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之江——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代号“毒蛇”)，国民党上海警备区司令部总破译师。

代主任——蒋介石委派至上海的亲信特使，国民党军统特务头目之一。

背景概述：1931年，由于叛徒出卖，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重创，党中央派特使前往上海。这一行动被敌人破译而暴露，唯一的知情者钱之江却和另外几个国民党的破译人员，即“南京密电”的知情者都被软禁起来。代主任基于手段卑劣的连番审查，基本确认钱之江就是“毒蛇”，但就是找不到证据。就在“南京密令”(若找不出“毒蛇”则把软禁人员一律枪杀)生效的前夜，两个不同信仰的人之间有了一段经典对白。

代主任：钱总是何等卓越之人，大可不必一条道走到黑。你可以跟我去南京，蒋委员长太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钱之江：中国人的饮食以长江为界，南人喜米，北人好面；前者口清，后者味重。广东客家人爱好煲汤，山西老西儿喜欢吃醋。你我的祖籍南辕北辙，所以吃不到一起的人，难进一个门。

代主任：你的意思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我生是党国人，死为党国鬼，你与我道不同，那你是何道？①

钱之江；同是吃饭，国人用筷子，洋人用刀，此人和彼人，不都一样是人吗？难道你我之间竟有一个不是人？

代主任：钱总过于能言善辩，三寸不烂，巧舌如簧。我是真舍不得你，孤掌难鸣呐！没了你，我就再也听不到这种响声了。

钱之江：谁笑到最后，谁才笑得最好。全世界的黑暗，也不足以影响一支蜡烛的光辉。我不言败，因为大幕还未落下；而你过早叫喊胜利，却可能孤独面对舞台，座位下无人喝彩。

代主任：其实我心里已经知道你是什么人了，只是我无法证实。我遗憾造物主让我们成为敌人，而不是同志，只能各为其主。

钱之江：我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爱欲之人，犹如执炬；逆风而行，必有烧手之患，这是你。而我，生来死往，像一片云彩，为太阳的升起，宁肯踪影全无。②

代主任：好口才！钱之江，那我告诉你，即便大幕拉下，我也绝不会让你曲终人散。这个世界离开你，我会孤独，我会一览众山小，我会高处不胜寒。所以你不光不能离开，我还要你坐在舞台下为我喝彩。

钱之江：那我们都拭目以待。

代主任：不到黄河不死心。

钱之江：不见棺材不掉泪。

材料一

最近，11岁的唐安琪将要动身去美国参加游学。为了短短13天的行程，她的妈妈秦女士支付了3万多元的费用。除了游学，秦女士还给女儿安排了暑期培训，花费5000元。许多孩子的暑假，如今已经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烧钱季”，不少家长感慨“月薪三万，还是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

其实，这种“烧钱游戏”的性价比并不高。一些游学机构动辄将出境旅游产品贴上“游学”的标签，改头换面之后抬高价格。实际上，很多项目仅仅是参观大学、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设施而已。这类产品价格虚高，内容却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游而不学，很难实现拓展视野、丰富知识、提升创新与实践能力的效果。

另外，有的家长把孩子的暑假填得满满当当。在北京，一些培训机构里有的孩子一天5节课，10个小时的教学时间。在这种高强度的学习安排下，孩子不仅难以用心投入学习，反而容易滋生厌学情绪，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摘自《暑假变烧钱季，金钱和时间堆不出牛娃》，《中国青年报》2018年7月24日)

材料二

图1 2015年某市学生假期参加课外辅导班数量调查表

图2 2015年某市学生假期参加课外辅导班数量调查表

(摘编自《当前中小学生课外辅导状况的调查报告》)

材料三

剧场之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座位，但是如果前排观众为了看得更清楚，或者一些其他原因站了起来，周围的人劝不了，“剧场管理员”又熟视无睹，那么后排的其他观众为了看到演出，就只好被迫站起来。最后的结果是，全场观众都从坐着看戏变成了站着看戏。都坐着与都站着相比，都是看戏，但是所有人都付出了更高的代价，也更累了。这种情景被称之为“剧场效应”。

(摘编自《校外教育须警惕“剧场效应”》，光明网2018年1月8日)

材料四

“减负”不等于降低课程难度、不要学生刻苦学习、让孩子无节制玩耍，而指的是减去违背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超出教学大纲、额外增加的“负担”。对于“减负”，要坚定地“减”，更要科学地“加”。

