，单芯片可控制高达业界最高64路通道；极宽频谱，支持200M运营商频谱带宽，一步到位满足未来网络的部署需求。同时，该芯片为AAU带来了革命性的提升，实现基站尺寸缩小超50%，重量减轻23%，功耗节省达21%，安装时间比标准的4G基站，节省一半时间，有效解决站点获取难、成本高等问题。

2018年，华为奏响5G规模部署的序章，率先发布全系列商用产品、率先全球规模外场验证，率先开始全球规模商用。截至2018年底，华为已完成中国全部预商用测试验证，推动了5G进入规模商用快车道。目前，华为已经获得30个5G商用合同，25000多个5G基站已发往世界各地。

2019年1月9日，华为“5G刀片式基站”凭借创新性采用统一模块化设计等技术突破，获得2018年度***的弗兰内尔说，“我们还没有在市场上找到类似的设备。”正是因为物美价廉，并且其领先的技术和优惠的价格在市场上很难找到替代，华为令美国政府担忧起来，并试图破坏这个“奇迹”。

摘自《美媒：美国害怕华为的另一个原因》

互联网数据中心公布的2018年第二季度全世界的智能手机排名前五的出货量（以百万为单位）、市场占有率和年增长数据。

材料一：

现在看，脱贫攻坚的主要难点是深度贫困。以某省为例，深度贫困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两高、一低、一差、三重”。“两高”即贫困人口占比高、贫困发生率高。深度贫困县贫困人口占全省贫困人口总数22%以上；深度贫困县贫困发生率在15%以上，高于全省贫困县平均水平近9个百分点；深度贫困村贫困发生率接近35%，高于全省贫困村平均水平近24个百分点。“一低”即人均可支配收入低。深度贫困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1650元，人均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386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928元，分别只有全省平均水平的50.7%、36.2%、49.7%.“一差”即基础设施和住房差。深度贫困县的贫困村中，村内道路、入户路、危房需要维修和重建。“三重”即低保五保贫困人口脱贫任务重、因病致贫返贫人口脱贫任务重、贫困老人脱贫任务重。

深度贫困地区在2020年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脱贫攻坚本来就是一场硬仗，而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是这场硬仗中的硬仗。

（摘编自2017年8月31日新华网）

材料二：

2012-2016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数据及发生率

（注）以上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务院扶贫办等网站公布的数据整理，人口数按照每人每年28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扶贫

材料三：

脱贫攻坚千难万难，最难的是有一些贫困群众“不怕穷”，也就是脱贫的内生动力不足。解决精神匮乏比解决物质匮乏难，解决千百年来形成的落后观念和习俗比解决贫穷难。

国家统计局近期对云南八个市州‘直过民族’贫困村进行调查，59.5%的受访者对当前生活表示满意，35.2%表示一般，只有5.3%的表示不满意。贫困程度这么深，满意度还非常高，“不怕穷”、安于现状是一个重要原因，宁可守着穷摊子，也不愿干出新生活。

落后的观念、习俗，许多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之事。精神上的内生动力和物质上的脱贫，既有密切联系，也有一定区别。扶贫工作既不提高标准，吊高胃口，也不急于求成，降低标准，我国有信心在2020年打赢这场攻坚战。

（摘自中国政府网）

材料四：

不同地区因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等原因，致贫原因不尽相同，“个性化”扶贫无疑是一剂治疗贫困的良药。

扶贫“个性化”，因地因人制宜是关键。不同地域、不同家庭、不同个体，在致贫问题上存在差异性的，唯有深入其中、量体裁衣，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精准扶贫的效用，全面助推精准扶贫攻坚工作持续升温。个性化扶贫在政策的制定上，要摸清家底，找出区域致贫的主要原因，借鉴其他地区扶贫工作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对其可行性进行研判，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探索出台科学合理的帮扶政策，并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根据推进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在扶贫项目上，要改变“帮扶就是帮钱帮物”的传统观念，多研究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按照贫困程度、产业发展进度、脱贫难易程度等，制定地区扶贫开发实施计划和年度计划，把扶贫工作纳入地方经济社会总体规划统筹安排，杜绝盲目扶贫。

（选自《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