笃厚蕴藉   朴拙平淡

--陈半丁的人生和艺术

朱京生

陈半丁（1876-1970），名年，号半丁，绍兴柯桥人，世代以行医务农为业。他6岁丧母，9岁时父亲和外祖母又相继去世，转由叔婶收养，学业中断。14岁被赶出家门，先后在大来商店和一家钱庄做学徒，虽饱受人间苦难，但“嗜书画入骨，饥饿犹不顾也”。19岁被表叔吴隐带到上海小长芦馆做伙计，他工作之余一心学画，后深受吴昌硕、蒲华等海派著名书画家的影响。十年间，陈半丁既全面继承了吴昌硕书画印的衣钵，又得任伯年人物、翎毛的真传，还有转益多师的博取，打下了坚实的美术基础。1906年，他应邀在宁波会馆作画，与金城偶遇，金城甚为叹服，遂力邀陈半丁北上。

清末民初，陈半丁先后成为无声诗社、宣南画社、冰社、造型美术研究会成员，中国画学研究会评议委员，国立北平艺专教授，成为“南风北渐”的重要画家，又为“南风北渐”以及“京派”的形成做出贡献。1927年当选为中国画学研究会副会长。这标志着他开始跻身“京派”的领军人物行列。他与会长周肇祥一同改组画会，继续倡导精研古法，博采新知，先求根本之稳固，然后发展本能，保国画之精神，形成了与海派、岭南派鼎足而立的“京派”。

北平沦陷后，他辞去了国立北平艺专教授之职，刻“强其骨”“不使孽钱”二印为座右铭，坚持以卖画刻印为生。抗战胜利，目睹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腐败和给黎民百姓造成的痛苦后，陈半丁常用作品给予抨击，他刻“只见江山不见人”一印，在边款中指出“胜利尚非实，更何况人乎？一群无耻（之徒），禽兽不如也”，并对国民党政府希望他去南京举办展览的邀请予以拒绝。北平解放前夕，陈半丁选择留下，他与邓宝珊、马占山差不多每晚在马家为解决和平问题，热诚参加活动。可见陈半丁为北平的和平解放，也尽了自己的一份心力。

新中国成立后，陈半丁迎来了艺术创作的春天，也迎来了人生中最为辉煌的阶段。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1956年2月第二次全国政协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陈半丁提出《拟请专设研究中国画机关案》的提案，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最终北京中国画院得以在1957年5月14日正式成立，这对新中国的国画创作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之后，广东、上海、江苏等地相继成立了画院。

诚如陈半丁自己所言：“我也算是国画界一个关心国事的。”他的地位和影响，他率真的性格和对国画的感情，使他成为北京画坛有着重大担当的领军人物。

陈半丁秉持儒家“中道”观念，晚年的艺术更是充分地体现了温柔敦厚、中和平正的美学原则，在艺术创作上表现为蕴藉含蓄、深郁笃厚、朴拙平淡、生动自然。

陈半丁的书法由缶翁入，复师诸多明清文人画家之书，完成了由碑入帖的转换；再溯源“二王”，笔笔中锋，点画精整而内敛；后由米芾出，使笔锋收、放、聚、散自如，书风一变为流润放纵、意趣横生。陈半丁的篆刻，在缶翁的基础上上溯吴让之，复更加广泛深入地师法秦汉及先秦古玺，极富变化。

纵观陈半丁的艺术世界，无论是花卉、山水、翎毛、人物，还是书法、篆刻，都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且合辙于中华文化“雅正”“中和”的正脉，他是“深造求通”道路上辛勤的跋涉者和探索者，一方面心仪传统的文人笔墨，另一方面又深谙大众的审美心理，将文人之雅与市民之俗相融合，因而获得了各个阶层的喜爱，堪称20世纪不可多得的诗、书、画、印兼擅的艺术大家。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百岁杨绛亦芳华

著名作家、翻译家杨绛年满百岁了。杨绛先生富有“老派”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和魅力。我们习惯说杨绛是“钱钟书夫人”，很少有人会想到几十年前，人们是以“杨绛的丈夫”来称呼钱钟书的。

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杨绛涉足剧本，始因《称心如意》这出“泪和笑只隔了一张纸”的话剧一炮走红，继因《弄真成假》《风絮》而声名大噪。直到钱钟书写出《围城》，这一局面才得到根本改观。但即便如此，在1945年，夏衍看了杨绛的剧作，顿觉耳目一新——“你们都捧钱钟书，我却要捧杨绛！”

1958年，年已47岁的杨绛下决心“偷空自学西班牙语”，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她无师自通，锲而不舍地完成了这项庞巨的翻译工作。未完译稿历尽磨难，“黑稿子”在“文革”中“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九死一生”，总算逃过劫难。1978 年4月，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她应邀参加国宴，邓小平惊讶道：“《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此事一言难尽，杨绛忙于和西班牙皇室握手，无暇细谈，只好答非所问：“今年出版的。”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向75岁的杨绛颁授“十字勋章”，表彰她对传播西班牙文化所作的贡献。

其后，从《洗澡》、《干校六记》，到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风雨生活的《我们仨》，到96岁成书《走到人生边上》，杨绛的作品一直深受读者的喜爱。

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异常俭朴、为人低调。在杨绛先生住宅小区的几百户人家中，没有封闭阳台也没进行装修的，如今只有这一家。杨绛拒绝封起阳台：“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 1977年春，钱钟书一家搬到此处新宅，这也是他人生中的最后居所。三十多年来，这是一个略显寂寞的地方，因为主人罕有的孤独；但它也不断迎来送往，因为主人稀世的分量。

“他们家不是一般的朴素啊！”很多人都为此感叹，素粉墙、水泥地，天花板上还有几个手印，据说，那是钱钟书活着时杨绛登着梯子换灯泡留下的。

家里一切都保持钱钟书在世时的旧样。客厅即书房，中间安放着一张大写字台，钱钟书过去坐这里，他走后杨绛继续在此伏案，坚韧地写出《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等近作，百岁老人的她如今仍天天读书，笔耕不辍。

钱、杨二老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酝酿将他们的全部稿费收入捐献给母校。奖学金给谁呢？给考上清华的贫寒子弟。叫什么名儿呢？绝不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就叫“好读书奖学金”。女儿钱瑗和丈夫钱钟书相继去世后，2001年9月7日，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与清华大学签订了《信托协议书》。当时捐献的现金是72万元；到了2008年8月，已累计到630万元；到了2010年春，已是800万元出头了。

她和钱钟书的低调，一度被人误读作清高、孤芳。黄永玉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披露：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钱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去开门，来人说声“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钟书只露出一隙门缝说：“谢谢！谢谢！我们很忙，谢谢！谢谢！”这让他很不高兴，说钱钟书伉俪不近人情。当然，更多的时候，这种拒绝别人的“苦差事”，还是由杨绛来做，她因此也自嘲是钱钟书的“拦路虎”。

在她自己，低调是自然而然的事。对待自己的作品，她也是如此。有一年，她的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请她“出山”，召开作品研讨会。杨绛坦陈：“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所以开不开研讨会——其实应该叫做检讨会，也不是我的事情。读过我书的人都可以提意见的。”她谢绝出席研讨会。

事实上，杨绛的低调，也隐含了她独特的人生智慧。杨绛深知，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一个人身上，要学会享受做一滴清水的快乐。

而今，自称已经走到了人生边缘的杨绛，愈加通透。她说：“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

（摘自《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