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中有大量惹人喜爱的植物意象，如梅、兰、竹、菊、松、柳、荷、牡丹等等。它们常与某一“文化名人”绑定在一起，并被赋予了特定的文化内涵。如梅之于宋代林逋，竹之于东晋王子猷，菊之于陶渊明。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归隐，躬耕园田，饮酒赋诗，逍遥适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十字，让菊成了陶渊明专属的文化符号，唐人已将菊称为“陶菊”或“陶家菊”。因了陶渊明，菊也就有了高洁、清雅、坚贞、淡泊等象征意义。不过，需要看到的是，陶渊明之采菊，不是单单喜欢菊花的美丽，在这背后，存在一个深远而丰富的文化传统。

菊是中国的特产，《礼记·月令篇》就有记载：“季秋之月，菊有黄花。”菊于萧杀的秋末开花，这一特性易引起古人的垂青。显然，古人最先关注的，不是菊的审美特点，而是菊有什么用。对此，屈原已经给出了答案，他在《离骚》中说：“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可见，菊是可吃的。事实上，这也正是菊在六朝以前最主要的功用。

晋人葛洪《抱朴子内篇》记，南阳郦县山谷有一条小溪，谷中长满菊花，花落水中，加以时日，溪水变得异常甘甜，人称甘谷水。附近居民都饮甘谷之水，“食者无不老寿，高者百四五十岁，下者不失八九十，无夭年人，得此菊力也”。作过南阳太守的王畅、刘宽、袁隗等人，让郦县每月送40斛甘谷水特供自己饮用，他们所患的眩冒等病，因喝此水而愈。日常经验往往最具说服力，菊能治疗疾病，能令人长寿，在汉代，已成为人之共识。于是，菊很自然地进入了医家、养生和神仙家的视野之中。

六朝文人，普遍认为菊花能够养生延寿，多有诗文吟咏。魏文帝曹丕曾将菊花作为礼物送给太傅钟繇，并作一书，其中提到：“屈平悲冉冉之将老，思食秋菊之落英，辅体延年，莫斯之贵，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希望钟繇食用菊花延长寿命。晋人嵇含的《菊花铭》，认为服菊即可成仙：“煌煌丹菊，翠叶紫茎，诜诜仙神，徒餐落英。”傅玄更为直白地表达了同样的观念：“服之者长寿，食之者通神。”陈人阴铿《赋咏得神仙诗》“朝游云暂起，夕饵菊恒香”，更具逍遥气象

除了养生成仙，六朝文人还赋予菊其他文化意义。钟繇之子钟会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认为菊有五美：“黄华高悬，准天极也；纯黄不杂，后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颖，象劲直也；流中轻体，神仙食也。”“君子德”和“象劲直”，使其具有了高蹈的道德价值。此外，所谓“黄华高悬”“纯黄不杂”“冒霜吐颖”，同样大有审美意味。时人诗文中，同样盛称菊花之美。曹植眼中的洛神，“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钟会的《菊花赋》，大写菊花之美：“延蔓蓊郁，缘阪被岗，缥干绿叶，青柯红芒，芳实离离，晖藻煌煌，微风扇动，照曜垂光。”词采华丽。

（摘编自李建修《陶渊明与中国菊文化》）

古代阴阳论

阴阳的观念比气的观念出现更早，西周初年已经出现，最初是指日光照射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易经》中则把阴阳作为整个世界中的两种基本势力或事物之中对立的两个方面。最著名的古代阴阳论的论断见于《易传》之《系辞》，《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指阴阳的对立分别与交互作用，是宇宙存在变化的普遍法则。《说卦》把阴阳普遍化，《庄子》中已经有阴阳生成论。

在西周末期，已把阴阳的观念和气的观念结合起来。庄子说“阴阳者，气之大者也”，把阴作为阴气，阳作为阳气，这样就产生了“二气”的观念。《易传》中发挥了这一思想，不仅提出气分阴阳，也同时强调二气相感。荀子也这样认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认为阴阳的对立互补是世界存在与变化的根源。

