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与哲学有关

毛　姆^①

我在好些地方都听人说，哲学是那些高级数理学家的专门领地。这使我百惑不解。既然进化论学说认为，知识是为生存竞争的实际需要而发展起来的，那么，和全人类利益密切相关的知识总和——哲学，又怎么可能仅仅属于一小群搞冷僻专业的人呢？我难以相信。尽管如此，要不是我有幸得知布拉德莱^②也承认他对深奥的数理学知之甚微的话，我很可能会望而却步，放弃对哲学的愉快探究了，因为我是没有数学头脑的。布拉德莱并不是平庸的哲学家。我们知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口味；要不是这样，也就没有人了。所以不见得你一定是个数理学家，否则就不可能掌握关于宇宙以及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关于罪恶的根源以及现实的意义等正确理论，就像你不一定在品酒方面已训练得能准确说出20瓶葡萄酒不同的生产年份，但照样能品尝葡萄酒的美味一样。

哲学并不是一门仅仅与哲学家和数理学家有关的学问。它和我们人人有关。确实，我们多数人只是间接地接受某些哲学思想，而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什么哲学。但事实上，即使是最没有思想的人也有自己的哲学。第一个说“泼翻了牛奶，哭也没用”的老婆子，就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哲学家。因为她这句话的意思，不正说明后悔是无济于事的这一道理吗？这里就显示出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决定论者认为你生活中没有一个举动不是由你当时是怎样一个人所决定的；你不仅是你的肌肉、你的神经、你的内脏和你的脑子，同时也是你的习惯、你的见解和你的各种各样的想法。所有这些，不管你对它们知道得多么少，也不管它们多么矛盾，多么褊狭，多么荒谬，它们存在着而且影响着你的行为反应。即便你从未说到过它们，它们却是你的哲学。大多数人也许并不想用某种形式把它们表现出来。他们所有的很难说是思想，至少不是有意识的思想，而是一种模糊的感觉，一种就像生理学家不久前刚发现的肌肉感那样的经验。这种感觉是他们各自从社会流行观念中获得的，同时又根据自己的经验稍稍加以改变。他们过着有秩序的生活，有这样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混合体就可以了。由于其中含有某些世代累积起来的智慧，它是和日常生活的一般需要相适应的。但是我却想形成我自己的思想模式，而且从年轻的时候起就想弄明白，哪些是我必须去面对的重要问题。我尽力想获得有关宇宙总体构造的知识；我想作出决断：我是只需要考虑此生呢，还是只需要考虑来生？我想搞清楚：我是完全自由的呢，还是处于一种幻觉才自以为在按自己的意志行事？我想知道：人生是本来就有意义的呢，还是必须由我来赋予它某种意义？于是，我便开始杂乱无序地读各种各样的书。

（选自《毛姆读书随笔》，有删改）

“大楼”的记忆

每个城市的人们都有一段关于繁华的记忆，这样的记忆通常与一条商业街或者一个商店有关。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走进北京一家曾经最熟悉的商场，虽然它一直在我的身边，但我已经近10年没有走进它了。当我再次踏进它的大门时，里面的变化竟然让我感到些许的兴奋与震撼。这个商场就是北京市百货大楼，北京人都亲切地称它为“大楼”。

北京人熟悉“大楼”。20世纪50年代“大楼”开业时曾经拍了一部纪录片，展现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北京人喜欢“大楼”，几代人对这里都有着关于时尚的美好回忆。不仅是北京人，在那个年代，外地人到了北京都会尽量挤出时间逛“大楼”。从辽宁一个小城来到北京工作的夏先生生于20世纪60年代，在他小时候，邻居叔叔从北京市百货大楼里买回一双皮鞋，每逢有人注意到叔叔的皮鞋，这位叔叔都会大声地告诉别人，这是从北京市百货大楼里买的！如今夏先生已是北京一家房地产公司的高管，全家住到了北京。虽然北京的高档商场很多，但夏先生每年拿到年终奖后，依然会到北京市百货大楼来购物，在他看来，把钱花在“大楼”放心、开心。

如果说北京人对“大楼”有感情，40岁以上的外地人对“大楼”有情结，那么30多岁的年轻人对“大楼”的认识则更加多元。一位在北京工作的青岛“80后”告诉我，她到北京后第一次逛街就是跑到百货大楼去买糖，她特别想看看张秉贵工作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她对北京市百货大楼的认识是和这个人联系在一起的。的确，没有哪家商场能像“大楼”这样有故事。在“大楼”一层有一个很安静的空间，这里是北京市百货大楼“张秉贵纪念馆”，在城市最中心地段的最繁华的商场内为一个售货员建纪念馆，这在全世界可能也是独一份的。当然，这里纪念的不只是一个普通的营业员，他曾经在这个商场里工作了30多年，接待了近400万人。他不仅是全国劳模，而且做过第五届、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他曾经是全中国家喻户晓的名人。

张秉贵和他为人民服务的“一团火”精神已经成为这座大楼的灵魂。20世纪80年代，我在这里参加过商业劳动，就是在衣服组站柜台。我的师傅与我同龄，他高中毕业“接班”上岗，也姓张，看上去是个对什么都不在乎的北京小伙儿，刚开始时他对顾客一直不冷不热，也没个笑脸，人少时还会借口上厕所去和伙伴们聊天儿。然而有一次，一位外地农村来的顾客千挑万选了半天才选中一套西装，准备去交钱时却问我厕所在哪儿，我有点不耐烦了，让他先去交钱取货。这时，边上的小张师傅却白了我一眼，很体贴地给顾客指路，然后甩给我一句话：“人家可能是把钱缝在裤腰上，去厕所拿钱，这样的顾客多着呢。”这次他对顾客的态度让我很意外，这件事给我的印象也很深，原来张秉贵的“一团火”精神已经扎根在一代代“大楼人”的心里，这也是历届管理层从未放弃努力的结果。百货大楼对营业员的要求的确与众不同，“大楼”非常注重“让顾客满意”。而这种满意，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涵，事实上，这正是企业文化的传承。

