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繁多，“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柳”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出现，最早见于《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大量运用柳意象的，是六朝时期。自诗歌兴盛的唐代起，柳意象所负荷的含义更加丰富和深刻。

柳的意象在古典诗词中往往运用“杨柳”一词来表现,如“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白居易），“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教”（欧阳修）。那么，“杨柳”与“柳”到底是什么关系？有人认为“杨柳”是杨树与柳树的合称。但从植物学的角度分析，杨树与柳树外形区别很大，杨树叶圆、树高、枝挺，绝无柳的“依依”“袅袅”之态。“杨柳”合称一说，实在不妥。有人认为古诗词中的 “杨柳”都是指柳树，理由是民间传说隋炀帝天性爱柳，下江都时将汴河两岸全栽上了柳，因炀帝姓杨，于是“御笔踢柳姓杨”。但此事发生于隋代，即使此传说确凿，“杨柳”一词早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中即已出现，故此据不足为证。翻阅相关资料典籍，我们发现，在古代“杨”“柳”是同义的。因此，古代文学作品中，杨与柳经常换用。

“柳”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出现频率极高而且寓意丰富的意象，它经过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而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以柳写景。初春时节，柳树的枝条上就已绽出了粒粒新芽。柳树早早地将春的讯息传递给人，也带来了春的喜悦。王维《田园乐（其六）》中“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用桃红、柳绿与烟雨描摹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景图。

以柳喻情。自汉代以来，“折柳”之风俗流行开来。因“柳”与“留”谐音，故古人借“柳”传达送别之人对离人的无限惜别之情。古人喜欢种柳，无论家中庭院，还是河畔池边，遍植柳树，故“柳”常作故乡的象征，寄寓着人们对家园故土的眷念和对家的依恋，唐代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的首联“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即写自己登楼晚眺，见到蒹葭、柳树这些生在水边的景物，勾起自己对故乡无限思念的客居之愁。柳絮的飘忽不定，与骚客飘零的处境相合，故“柳絮”又常被诗人们借以言“愁”。冯延巳《鹊踏枝》中“撩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寻处”，写为春愁所困的女子对所爱之人的不断追寻。

以柳喻人。柳树姿态婆娑，与风情万种的美丽女子极为相似。所以，柳又是风流多情的妙龄女郎的象征：刘禹锡《忆江南》中“弱柳从风疑举袂”，生动再现了少女舞动时柔曼轻盈的身姿。陶渊明辞官归隐后，在住宅旁种了五棵柳树，自号为“五柳先生”，所以柳在古代诗人笔下有时也成了隐者的象征。唐代刘眘虚《阙题》中“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即写自己隐居山中的读书之乐。

（摘编自蒋育君《古典诗词中“柳”的意象分析》）

中华文明被称为礼乐文明，是因为礼乐在社会组织和道德教化中发挥了基础作用。中华礼乐的建构是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始的。据文献记载,周公在西周立国之初就建立了分封、宗庙和同姓不婚三大制度，开启了礼乐文明的建构过程。直到西周中叶，经百余年努力，各种社会人生礼仪陆续建立，形成了包括朝觐、盟会、册命、军旅、祭祀、丧葬、射御、聘问、宾客、学校、选举、婚嫁、 冠笄等礼乐规则，使得礼乐制度覆盖了政治、宗教、社会、人生的各个方面，将孔子所谓“先鬼而后礼”“尊而不亲”的殷商祭祀礼仪，改造为周代“尊礼尚施”“近人而忠焉”的礼乐制度。

西周所形成的礼乐文明，正是催生儒家学说的母体和温床。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促使孔子反思礼乐制度崩解的原因，从理论上总结礼乐文明的精神内核，从而创立了作为中华文化主流的儒家学派。孔子的儒学思想有两个核心概念，即仁和礼。孔子关于仁有许多说法，最基本的是“仁者爱人”，将仁看作是人与人的相亲相爱之情。子夏又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进一步将仁爱归本于孝悌的伦理亲情，进而开发出亲亲、仁民和爱物的道德发展次第。至于仁和礼的关系，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又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这便指点出礼乐仪式的内在精神基础，礼乐是以人的内在真诚情感为基础的。没有此种真情，礼乐就会蜕变为虚文而走向形式主义,进而丧失其化民成俗的功用，这正是春秋时期的文化 困境。就此而言，说孔子摄礼归仁是正确的，他揭示了礼乐文明的灵魂，并强调内在精神对于外 在规范的优先性。