汉代以后，阴阳的观念成为中国哲学根深蒂固的基本特征。汉代思想家董仲舒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汉代思想当中，阴阳、五行、四时都是天地之气的不同分化形式形态，同时阴阳与五行、四时、五方、五色、五味等有高度的关联性，由此发展出一套关联宇宙图式的建构。除了阴阳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补充外，五行之间也被理解为相生相克，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宋代理学家周敦颐主张：“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金木水火土。”“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新儒学哲学家尤依赖于《易传》的阴阳哲学而不断发展阴阳的世界观。如宋代理学家邵雍言：“动之始，则阳生焉，动之极，则阴生焉。一阴一阳交，而天之用尽之矣。”哲学上是指阴阳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不是冲突对立，而是感合、相互吸引和配合。清代的戴震说：“一阴一阳，流行不已，夫是之谓道。”把“道”理解为阴阳二气流行不已的过程。

先秦《管子》中早有对阴阳作用的认识：“春夏秋冬，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把阴阳看作自然世界各种现象变化推移的动力和根源。宋代思想家张载说：“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宋代理学家朱熹云：“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阳极生阴，阴极生阳，所以神化无穷。”所以，阴阳的相互联结、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由此构成的动态的整体变化，是中国人宇宙观的普遍意识，影响到中国文明的各个方面。

宇宙是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阴阳彼此为对方提供存在条件，阴阳的相互结合构成世界及其运动。英国汉学家葛瑞汉指出：“正如人们早已知道的那样，中国人倾向于把对立双方看成互补的，而西方人则强调二者的冲突。”人类世界的一切问题都根源于如何处理各种对立面的关系，中国文明的古老阴阳平衡思维不仅是古代中国的基本思维方式，在现代仍然有其普遍的意义。

张载在谈到对立面关系时指出“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对立、冲突甚至斗争的结果，最终必定是相反相成、协调配合，走向和解，对立中求统一，化冲突为和谐，使整个世界不断焕发蓬勃的生机。

（节选自陈来《中国文明的哲学基础》）

情与辞

朱光潜

①一切艺术都是抒情的，都必表现一种心灵上的感触，显著的如喜、怒、爱、恶、哀、愁等情绪，微妙的如兴奋、颓唐、忧郁、宁静以及种种不易名状的飘来忽去的心境。文学当作一种艺术看，也是如此。不表现任何情致的文字就不算是文学作品。文字有言情、说理、叙事、状物四大功用，在文学的文字中，无论是说理、叙事、状物，都必须流露一种情致；若不然，那就成为枯燥的没有生趣的日常应用文字，如账簿、图表、数理化教科书之类。不过这种界线也很不容易划清，因为人是有情感的动物，而情感是容易为理、事、物所触动的。许多哲学的，史学的，甚至于科学的著作都带有几分文学性，就是因为这个道理。我们不运用言辞则已，一运用言辞，就难免要表现几分主观的心理倾向，至少也要有一种“理智的信念”，这仍是一种心情。

②行文有三个步骤，第一步要心中先有一种情致，其次要找出具体的事物可以烘托出这种情致，这就是思想分内的事，最后要找出适当的文辞把这内在的情思化合体表达出来。文艺先须有要表现的情感，这情感必融会于一种完整的具体意象，即借那个意象得表现，然后用语言把它记载下来。

③我特别提出这一个学说来，用意是在着重这三个步骤中的第二个步骤。这是一般人所常忽略的。一般人常以为由“情”可以直接到“辞”，不想到中间需经过一个“思”的阶段，尤其是十九世纪浪漫派理论家主张“文学为情感的自然流露”，很容易使人发生这种误解。在这里我们不妨略谈艺术与自然的关系和分别。艺术（art）原义为“人为”，自然是不假人为的；所以艺术与自然处在对立的地位，是自然就不是艺术，是艺术就不是自然。说艺术是“人为的”就无异于说它是“创造的”。创造也并非无中生有，它必有所本，自然就是艺术所本。艺术根据自然，加以熔铸雕琢，选择安排，结果乃是一种超自然的世界。换句语说，自然需通过作者的心灵，在里面经过一番意匠经营，才变成艺术。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全在“自然”之上加这一番“人为”。