有人说，现在是实体零售行业的严冬时期，企业面对着无数问题与压力，北京市百货大楼也一样。王府井百货集团建立这个“张秉贵纪念馆”，是希望把“大楼”这把“火炬”接力下去，“一团火”精神的传承可以帮助企业度过严冬。今天的北京市百货大楼在“新北京人”中已经有了年轻的“粉丝”，另外，北京市百货大楼还推出了微信支付，并且在做全渠道经营的筹划，“大楼”的创新一直没有停止。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像“大楼”这样的商场，与全球的零售企业一样，这些商场也在经历转型。任何一个传统行业都需要在新技术、新环境中进行各种创新与调整，需要与新时代对接，而传承下来的优秀企业文化，让企业有了不一样的底蕴，这样的企业才是时代的财富。

（有删改）

拣麦穗

张洁

当我刚刚能够歪歪咧咧地提着一个篮子跑路的时候，我就跟在大姐姐身后拣麦穗了。

有一天，二姨看着我那盛着稀稀拉拉几个麦穗的篮子说:“看看，我家大雁也会拣麦穗了。”然后，她又戏谑地问我:“大雁，告诉二姨，你拣麦穗做哈？”我大言不惭地说:“我要备嫁妆哩！”二姨贼眉贼眼地笑了，还向围在我们周围的姑娘、婆姨们眨了眨她那双不大的眼睛:“你要嫁谁嘛！”

是呀，我要嫁谁呢？我忽然想起那个卖灶糖的老汉。我说:“我要嫁那个卖灶糖的老汉！”她们全都放声大笑，像一群鸭子一样嘠嘎地叫着。

笑啥嘛！我生气了。难道做我的男人，他有什么不体面的地方吗？

卖灶糖的老汉有多大年纪了？我不知道。他脸上的皱纹一道挨着一道，顺着眉毛弯向两个太阳穴，又顺着腮帮弯向嘴角。那些皱纹，给他的脸上增添了许多慈祥的笑意。

我的话，很快就传进了他的耳朵。那天，他挑着担子来到我们村，见到我就乐了。说:“娃呀，你要给我做媳妇吗？”“对呀！”他张着大嘴笑了，露出了一嘴的黄牙。他那长在半个葫芦样的头上的白发，也随着笑声一齐抖动着。

“你为啥要给我做媳妇呢？”

“我要天天吃灶糖哩！”

他把旱烟锅子朝鞋底上磕着:“娃呀，你太小哩。”

你等我长大嘛！”

他摸着我的头顶说:“不等你长大，我可该进土啦。”

听了他的话，我着急了。他要是死了，那可咋办呢？我那淡淡的眉毛，在满是金黄色的茸毛的脑门上，拧成了疙瘩。我的脸也皱巴得像个核桃。他赶紧拿块灶糖塞进了我的手里看着那块灶糖，我又咧着嘴笑了:“你别死啊，等着我长大。”

他又乐了。答应着我:“我等你长大。”

“你家住哪哒呢？

“这担子就是我的家，走到哪哒，就歇在哪哒！”

我犯愁了:“等我长大，去哪哒寻你呀！”

“你莫愁，等你长大，我来接你！”

这以后，每逢经过我们村子，他总是带些小礼物给我，还乐呵呵地对我说:“看看我的小媳妇来呀！”我呢，也学着大姑娘的样子要我娘找块碎布，给我剪了个烟荷包，还让我娘在布上描了花。

我缝呀，绣呀……烟荷包缝好了，我娘笑得个前仰后合，说那不是烟荷包，皱皱巴巴，倒像个猪肚子。我让我娘给我收了起来，我说了，等我出嫁的时候，我要送给我男人。

我渐渐地长大了。到了知道认真地拣麦穗的年龄了。懂得了我说过的那些个话，都是让人害臊的话。卖灶糖的老汉也不再开那玩笑了。不过他还是常带些小礼物给我。我知道，他真疼我呢。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倒真是越来越依恋他，每逢他经过我们村子，我都会送他好远。

有一年，过腊八的前一天，我约摸着卖灶糖的老汉，那一天该会经过我们村。我站在村口上一棵已经落尽叶子的柿子树下，朝沟底下的那条大路上望着，等着。那棵柿子树的顶梢梢上，还挂着一个小火柿子。小火柿子让冬日的太阳一照，更是红得透亮。那个柿子多半是因为长在太高的树梢上，才没有让人摘下来。真怪，可它也没让风刮下来，雨打下来，雪压下。

路上来了一个挑担子的人。走近一看，担子上挑的也是灶糖，人可不是那个卖灶糖的老汉。我向他打听卖灶糖的老汉，他告诉我，卖灶糖的老汉老去了。

我仍旧站在那棵柿子树下，望着树梢上的那个孤零零的小火柿子。它那红得透亮的色泽，依然给人一种喜盈盈的感觉。可是我却哭了，哭得很伤心。哭那陌生的但却疼爱我的卖灶糖的老汉。

后来，我常想，他为什么疼爱我呢？无非我是一个贪吃的，因为生得极其丑陋而又没人疼爱的小女孩吧？

等我长大以后，我总感到除了母亲以外，再也没有谁能够像他那样朴素地疼爱过我——没有任何希求，没有任何企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