但是，如果仅因此将孔学归结为仁学，则未必合乎孔子本人的意思，因为他同时强调：“克己 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又分明是以礼为仁的前提，人若不能“克己复礼”，就不能“为仁”。孔子主张人的一切行为都应该纳入到礼的规范之中，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似乎是担心后人有可能忽视礼的实践，《论语・乡党》篇详细记录了孔子日常生活中践礼的言行举止，使得夫子两千年前文质彬彬的君子风范如在目前,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君 子是如何通过日常工作对礼的践行去落实仁的精神。这是提醒我们，离开了礼乐文明的轨道，我们将无从抵达仁者的境界。

儒学在新世纪面临着一阳来复的历史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成，因为儒家在民间的教 化体系被连根拔起，并且许多人至今依然将民间所剩无几的礼乐残余等同于四旧，必欲将除之而后快。在这样的背景下，礼乐文明重建的难度可想而知,这将注定是一个漫长艰难的历程。当然,儒家礼乐本身也需要因时通变，向现代转型，在此前提下，儒学能够重返乡村与社区.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人伦规范，进而重建儒学与生活的联系，将成为礼乐文明能否重建复兴的关键所在。

（摘编自赵法生《重建礼乐文明需要什么样的儒学》）

映射是一种独特的小说艺术，它决定于作家对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整体认识。曹雪芹是一位最注意完整地把握和表现生活的作家，他从不孤立地写一个人、一件事，而总是着眼于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从生活的内在联系中去把握和表现生活。映射就是指作家透过生活的表层，从内在关联中揭示出发人深思的底蕴。他写一个人、一件事，其意义并不只是孤立地表现这个人、这件事本身，而是映射到其他人、其他事上面，在互相关联中从整体上显现出多方面的深刻丰富的含义。 

第三十三回，写宝玉挨打之前，正在紧急之际，宝玉盼望有一个人去报信，以免皮肉之苦。这时恰好来了一个聋老婆子。宝玉急切地对她说：“快进去告诉，老爷要打我呢！快去，快去！要紧，要紧！”可因这老婆子耳聋，把“要紧”听成了“跳井”，便以为是说金钏儿跳井的事，立即回答说：“跳井让他跳去，二爷怕什么？”又说：“有什么不了的事？老早的完了，太太赏了衣服，又赏了银子。”金钏儿的死，在贾府里只算得一件小事，可是曹雪芹写来却颇具匠心。写金钏儿受辱在第三十回，写她悲愤跳井自杀在第三十二回末，此后又在好几处描写相关人物时多次提及这件事。这里，作者特意写这么一个聋老婆子的出现和她说的这番话，就是着眼于生活内在的相互关联，映射出多方面的意义。当然，安排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上场，首先是出于情节发展上的需要，即为下文写王夫人和贾母的出场，写这场轩然大波的收束作铺垫；其次，是在人物描写上的多层映射。

这个聋老婆子，作为贾府中的一个老仆妇，同是奴隶，其身份地位同金钏儿是一样的，却对金钏儿被逼惨死表现得极其冷漠。这就自然映射到贾政身上，体现贾政的虚伪。贾政在刚听说金钏儿跳井自杀时，曾说：“好端端的，谁去跳井？我家从无这样事情，我家自祖宗以来，皆是宽柔以待下人。”聋老婆子那番话和所表现出的冷漠态度，就暗示读者，在贾府这类事件必然是经常发生，这才使聋老婆子这样的仆人也不以为奇，以至于麻木不仁了。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是映射到薛宝钗和王夫人的身上。薛宝钗听到金钏儿跳井惨死的消息，只冷冰冰地说了一句：“这也奇了。”赶忙到王夫人处“道安慰”去了。接着就写两人一段对话。王夫人有意掩盖她污辱和逼死金钏儿的真相，推脱自己的罪过。而薛宝钗却这样安慰王夫人：“据我看来，他并不是赌气投井……或是在井跟前憨顽，失了脚掉下去的。”这些冷冰冰的话，令读者感到透骨的心寒。

第三层，是所有这些又都一齐映射到贾宝玉的身上，使他对金钏儿之死独异的感情和态度，突出地显现了出来。贾宝玉被打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他对金钏儿的惨死悲痛到“五内摧伤”，以致“茫然不知何往”。而在遭到一场几至丧命的毒打之后，还对林黛玉说：“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这些人”当中，就包括了金钏儿。艺术上经过这样几层映射，便突现出贾宝玉的心地、感情，是多么善良，多么纯朴！