④这番话并非题外话。我们要了解情与辞的道理，必先了解这一点艺术与自然的道理。情是自然，融情于思，达之于辞，才是文学的艺术。在文学的艺术中，情感须经过意象化和文辞化，才算得到表现。人人都知道文学不能没有真正的情感，不过如果只有真正的情感，还是无济于事。你和我何尝没有过真正的情感？何尝不自觉平生经验有不少的诗和小说的材料？但是诗在哪里？小说在哪里？浑身都是情感不能保障一个人成为文学家，犹如满山都是大理石不能保障那座山有雕刻，是同样的道理。

⑤一个作家如果信赖他的生糙的情感，让它“自然流露”，结果会像一个掘石匠而不能像一个雕刻家。雕刻家的任务在把一块顽石雕成一个石像，这就是说，给那块顽石一个完整的形式，一条有灵有肉的生命。文学家对于情感也是如此。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有一句名言： “诗起于在沉静中回味过来的情绪。”在沉静中加过一番回味，情感才由主观的感触变成客观的观照对象，才能受思想的洗炼与润色，思想才能为依稀隐约不易捉摸的情感造出一个完整的可捉摸的形式和生命。这个诗的原理可以应用于一切文学作品。

⑥这一番话是偏就作者自己的情感说。从情感需经过观照与思索而言，通常所谓“主观的”就必须化为“客观的”，我必须跳开小我的圈套，站在客观的地位，来观照我自己，检讨我自己，把我自己的情感思想和行动姿态当作一幅画或是一幕戏来点染烘托。古人有“痛定思痛”的说法，不只是“痛”，写自己的一切的切身经验都必须从追忆着手，这就是说，都必须把过去的我当作另一个人去看。我们需要客观的冷静的态度。明白这个道埋，我们也就应该明白在文艺上通常所说的“主观的”与“客观的”分别是粗浅的，一切文学创作都必须是“客观的”，连写“主观的经验”也是如此。

⑦但是一个文学家不应只在写自传，独角演不成戏，虽然写自传，他也要写到旁人，也要表现旁人的内心生活和外表行动。许多大文学家向来不轻易暴露自己，而专写自身以外的人物，莎士比亚便是著例。形形色色的人物的心理变化在他们手中都可以写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他们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会设身处地去想象，钻进所写人物的心窍，和他们同样想，同样感，过同样的内心生活。写哈姆雷特，作者自己在想象中就变成哈姆雷特，写林黛玉，作者自己在想象中也就要变成林黛玉。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也就应该明白一切文学创作都必须是“主观的”，所写的材料尽管是通常所谓“客观的”，作者也必须在想象中把它化成亲身经验。

⑧总之，作者对于所要表现的情感，无论是自己的或旁人的，都必须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体验过也观照过；热烈地尝过滋味，也沉静地回味过，在沉静中经过回味，情感便受思想熔铸，由此附丽到具体的意象，也由此产生传达的语言（即所谓“辞”），艺术作用就全在这过程上面。

(选自《美学散步》 有删改)

中国古代海洋小说的产生和发展，从时间的向度来看，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内容和品质的纬度来看，却并不是呈现为鲜明的向前发展和进步性，而是出现经常性回复或几种形态并存的倾向。

中国海洋小说最初是以对“海洋之神”的想象和描述的形式出现的。庄子的《秋水》就描述了一个“北海若”的海神形象。在被誉为“中国海洋小说之祖”的《山海经》中，海神形成了一个群体，成为各个海域的统治神。这是先民对海洋充满敬畏的体现，先民觉得海洋神圣、怪异、神秘，绝非人类所能接近。于是，海洋就成了神话的一部分。神话叙事是中国古代海洋文学叙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模式，其形态美学则是变异、想象和一定程度纪实的融合，因此艺术风格瑰丽，奇幻。

船的出现改变了古人对海洋的认识，从而也改变了他们的海洋思维。人类坐着船进入海洋，从事海上贸易、海洋探险和海上劳动，撩起了大海神秘的面纱，使大海还原了它本来的面目，对海洋的敬畏之感骤然下降。反映在海洋文学叙事上，那就是奇幻和瑰丽的想象性虚拟构建逐渐被实际内容取代，整个叙事思维大势从空中落到了大地。于是神话叙事的精髓一部分演化为《搜神记》《博物志》等笔记体叙事，而大部分则随着海洋神秘感的消失而渐渐消散。

