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美学的人文底蕴

袁济喜

中国传统美学的生生不息，是因为其中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它以人为中心，将人与自然，人与审美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因此，研究传统美学，就不能不研究它与人文的内在关系。

中国传统美学的人文底蕴，首先体现在对于人生解放和人生意义的不懈追寻中。审美活动作为人的个体生命意义的体认，在特定年代往往获得直接的表现。汉魏以来，中国社会陷入空前的动乱分裂之中，在各种哲学思潮展开对于天道人事重新思考的同时，审美活动也成为人们重铸精神人格的创造活动，以人为本的文化观念融入美学思想之中。当时虽然佛教活动开始兴盛，然而在现实人生痛苦的解脱、精神人格重构方面，审美活动显然更具有人文意蕴，更能契合人生需要。

中国传统美学人文底蕴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能够代替宗教意义上的人文关怀，独立承载民族文化心理的安顿。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存和奋斗中，形成了乐观向上的人生观，“生生之谓易”“乐天知命而不忧”，便是这种心理的表征。钱钟书先生曾在《诗可以怨》一文中指出，六朝人认为审美具有止痛安神的作用。“长歌可以当哭，远望可以当归”，是中国传统美学看待人生与审美关系时的基本价值观念。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渗透着中华民族对自然和人生的体验，这种体验融情感与认知于一体，它不同于宗教而又有宗教那样的超越意识，具备丰厚的审美蕴涵。中国古代美学主张将人的价值建构在人与自然的统一之上，这种统一又以审美体验为中介。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化不需要宗教也可以解决精神寄托问题，使人生获得审美超越。

中国传统美学的人文底蕴，还表现在它的自我教育意识。人文思想不仅表现为人格的自我完善上，同时表现在运用这种成果对社会进行教育，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文化素质方面。审美活动不仅是个体的经验，更主要的是一种社会性的文化创造与普及活动，是个体与群体、自由与功利的有机融合。中国传统的“人文”是指用人类的文明成果教化人民，由自然形态的人走向文明形态的人。先秦时儒家强调“六艺之教”，道家重视“行不言之教”（老子语），后如《淮南子》与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则兼融儒道，将自然之教与人为之教调和起来，用以陶冶人的情操，提升人生品位。中国传统美学的人文底蕴，通过这种教育思想与具体实施，体现出特有的对人的关怀。

从中国传统美学的发展看，美学人物首先是充满人文忧患意识的思想家，他们往往站在时代的前列与人生的尖峰上考察审美现象，回应文化建设中出现的严峻问题，建构自己的美学理论。比如春秋以来，随着宗法制度向封建制度的嬗变，儒道法墨诸家围绕对礼乐文明的评价，以及由此而来的天道人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鸣，对真善美问题作了不同的回答。儒家的中和为美与道家乘物游心的价值观念，既是伦理价值的判断，也是审美价值的尺度。人文意识与美学理论的高度统一，是中国古代美学的重要传统。

中国传统美学由于具备深厚的人文底蕴，因而是中华民族精神世界与文化心理的突出表现。它在形态上具有黑格尔在《美学》中所提出的暂时性与永恒性两方面的因素。所谓暂时性是指它的历史具体性，这些特定时代的观念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而一些永恒的人文底蕴，比如追求人生的审美化，人与自然的统一等等，这些精神性的东西不但不会消逝，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生生不息，融入到民族文化与精神世界之中。

士人的担当

古代的士，原本就是一种“社会分工”和“职业身份”。所谓“士农工商”，农是庄稼人，工是手艺人，商是生意人，士是读书人。要求最严的时候，士人除了读书，以及因为读书而做官外，不能从事别的行业。当然，躬耕于陇亩，是可以的。但耕是副业，读是主业。耕读为本，是因为国家重农；诗书传家，才是命脉所系。亲自到地里耕种，带有“体验生活”的性质。所以，士人可以不耕，不能不读。开作坊，做生意，就更不行了。读书做官，则理所当然。做官以后，也还要读书，有的还写写诗，做做学问。这就叫“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其中的“优”是优裕的意思，即做官轻松自如，就做点学问；治学精力过剩，就当当官员。这是古代士人的最佳状态。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典型的士大夫。

这样的人，今天恐怕不多。今天受过高等教育者，即广义的知识分子，其实未必都读书。教科书当然是要读的，但那叫“学习”或“上课”，不叫“读书”。毕业以后，也未必都要做官，更很少有人再去务农。读书，则只是他们业余爱好。因此，我们很难从职业、身份，来认定谁属于士，谁不属于士。

实际上，士或士人在古代，既是一种“职业身份”，又是一种“文化精神”。狭义的知识分子，则是士人精神的再传承。因此，这里所说的士人，也包括其他，都是指某种精神类型、气质类型或人格类型，甚至只是一种“文化符号”。比如梅兰芳，职业虽是艺人，却不但成就极高，更在抗战时期，表现出传统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因此，文化界普遍视他为士人，尊称为梅先生。

士人的精神、气质和人格特征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为有风骨；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可杀不可辱，是为有气节；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是为有担当。

担当是广义的，包括“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有此一条，即可无愧为“士”。但严格意义上的“士”，还得有“天下之担当”。这种担当，古之士人，一般都有。但如果是“国士”，则“必须有”。刘备寄居刘表时，就曾当面痛斥一个名叫许汜的人，说他明知天下大乱、国难当头，却居然“求田问舍，言无可采”，真是徒有国士之名，当为士林不齿。可见古人心目中的国士，必须能够“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至于“无双国士”，则恐怕只有像诸葛亮那样才行。可惜这样一位难得的士人，却被《三国演义》歪曲为自命清高、忸怩作态的酸腐文人，做够了秀才出山，实在让人忍无可忍。

诗人和学人，则可以不必有此担当。真正的诗人，当然也都是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他们的作品，也一定是人民的心声。但这是“反映”，不是“担当”。同样，学人也可以撰写时评，发表政见，以天下为己任。但这时，他已经是士人了。或者说，是具有士人精神的学人。纯粹的学人，完全可以“两耳不闻天下事”。正如纯粹的诗人，天下和国家，是可以管，也可以不管的。只要为社会和人类，提供了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和艺术作品，就是真正的学人和诗人。

（选自易中天《斯文：帮忙、帮闲、帮腔、帮凶及其他》，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