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有一些定义、定理，人文社会科学虽然没有这种叫法，但每个学科在基本理论上都有些公认的原理，而且无论是实证性文字，还是理论著作，也都有一个学术规范的问题。引据的准确可靠，论证的充分，推理的严密，是所有的论文都应该做到的，这些就不用说了。对于该领域学术界研究状况的了解和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也是所有研究论文都应遵循的原则。

按照海内外学术研究的惯例，一篇有分量的人文社会科学论文，首先必须对当前的研究现状有一个简单的回顾，说明在此问题的研究上目前学术界进展到何种程度，还遗留有什么问题。国内在此问题的上做法比较灵活，但一般的学术专著和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则一定要有这部分内容。为什么要有这个要求？第一，说明自己在该领域掌握的信息有哪些，是不是对重要研究成果都有所了解；第二，说明这个课题有没有研究的必要；第三，说明可供利用的成果和主要材料有哪些；必须要推翻的旧说是什么。所以对一篇有所创新的严谨的科学论文来说，这部分内容是不能少的。当然，这也不能成为“科八股”的第一股，无论需要不需要，都先引一大堆材料，自己却并无新见。有的学者是将前人的有关看法分散地在有关地方标出；有的论文虽然并无对前人看法的综述，但对学术界此前情况了如指掌，论文围绕前沿问题，所辨析很有针对性，也未必要在文前先作回顾。这主要是一个学风和意识的问题，不纯粹是论文格式或写论文的方法问题。

应该说，所有的研究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的。尤其学术上的重大成果、重大推进和突破，无不借助于前人所奠定的基础，或从前人的研究中受到启发。中国屈原学会首任会长汤炳正先生为拙著《屈原与他的时代》写的《序》中，对我的研究方法，有三点特予肯定。汤先生的第一点说：

推翻前人的旧论，创立自己的新说，这是学术界惯用的公式。“不破不立”，这当然是对的；但对我国千百年来的学术遗产，是不是也存在个“有继有立”的问题？亦即善于在继承优秀学术遗产的基础上创立新说。这次我读逵夫的书稿，见他在不少的篇章里，首先是接受前人的学术遗产，然后层层论证，步步推演，结果竟得出一个全新的概念。这其间，继承与创造，浑然一体，确实难得。

汤先生是太炎先生的弟子，国学根底深厚，又能吸收国外的新的研究方法，也十分重视学术的规范。他没有一篇论文是随感式的论述，都是扎扎实实，进行严密论证的。我在屈原研究上受到汤先生多方启发，也受到鼓励。汤先生上面所指出这一点，尽管我做得还不是太好，但确实是我在研究工作中所长期奉行的原则。

其次，采用前人主要观点、说法，应予注明。这一方面是学术规范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学术道德的问题。收在本书中的论文，对文本、作者的考订与探索为多，我都尽可能做到注明此前学者的看法，自己同意者加以引述、利用；不同意者如影响很大，便提出商榷，加以辩驳。如《我国最早的歌舞剧<公莫舞>演出脚本研究》中引述杨公骥先生之说四十余处，均已“杨公骥先生说”或“杨说”表明。其中《敦煌变文》校补部分，自己阅读之时写了一些札记，整理成文时，将当时所能找到的书、刊物都借来，一一查对，此前学者们已经谈过相同意见者即删去；意见有部分相同可资利用者加以引述，有所不同而不得不辩者，即加以辩证。

（节选自赵逵夫《古典文献论丛》）

儒家的重义轻利，是不言私利，反对见利忘义，不想因利而害义的观点。从孔子“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中也可以看出，孔子不反对“求富”“恶贫”的观点。孟子重“义”轻“利”，提倡“以义为先，不必曰利”的观点，也阐明了人们在待人接物中，只有先讲求了“义”，才可追求没有副作用的大利的道理。后来董仲舒讲的“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与朱熹讲的“必以仁义为先”也都是这个道理。因此，关于人的利义问题，儒家诸子欲于其中找到一个平衡的支点，那就是重义轻利、以义为先。其主旨就是主张在合乎“义”的前提下，去取得正当的、更长远、更大的“利”，从而在这个支点的基础上平衡社会的利益关系，从而发展出一套修身治国之道。由此可见，孟子的义利观着实开创了义与利理论的新篇章，为后世儒家诸子“义”的学说的生生不息奠定了基础。