“加”在积极引导、介入孩子的课后活动上。比如让每个孩子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安排自己放学之后的生活：读书、做手工、练书法……通过积极引导，真正从育人角度介入孩子的课后活动。

“加”还在延展书本、走向生活、接触社会上，让孩子们清楚知识的逻辑，明白成长的真谛，拓展思维的视野。科学“加”的最终目标是育人，每次活动要从主题出发，设定合理的课程目标，把握活动内容的关键要素，把立德树人任务落实在具体的活动中。学生在与同伴的交往以及教师、家长和社会人士的协助支持下，探究知识、发展素养、体验情感、塑造人格。

(摘自《减负：“减”的背后应科学地“加”》，《中国教育报》2018年7月22日)

最早对屈原给予高度评价的，是西汉时代的淮南王刘安和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本传中引用刘安《离骚传》的话，盛赞屈原的高洁之志和廉贞之行：“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也许是由于距离屈原时代较近，对屈原精神的感受较为真切些吧，刘安、司马迁的这一评价，显然还不算偏颇：它既看到了屈原对君王、宗国的忠贞之志，又看到了他不与黑暗世道和“浊秽”同流的抗争精神和高洁之行。在“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热烈颂扬中，表达了对屈原双重精神的崇仰钦敬之情！不过，司马迁还有一段评述，表明他对屈原精神有着深一层的认识：“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一评述，在肯定屈原“竭忠尽智”的同时，更强调了他的“怨”君色彩。这就使屈原身上那富于“怨怼”抗争精神的一面，鲜明地凸现了出来。

这一点也为东汉史家班固强烈地感受到了。所不同的是，为司马迁所深心理解的这种“怨怼”精神，却遭到了班固的猛烈抨击：“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

班固的评判抓住了屈原精神的重要侧面，即对于黑暗势力的不屈抗争精神。就这一点说，班固并没有看错。只是班固过于敏感，以为屈原的这种精神，对封建统治阶级颇有妨害，而采取了激烈排斥的立场。这一立场在今天看来似乎很难理解，但在封建时代却曾得到过不少回响。如北朝儒者颜之推，亦曾指斥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而将他置于“自古文人，多陷轻薄”的长长名单之首。唐代苦吟诗人孟郊，也不满意屈原的“怨怼”，作诗批评说：“三黜有愠色，即非贤哲模。”宋人葛立方，对屈原不从渔父之劝、忿怼沉江的激烈之行，更表示了极不赞同的意见：“使屈原能听其说，安时处顺，置得丧于度外，安知不在圣贤之域！而仕不得志，狷急褊躁，甘葬江鱼之腹。知命者肯如是乎！”这些都足以证明，屈原最早所影响于历史的，不是所谓“忠君爱国”精神，而是那不与浊世同污的忿怼、抗争精神。

东汉王逸，是首先以屈原的“忠贞”来对抗班固批评的著名大将。他在《楚辞章句》中激烈反驳班固说：“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这是将屈原的双重精神，引向“忠君”方向的第一次成功的尝试。它巧妙地化解了人们对屈原“忿怼”抗争之行所抱的疑惧心理，因此得到了唐、宋之际许多著名人士的热烈回应。如魏征称赞屈原这样的“离谗放逐之臣”，是“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沈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给了屈原以高度的评价。就是唐太宗，也以孔子“臣苟顺者，不得为忠”之义，肯定了屈原“孤直自毁”的“忠”节。政治改革家柳宗元，还针对班固以为屈原不可与日月争光的说法，引征《春秋》之例反驳。宋人洪兴祖则盛推屈原“虽身被放逐，犹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争而强谏，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虽流放废斥，犹知爱其君眷眷不忘，臣子之义尽矣。”严斥班固、颜之推之说“无异妾妇儿童之见”。这些都是鲜明地站在“臣子之义”立场上，标榜屈原“忠正”、“爱君”精神的代表性评价。至于屈原身上那强烈的抗争精神，除了生性不羁的自由狂放之士李白，曾发出过“彭咸久沦没，此意与谁论”、“屈宋长逝，无堪与言”的感慨，表示过相当的共鸣外，很少有人再提及了。

（选自《屈原评价的历史审视》，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