海洋小说从神话叙事发展到笔记体叙事反映出古人对海洋认识的深化，同时也表露出他们海洋思维的模糊和矛盾。因为这些对海洋的笔记性叙写，虽然已经淡化了神话色彩，却仍然是以“变异海洋”而不是“真实海洋”为特征。可是随着驾船技术的娴熟化，尤其是到了明朝，人类终于较大规模地进入海洋，郑和七下西洋的海洋实践活动，完全打破了原先由《山海经》等神话叙事书写的海洋世界格局，海洋的神秘和神圣最终被彻底地消解了，代之而起的是人类有了像在陆地上一样的主人的感觉。因此这个时候的海洋小说里，对海洋和岛人的占有、欺凌之类的题材大幅度增加了。

海洋就这样随着海洋活动日趋世俗化，成了现实空间的一部分，再也没有任何奇异可言。可是这个时候以及以后的海洋小说，却并不是完全都变成了现实主义的。综观这个时候的海洋小说作品，除了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叙事继续着“笔记海洋”的文学品质外，还继承了《山海经》的“海洋想象”和“海洋圣洁”传统，并将之发扬光大为“海洋神圣－海洋宗教”的神道叙事，这就是中国海洋小说特有的神、魔和海洋相结合的神魔小说。明清时期神魔小说的繁荣反映出人们对海洋的认识从科学理解又回到了文学体会，海洋又重新变成了一个想象世界和象征对象，人们对海洋的理解进入了文学象征的层次。《西游记》是这方面伟大的代表。

(摘编自倪浓水《中国古代海洋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审美特征》)

自然之美

①庄子实为一位自然哲学家,他的哲学观念乃放眼于广大的自然界,不似儒家仅局限于人事界。

②西方亦有很多自然哲学家,其基本精神和观点与庄子有很大的不同。希腊人往往把自然界看成无意义的物质世界;中世纪时更视之为实现人性虚荣欲望的活动场所,因而把它当作罪恶之域;及至近代,则把自然界看成是数理秩序、物理秩序的中立世界,并排除一切真善美的价值,视之为非价值的领域。

③西方的自然哲学,以客观世界为对象,人类处于卑微的地位。尤其是早期希腊哲学思想,均不出自然的范畴,那些哲学家所注意的是外在的世界,并持科学的态度加以剖析了解。至于人类,则仅被视为自然的一部分,因而他们对人类生命的活动及价值,便忽略不谈。庄子的自然哲学则不然,他以人类为本位,并将生命价值灌注于外在自然,同时,将外在自然点化而为艺术的世界。由是,在庄子的哲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似西方常处于对立的“分割”状态,而是融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世界。

④许多西方哲学家,将自然视为价值中立的世界,更有不少人将自然视为负价值的领域,遂使人和自然的关系处于冲突与斗争中。罗素谈到人类的“三种冲突”时说:“人的天性总是要和什么东西冲突的。”而斗争胜利便是生存的要件,胜利者往往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他们将自然视为一种束缚,为了解除束缚,于是致力去认识它,克服它。西方科学知识与科学技术能够如此发达,大抵可以说是此态度所促成的。

⑤综合来看,西方以往的形而上学家,对于自然均表现出一种超越的观念。他们常在自然之外,幻想另一超自然以为对立。到了近代,哲学家才借助科学知识,就自然本身做出剖析,这是属于纯理论系统的建构,而他们和自然接触后的态度却迥异于庄子。在庄子心目中,广大的自然乃是各种活泼生命的流行境域,自然本身,含藏着至美的价值。所以庄子凭空构造一个虚空的超自然,也不将现有的自然视为沉滞的机械秩序。

⑥庄子认为自然是生我、养我、息我的场所,我们的衣食取之于自然,游乐凭借着自然,阳光空气、春风秋月,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无尽藏”宝物。这样的自然实为滋生万物的母性自然。所以在庄子心中,人和自然之间根本没有冲突,相反,彼此间有着和谐的气氛。庄子《齐物论》上的“三籁”,天籁与地籁相应,地籁与人籁相应——自日月星辰、山河大地以至于人身都是一个大和谐。

⑦“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大自然对于庄子心境的熏染,无疑是很深刻的,再加上他那独特的审美意识,所以在他看来,大自然就是一个美妙的境域,我们根本无须在世外另找桃源。他深爱这个自然世界,因而对它采取同情与观赏的态度。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