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是地道的乱世，因此文人的普遍心理即是思治，这就促使魏晋名士开始探索宇宙自然与人生本体的关系，并开始追求新的思辨哲理。在这种背景下，“文的觉醒”与“人的觉醒”时代到来，思想开放与自由论辩的风气成为当时文人名士的生活常态，而“魏晋风度”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应运而生的。

“魏晋风度”所代表的这种文化，由何晏、王弼首发其端，他们酷爱庄老，而起清谈之风；发展至“竹林七贤”时代，这一群体成为魏晋风度的典型代表。“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成、向秀和王戎等七人，他们都是当时的文人名士，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对社会现实有着无比清醒的认识。然而，由于身处乱世，虽有济世报国之才，却没有值得辅佐的明主，只好用放浪形骸、不拘小节的行为来掩饰内心的痛苦，用不合时宜的言行来表达对朝政的不满。

魏晋名士用自己的言行、诗文等外化行为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具体表现为不同常人的放旷、真率与智慧。这种艺术的人生是自然的，是个人的真实处境与心境的流露。正是由于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生命的命悬一线，使得魏晋士人的人生充满了无尽的忧虑恐惧和深重的哀伤。这构成了魏晋风度深刻沉重的一面。

玄学是这个时期文人的思想灵魂与源泉。他们用老庄的哲学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在空谈中探讨自然与人本体的关系，探求更本质的人生意义，将关注点从无能为力的政治转向了自身存在价值的讨论。《周易》《老子》和《 庄子》被奉为玄学经典。玄学给两汉以来保守腐朽的儒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给中国的哲学文化领域带来了一种不同以往的自由、理性、思辨的哲学思维，同时是魏晋名士们自我肯定的强烈自信与率性自由的外化表现。魏晋名士以率性率真的人性来品味玄趣，由此生发出一种由外知内、以形显神的美学观念，这使他们开始转向对自然山水的热爱与探究，以空灵之心审视山水自然的大道之美。正是这种超越形的束缚的情怀，使自然山水被赋予了人性化的灵性与无穷的玄趣。另一方面，他们把在政治理想上的绝望转向文学艺术，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在“神韵”这一独特的审美追求指导下，魏晋时期的文学、绘画、书法等艺术门类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一片空前繁荣的景象。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人生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的具体展现，反映了魏晋时期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价值取向，它不仅在那时具有广泛的时代意义，对后世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哲学和思想，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士人通过自身在乱世中真实而坚定的实践，以前所未有的气魄和感染力，融入了中国文人的灵魂深处。一方面，魏晋风度造就了中国文人清高的气质与清醒的思辨；另一方面，它为后世处于低谷困境的文人知识分子提供了精神的慰藉与平静，并得以发展为自省与放旷的生活理念，用以追求人本质的回归、精神的解放和个性价值的真正体现。

如何面对窦娥的悲剧——与苏力先生商榷

康保成

最近，“法律与文学”渐渐成为受法学家关注的一块新的交叉学科领域。苏力先生的《窦娥的悲剧——传统司法中的证据问题》,从司法的角度解读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的杂剧作品《窦娥冤》，为人们认 识这出古典悲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然而，笔者拟对苏文的观点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苏文提出，在《窦娥冤》中，张驴儿与窦娥“都没有提出而且也无法提出现代司法要求的可靠的直接证据”，“案件 审理者只能根据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判断：谁的话更可信。”苏文认为，张驴儿在法庭上的陈诉较之 窦娥的申辩“更言之成理”，而且窦娥后来自己也招认“药死公公”，才导致桃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但这“并非官吏无能或腐败的产物”。现在，也让我们“根据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来分析案情，看 到底谁的话更可信，看桃杌是否“无能”。在法庭上，张驴儿振振有辞：“我家的老子，倒说是我做儿 子的药死了，人也不信。”苏文认为：“这是‘不存在合乎情理之怀疑’。”的确，张驴儿没有杀父动 机。然而窦娥则是没有杀人动机。谁主张谁举证，这在一般的诉讼案中为古今通用之原则，然而张驴儿 作为原告，不仅拿不出窦娥杀人的证据，也说不出窦娥为什么杀人。凭什么相信一个足不出户的年轻寡 妇平白无故起了杀人之心呢? 这难道符合“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么? 只听一面之辞就滥施刑罚,说是“无能”实在太轻了些。

凡事总有个来龙去脉。一个姓张的被毒死在蔡家，按照“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官府首先要了解的应该是：这两家是何关系，这个畸形的家庭是如何组成的，张氏父子是如何进入蔡家的等等。接着 才是对命案本身的讯问。对于这一切，窦娥详细的实事求是的回答显然把张氏父子解救蔡婆、被蔡家收 留的事实交代得清清楚楚，她的话才显得入情入理，真实可信，比张驴儿简略的胡编乱造更可信。张驴 儿没有讲出任何新的事实，只能称作狡辩。窦娥还举出了本案的关键情节和关键证人。张驴儿不是说他 不会药死老子么？是啊！羊肚汤本是蔡婆让给他老子的。桃杌如果真像苏文所说，是一个“严格执法” 的官员，那就应该抓住这一线索，继而审问当事人蔡婆，张驴儿的杀人动机便会暴露无遗。桃杌如果真 是一个“严格执法”的官员，那就应该把杀人未遂的赛卢医抓捕归案，以验证窦娥供词的真实性。同时， 卖毒药给张驴儿的赛卢医——本案的惟一证人，即使是污点证人，与张驴儿对簿公堂，真凶便会落入法 网。然而，桃杌在听了张驴儿的辩解和挑唆之后，便对窦娥施以酷刑。尽管窦娥发出了“我这小妇人毒 药来从何处也”的合理质询，桃杌却置若罔闻，这难道合乎“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么?苏文认为“窦娥展示出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利他主义在当时的社会中有理由作为一个相关的证据”， 甚至说，在当时的条件下，窦娥的口供可以作为“证据之王”。而在笔者看来，窦娥三次被打得昏死过 去不认罪，到棍棒呼啸着打向蔡婆时，却情愿招认“药死公公”，按照“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法 官理应抓住这一细节，详加戡问：被告缘何“招认”得如此反常?   继而解开一位孝顺、善良的妇女何 以会“杀人”的谜底，再继而对整个案情做出正确的判断。苏文提出：如果窦娥不认罪，而让蔡婆去挨 那无情的棍棒，“如果蔡婆婆也能挺住刑讯，那么依据当时的法律，就要对张驴儿拷刑，或只能‘取保 放之’。”然而笔者有理由提出两种可能性更大的假设：一是年迈的蔡婆熬不住酷刑，屈打成招；二是蔡婆被活活打死。窦娥不就是为了避免这种后果才做出这种“不大明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认罪” 行为的么?退一步说，即使苏文的假设成立，窦娥和蔡婆在“拷满不承”的情况下被“取保放之”，那 又怎样呢？真凶照样逍遥法外，窦娥照样是犯罪嫌疑人。在本案中，张驴儿本想毒死蔡婆却意外使张父 被毒死，这就造成了从表面看来张驴儿没有杀人动机。这是本案唯一的一处隐情。但如果一切都已经真 相大白，水落石出，还要衙门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