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时代的幸运儿

王大珩

我的小名叫膺东，生于1915年。那年的大事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独占中国的秘密条款——“二十一条”。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25日袁世凯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关于山东之条约》。当时激起全国人民大规模的反日爱国运动，把5月7日称为“国耻纪念日”。父亲因此给我起了“膺东”这个小名，寓意是满腔义愤打击东洋——日本帝国主义。

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在20世纪初曾留学日本，是早期的地球物理和气象学家。母亲极其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在军阀混战的时代，欠发工资的事常有发生，家里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

父亲看我有点灵气，从小就引导我学科学，激发我爱科学的兴趣。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当看到筷子半截斜插入水杯中，出现挠折现象时，父亲就指出，这叫折光现象；在小学时，父亲就带我去看他亲自做地磁观测；在初中时，带我进行气象观测实习。在父亲的教育辅导下，我超前学完了中学数学和微积分。

1932年，我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在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等名师的教育熏陶下，我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而且学会了从事科学工作的思想方法，更重要的是长辈们的道德为人、爱国思想、对事业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和进取精神。

在留学英国期间，我有很长一段时间过着几乎是工人和被雇佣者的生活，有机会洞察资本主义世界的形形色色。交往过德高望重的学者教授，也见到过市侩气十足的学术人物；同时还体会到一些处世之道，即只有通过自己的钻研实践，才能成为知识里手；只有做出贡献，并争取出人头地，才能被同行看得起，才能交上朋友，并在学问知识上得到互益。同时也理解到，在解决问题时，如何分清主次，洞察现象，发现、分析问题而不受陈规约束，这也是科学发展和前进所必行的。这些思想上的认识和收获，对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从事的各项工作，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8年，我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正值国民党政权即将垮台的时候，经济上通货膨胀到天文数字。当时，英国的公司曾打电报来，欢迎我再回公司任职。与此同时，吴有训老师通过地下党组织，引导我到解放区去创办大连大学。在这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上，我选择了到解放区的道路，我的路子走对了。

在党的培养下，我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更加理解了上层建筑要与经济基础和生产实践相适应的道理；人民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人，要在认识客观世界的基础上，能动地改造世界；要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并深感由于专业决定，个人的知识能力是有限的，事业要靠群策群力来完成，一切要服从祖国的需要。

这些思想引导我努力做到先公后私、不计个人名利、爱惜人才、培养后进、团结协作以及顺应实际情况、因势利导等，同时也要敢于同错误做斗争。在多年的实践中，我认为一个人的机遇，是靠主观和客观多方面条件促成的。除了上述因素外，说到底，还有一个和谐的家庭因素。1994年，我荣获何梁何利科学成就首届大奖，在颁奖大会上致辞中曾谈到，我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同志们集体智慧的体现，同时还因为我的夫人在生活上和健康上对我的精心照顾，以及在教育、培养子女方面承担了主要家庭责任，使我得以全心致力工作。

现在我已年逾八旬，身体还算健康，愿以喜看祖国日益昌盛，迎接21世纪的欣喜心情继续贡献我的微薄之力。

我是时代的幸运儿！

（摘编自《中国工程院院士自述》）

在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中，我们发现国企总体经营状况不佳仍是影响东北经济活力的重要因素。国企比重高、民营经济不发达的格局没有明显改变。国企发展不好是影响东北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因。东三省不少地区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或几个国企，当这一个或几个企业因为资源或市场原因进入调整期或下降通道时，整个地区的增长动力就会明显下滑。国企比重高、活力弱还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资源，僵化了体制，影响了营商环境，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2016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辽宁省有7家上榜，吉林和黑龙江各只有1家上榜。东北地区每年都要拿出相当一部分财政经费用于补贴养老金缺口，制约了地方对创新创业、新产业新经济，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入力度，降低了对民间投资的吸引力。东北普遍面临养老保险基金压力较大的问题。由于传统工业比重大，退休人员多，加上人才外流、新增劳动力较少等因素，东北地区多地出现了养老金缺口。

(摘编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东北调研組《发挥三个杠杆作用，加快促进东北振兴》，《中国经济时报》)

东北的问题谈了十多年了，根本问题没解决。东北困局的突破口在哪里？经过20年的长期跟踪和调查研究，我最新的观点是:改变原有机制，采用“共享式分红”。

什么是“共享式分红”机制呢？它起源于300年前的晋商票号。晋商票号就是银行，银行不能在一个地方办，要到全国各地办。当时晋商票号的东家派出几十个掌柜子(分银行长)带着资金出去办银行分号，最大的担心就是这些人是不是忠诚可靠、会不会携款外逃、会不会贪污腐败、偷奸耍滑？老祖宗的智慧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解决，就是“身股银股制度”。“身股”是干活的掌柜们和伙计们以自己的劳力拥有的股份。“银股”就是东家出钱拥有的股份当有了利润之后，六成是掌柜子、伙计们拿，出资的东家老板只拿四成。这样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干活的人不再认为是给东家干活，而是给自己干活。正所谓: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双方利益取得平衡。委托代理中的根本性的矛盾，通过利益共同体解决了。当时山西票号的坏账率只有1‰，300年长盛不衰。

(摘编自《东北营商环境太差？看参与过东北振兴的专家怎么说》，网易研究局)

经济增长的潜力不等于经济增长的现实。这需要持续不断地发挥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后发优势，通过转型升级、挖掘潜力将其变成现实。然而，遗憾的是，吉林省经济发展面临的根本问题与东北地区一样，即尚未从根本上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这妨碍了其经济增长。对吉林省这样省情的区域而言，符合比较优势的工业化顺序，必须是先充分发酵轻工业，而后才可大力推进重工业。

事实上，不仅仅是湖北省与重庆市近年来快速的经济增长得益于把握住了消费电子信息业转移的杋会，而且长三角、珠三角曾经快速的经济发展也得益于包括服装纺织、家电、消费电子等产业在内的轻纺工业的充分发展。只有在轻纺行业得到充分发展之后—即轻工业的比重要超过重工业之后，重工业才能具备自生能力，快速地健康壮大。

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长”是由其禀赋结构及其长期沉淀的产业基础所决定。过去振兴东北的战略思路是侧重“加长避短”(提升重工业忽略轻工业)，然而在当今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东北与吉林如何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进行“扬长补短”，是其转型升级的根本。东北的轻纺产业集群、农业加工产业以及与之配套的轻工业所构成的基层社会和最基础层次的工商业，是一切发展的基础。

(摘編自《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林毅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