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王朝统治中国的276年间，白银经历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明初，朝廷禁用金银交易，到了明朝后期，白银则已经通行于全社会。迄今为止，对于这一货币化过程，中外学术界无不以《明史》正统初年明英宗“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的诏令为根据，以为是朝廷推行的结果。实际上，明代白银的货币化是自民间开始，到明英宗时才逐渐为官方认可、自上而下地展开的。随着白银成为合法货币，白银迅速地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使得市场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到嘉靖年间，整个中国对白银产生了巨大的需求，标志着这一货币化过程基本完成。

此时，一方面明朝国家财政白银入不敷出，另一方面从皇族到平民都有对白银的大量需求，在国内白银开采和供应远远不能满足要求的情况下，人们开始将寻求的目光授向海外。中国外来白银最早的源头是日本。虽然日本开采的金银在16世纪中叶以前就有出口的记载，但那时日本向中国输出的主要不是白银而是刀剑、扇子、屏风和硫磺等。情况的转变是从16世纪40年代开始的，当时来自中国福建、广东和浙江的船只不断到达日本九州，它们的目的不再是以物易物，而是以物易银。也正是这一时期，日本银矿的开发得到迅速的发展，16世纪后半叶日本的输出品中，白银独占重要地位，而对中国丝和丝织品的巨大需求，则构成了银产量激增的日本方面的原因。在美洲方面，当西方走向世界寻求财富时，最早寻找的是黄金，但也是从16世纪40年代开始，西班牙在美洲转而开采白银且产量激增。当时，到达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几乎立刻了解到中国商品对于他们的意义，立即开始了与中国海商的贸易。美洲白银不仅从马尼拉流向中国，带动了整个东南亚贸易，也从欧洲运至印度，再流入中国，以换取中国的丝绸、瓷器、水银、麝香、朱砂等。从1540年到1640年这一百年间，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和美洲白银产量的一半流入了中国，葡萄牙学者戈迪尼奥因此将中国形容为一个“吸泵”。

明代白银的货币化，意味着中国由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更重要的是，中国由此更多更主动地走向了世界，而不是如既往所认识的，是西方东来导致中国被动地与世界街接起来。当世界逐渐形成一个整体之时，明代中国曾积极参与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可以说以贵金属白银为征象，明代中国与两个历史转折的开端联系起来，一个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另一个就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开端。

（摘编自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精辟地提出喜剧的对象是丑陋与错误的观点，将丑视为喜剧的基础，但他的喜剧观念也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与局限性，如把悲剧与喜剧形而上地对立起来，认为喜剧与悲剧有严格的界限，“喜剧不致引起痛苦”，强调喜剧的纯粹逗笑、欢乐的性质；同时，他重悲剧、轻喜剧，认为悲剧是最崇高的艺术，喜剧则等而下之。亚氏的观点成为西方后世许多理论家、艺术家信奉的不可逾越的鸿沟。

从喜剧心理学角度看，喜剧的审美心理不是一味地轻松愉快，而是由紧张到松弛。笑可以有轻松的笑、无可奈何的笑乃至撕心裂肺的笑，喜剧给人的审美感受是复合的。让·保尔曾指出：“喜剧性接近这样一种有形的痒感，这种痒感作为一种滑稽可笑的双音和复义震颤于痛苦与喜悦之间。”喜剧性笑所具有的“紧张——松弛”的模式，是由作为社会生物的人的“生理——心理——社会”的需要及其满足过程所决定的。人有需要就意味着他感到缺乏，当人产生需要时，肌体就会感到一种紧张，无论是人在遇到肉体的紧张或心理的紧张时，都有一种寻找解脱的欲求，希望从引起紧张的体内情境或体外情境中逃脱出来。“笑就是摆脱紧张，重归松弛状态的一种心理对策”。

从社会文化角度看，喜剧也是人类渴望摆脱制度与规范的束缚、解除紧张状态的方式。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生活于社会中，必然会受到种种社会制度、规范的限制和约束，人类的天性及种种需要不可能完全得到满足，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压抑，但是，人的内在生理、心理发展的需要，却又力求使这些本能表现出来。因而，被压抑的本能所造成的生理和心理的紧张状态会要求以间接、曲折的方式得到满足，笑正是缓解内心紧张、使人感到松弛的很好的方式。

所以，喜剧的审美效果是笑，笑是使人从紧张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极佳方式。但笑的情感状态仍是复合的，伟大的喜剧所引发的笑往往并不纯粹使人感到愉快，而是交织着忧郁甚至悲哀的情绪。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伟大的喜剧往往都蕴涵着悲剧因素。莎士比亚、莫里哀、果戈理都是举世公认的喜剧大师，但他们的著名喜剧作品如《威尼斯商人》、《伪君子》、《钦差大臣》等，都有鲜明的悲剧因素。他们的喜剧，大大加深了文学反映生活、描写人物的深度和力度，同时也改变了西方长期形成的对喜剧的偏见，对后世的喜剧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启迪作用。20世纪西方大量悲喜融合的喜剧的产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在喜剧中融入悲剧因素这一传统是分不开的，尤其是荒诞喜剧，与传统喜剧相比，只是悲剧因素更为浓重了而已。

可见，喜剧是以其特有的方式实现对生活中悲剧的理解与超越，能与悲剧产生相似的效果。正因为如此，20世纪著名喜剧理论家莫恰指出：“喜剧的确能以它特有的对生活的理解，它那奇妙的与悲剧的洞察力有同样力度的强烈情感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现在难以把喜剧与悲剧区分开来，那不是因为喜剧与悲剧相似，而是因为喜剧时常与悲剧的行动轨迹重合，而又不失其自主性。相反，喜剧凭借自己的资格，大胆地、不合逻辑地向一些传统中只属于悲剧的价值提出了挑战。

（苏晖《荒诞的悲喜性质辨》节选，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