中国儒家“义”的思想千年不衰，其中必然有值得我们当世借鉴的理论。虽然有人认为儒学只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是过时的东西，如同“义”这种准则性的学说于当世已经没有价值，但是这些人忽略了儒学对我们民族性格、生存处世方式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没有人文精神的调治，社会的发展可能是畸形的。孟子大义为先的思想，激励着近代革命人士为民族大义前赴后继、舍生取义，让民族于危难中重义轻利，不论是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还是在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重“义”的思想已然成为中国人血液中的因子，融入到危难之时的志士心中。这些思想精华，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凝结和升华为“见义勇为、大又为先”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浩然正气。

然而，当今社会中一些人在价值观念上产生混乱，这些人金钱至上，弃精神道义于不顾，发不义之财，得不义之利。此类以利为上的功利主义，是一种缺乏诚信、道义的危险信号。对于生活在和平时期的我们，我们的“义利观”应该与时俱进，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应该欣赏、钦佩并推崇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的行为。退一步讲，我们在生活中面对“义”与“利”的冲突时，我们应该合理地平衡这两者的关系，把“义”放在首位，以义统利。毕竟 “好义”和“欲利”是两种人性，其中虽有交集但并不是不可共存。于个人而言，正确地看待和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是做人、立身的大事，我们不可陷于个人的利欲之中，为人处事应见利思义，应在道德与利益的抉择中站到“义”的一方。

正如《礼记纂言序》讲“其截然而裁制也，谓之义”。对于此处之“义”，我认为，截然者，乃界限分明之意；裁制者，乃束缚之意。“义”于我们，更多的应是一种道德的准则与精神上追求的目标，有了“义”的准则约束，我们在“利”的遒路上才不会迷失自我。朱子《大学章句序》中说“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或许也是在表达后世的人们对经典的理解越来越浅薄，知者已鲜矣。而《大学》的结语又重在义利之辨，颇具深意。或许我们着实需要铭记《大学》的结语，“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由是则使国人以义为先、见利思义；由是则得以国泰民安而天下平；由是才可以实现“明明德于天下”。我们当今需要传承与发展儒家文化“义”中以仁义为先、利益在后的精华思想，让“义”成为我们的行为准则，用“义”这种价值观来引导社会稳步发展，这无疑对当世具有一定的指导与借鉴意义。

(摘编自杨喆《义者，宜也——对孟子义利观的思考》)

分享经济的诞生，源于社会资源的过剩。从工业革命时代开始，所谓的“发展”即生产效率提高、投资不断加大，从而带来产量的增加。 这样的“发展”基于一个基本假设，那就是，社会物资是短缺的。时至今日，工厂里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东西。直到某一天，我们发现生产出的东西已经远远大于我们的需要，我们把已经存在的东西重新分配。

此时，物品的“拥有权”和“使用权”可以分离，拥有一件物品的人和使用这件物品的人可以不是同一个人。这样物资就可以得到更加合理的分配，从而成为一种商业模式：拥有多余物资的人们，可以把物资的使用权让渡给不拥有物资的人，作为回报，后者给予前者一定的报酬，而提供这个服务的平台，也可以从报酬中抽取一定比例的佣金。分享经济由此产生。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成熟和迅速普及，分享经济的创业者们，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细分领域的平台，供物资的所有者发布和分享，帮助有需要的人找到物资。不经意间，我们衣食住行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分享经济的身影。分享经济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消费方式，在许多领域，也都出现了不同的模式。

那么，分享经济究竟改变了什么呢？

首先，它改变了供给端。分享经济让产品的供给方从机构变成了个人。比如，原来人们出去旅行，只能住酒店集团提供的酒店，而分享经济让个人房主也可以提供相当于酒店的服务。原来人们只能坐出租车公司提供的车子，现在则还能坐个人开的私家车。分享经济极大地提升了产品的丰富度和个性化水平。人们旅行的时候可以住各种风格的房子，人们出行的时候可以坐各种不同的车型，遇见各种性格的司机。 如今人们个性化的诉求越来越高，分享经济正好可以满足这一点。

其次，它让个人崛起。分享经济降低了个人“微创业”的门槛，让人们可以更简单地实现“微创业”——利用业余时间，做个小房主，做个专车司机，都是简单方便的“微创业”。 用户对个性化的需求，让作为供给端的个人，能够有空间发展自己的个性。比如，加入网络商店平台的手工艺者，可以把自己的个性作品售卖给匹配的人。伴随着“微创业” 的门槛降低和个性化被鼓励，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人们的内在动力被激发，而每个人能力的激发将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更大推动力。

最后，它让社会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分配。分享经济让资源被更加合理地分配给需要的人。

这对于我们所生存的自然环境，是极大的保护。据统计，每多一辆被充分利用的Uber车辆，就可以从路上去掉8辆车子。这就意味着更少的拥堵、更少的雾霾和更少的能源消耗。

（摘编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重新定义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