映射艺术体现了作家对生活认识和把握的深度和广度，只有对生活有深切的体验而眼光敏锐的作家，才能看到生活的内在联系并在作品中自觉地揭示这种联系。映射能引起读者的联想，触发他们的艺术想像，多角度、多侧面地去体会、品味作品的意蕴。《红楼梦》是运用映射艺术运用得最好的作品，因此，阅读《红楼梦》就需要瞻前顾后，善于联想，在联想中发现和体会作家的艺术匠心。

（选自周先慎《琐碎中有无限烟波》，有删改）

①“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引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左传》是史官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所著，全称《春秋左氏传》，被奉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引言相关内容是：公元前549年，晋国执政范宣子向鲁国大夫叔孙豹请教何为“死而不朽”时说：“我先祖从舜、夏、商、周以来，世袭贵族不辍，这就是不朽吧？”叔孙豹回答：“这只不过是世代为官受禄，并非不朽。鲁国贤臣臧文仲去世已久，但他的话还在流传，所谓不朽，当如是！我认为‘人生最高目标是树立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再次是著书立说’，如果能在其中一点有所建树，流芳百世，虽逝犹生。”

②叔孙豹把这种不朽观用立德、立功、立言加以界定（即“三立”或“三不朽”），并对世俗观念予以清晰的价值导向，体现出可贵的文化自觉：唐代孔颖达《左传正义》对“三立”阐释为：“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三立”把人生价值标准精确定位，使古圣先贤超越个体生命融入无限的“大我”而获得精神永生，并成为传统文化的灵魂所在，对后世影响深远。常有人以“三立”或“立三”为名，即取此意。历代英雄豪杰以不同方式唱响人生成功的这“三部曲”，共同谱写出华夏文明史，如周公、管子、孔子、孟子、张良、诸葛亮、唐太宗、范仲淹、王阳明等等。

③成就冠绝明代的王阳明是其中杰出代表，他融道德、事功和治学为一体，光大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作为军事家，他出奇制胜，屡平叛乱，成为有气-、有担当的保国功臣而功德圆满。作为思想家，他集“心学”之大成，立论认为：“致良知”就是“明明德”，从“格物致知”到“修齐治平”，都是“明明德”的过程。知行合一既是“明德”之本体，又是“明德”之功用。 “明德”是本心的德性，这意味着“明明德”需向内求，发明本心，使自身德行主体建立起来，就会自觉自发地“仁民爱物”，，他开宗立派，桃李遍天下，其《传习录》《大学问》等书皆为传世经典？他开创一代学术新风，并引领明清到近现代的思想解放潮流，曾国藩、康有为、孙中山、***、梁漱溟等都颇为受益。诚如后人在王阳明故居用楹联对他一生的总结：“立德立功立言真三不朽，明理明如明教乃万人师”他终身力行“三立”，实现人生最高价值，其思想远播日、韩、东南亚和欧美等地，至今为人乐道。

④德、功、言三者关系密不可分，立德是立功、立言的基本前提，而立功、立言是立德的自然结果。儒道释虽然各自要旨表述有异，但都以立德作为根本。“德”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本义是遵循自性本心，顺应自然之道，彰显人伦价值。具体而言，“德”涵括仁义、诚信、温良、恭敬、礼让、谦和等美好品行。周公制礼作乐，确立起以“德”为本的价值观，后被孔孟发展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王道仁政，被《礼记，大学》发展为“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

⑤“三立”是实现人类终极关怀的三种根本途径，体现出一种崇高的价值观，即人生意义在于奉献而非索取，个人不应只为自己活着，而应为群体着想，承担起应尽的责任，为社会作出有益贡献。前人给我们留下丰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我们应该给后人留下些什么？人要活得有意义，离不开立德、立功、立言的实践。“三立”虽非易事，却是人人宜做之事。能否做到“三立”，并不完全取决于职位高低和能力大小，平凡人也可以做到。“三立”在当代简单地说，即做人、做事、做学问。

⑥“立德”就是树立德行的榜样。这就要求修养身心，尊道贵德，劝善行善，俯仰无愧。作为员工，忠于职守。作为晚辈，孝敬长辈。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铸魂，以德育人，以道化人，以爱成人。“立功”就是建立成功的事业。这不局限于宏图大业，只要用心做事、造福他人，在日常生活和平凡岗位都可以建功立业。“立言”就是创立切实的言论。这要把立德立功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提炼升华，给人启迪和激励。我们当立世界潮头，通古今之变，发时代先声，多出精品力作，为人类贡献中国智慧。

（摘编自2019年8月27日《光明日报》2版，作者赵建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