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我国先贤们就主张人要修身，现代人的生存境遇，生活方式和生命价值观与古人相观照有诸多异同之处，其修身方式自然也不尽相同。

修身最简要的定义是要修除个体身上的缺点不足，使之成为意志坚定，道德超拔的“君子”。古人的修身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境界性，是一种境界修身，鼓励人们不要被眼前艰难的生存状态击垮。即使处于一种艰难的生存状态，也应有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

绝大多数的现代人已经不再为生计烦恼，有时人们强调修身是防止过于优裕的生活使人失去有意义的生活目标和对生命价值的追求。更多时候，现代人面临的最大生存境遇是激烈的职场竞争压力、复杂的职业环境、严格的职责要求，以及职业发展的起伏与挫折等，于是他们更需要通过修身来使心理、生理和伦理诸方面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同时，现代人开始追求生活品质，主张工作和生活分殊，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他们追求举家出游，或结伴而行的方式，以达到“休身”和“修心”的目的。这种修身与古人的境界修身是有差距的，古人讲“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他们的修身是“正心”，现代人是“休心”“松心”；古人的修身绝不是一件私人的事情，而是具有浓厚的心系天下百姓的政治理想与人文情怀。

现在人认为生命在于运动，修身健身要处于运动之中。一是与“独”相反的“群”修身健身方式。古人的修身多为“独”和“静”，而现代人独处的时间比古代人更多，心灵的孤寂更深。现代人相信集体行动比个人行动更能够调节气氛。无论是职场人士，还是就读的学生，在闲暇时间，三五成群到KTV去“飙歌”的情形时常可见。二是与“静”相对的“动”的修身健身模式。“琴棋书画”是传统的中国式修身方式，其主要特征是以静入胜。毋庸讳言的是，古人“静”的健身方式，表达的首先是修身，然后才是健身的精神追求。现代人的观念则相反，“动”则有活力。

古人的修身是一门功课，每天必须花一定的时间进行专门的反省。从前有一种“功过格”，每天做完事情之后，睡觉之前要静坐思过。有做错的事，用笔墨在格中点一个黑点儿；如果做了好事、善事，总用朱笔在格中点一个红点，这样天天反省，最后达到“修身立行”的圣贤境界。

现在人的生活环境不一样，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考验伦理道德的境遇。因此，随时力行也是随时修身，修身立行应合二为一，而不是刻意专门找一个时间修身。比如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银行、剧院、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要注意遵守公共秩序，这都是修身。

值得指出的是在所有的职业中，公务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修身最为重要，要求也最高最严，必须严以修身。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讲君子“三耻”，即“耻不修”，“耻不信”，“耻不能”，他将“耻不修”放在首要的位置。

材料一：

近日，澎湃新闻记者实地探访聚集了大批陪读家长的毛坦厂镇，探求当地真实的“高考生态”。

陪读妈妈：

黄晓，今年43岁，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她的“任务”除了陪读上高二的18岁儿子，还需要照顾好因儿时发烧而失去自理能力的22岁女儿。黄晓租住的房子是两室一厅，一年房租2万。虽说要带着女儿重新适应新环境，但黄晓只要想到能每天和儿子见面，心里就很幸福。在毛坦厂陪读的日子里，黄晓每天不到6点就要起床给儿子烧早饭。黄晓说，自己除了洗衣做饭，就是照顾女儿，而做饭一般都是烧儿子或者女儿喜欢吃的，“晚上11点多放学回来，我还煮面给他吃”。黄晓心疼儿子，考试后，从不主动问成绩。“看他脸色就知道他考得好不好。”她说。儿子晚上回家后学习一般会到12点半，而她也会等到儿子睡了之后再休息。

陪读8个孙辈的七旬奶奶：

一间约20平方米的出租房里，74岁的陪读奶奶李仁珍正坐在床边听着收音机，她孙子徐鹏是毛坦厂中学的高一学生。20多年前，不到50岁的她在老家开始了陪读生活。这是自己第二次来到毛坦厂陪读，上一次是小孙女读高中时。在李仁珍看来，她不愿给晚辈添麻烦，“陪读”孙辈也是为了给子女们减轻压力，所做的事就是照料生活，帮孙辈洗衣、做饭。陪读8个孙辈也并非值得一提的事。除了吃午饭、晚饭时在家里的20分钟外，要到晚上11点放学后，李仁珍才有跟徐鹏独处的机会。她坦言，因为孙辈平时课余时间少功课多，这些年陪读期间，自己很少主动跟孙辈交流，“怕打扰他们学习”。

(摘编自2018年6月2日澎湃新闻）

材料二：

被称为“亚洲最大高考工厂”的毛坦厂中学，每年都会吸引大批学子前来备战。

近日，记者来到毛坦厂镇看到，当地托管中心的代陪读服务预定火热。在毛坦厂镇的一家托管中心，二层的楼房被隔成数个单间，每个单间里都配有床铺桌椅，这里的房间已经被预订过半，有些学生已经将物品搬进寝室。在开学前，这里将住满学生，托管老师会代替孩子们的父母照顾学生的饮食起居。

据了解，学生在托管中心一年的费用大概在25000到30000元人民币之间，价格根据所选房间的大小而定，费用包含房租、伙食以及洗衣服等服务费用。

暑期放假，学生们在补习功课，家长则选择在小镇上做生意或者在服装加工厂打工，利用放假的时间工作赚钱，以此补贴家用。据了解，在服装加工厂通常按件计费，多劳多得，尽管收入不高，但对于陪读家长来说，可以缓解家庭的压力。

在安徽六安毛坦厂镇，每年都有超过一万名学生来此求学，也孕育了小镇上火热的“陪读经济”。

(摘编自《安徽毛坦厂：学生求学催生“陪读经济”》，2018年6月29日中国新闻网)

材料三：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就陪读现象对2003人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如下：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2017年3月2日）

材料四：

根据陪读的表现形态，大体可分为临时性陪读、阶段性陪读、隐匿性陪读、全程性陪读等几类。多元的陪读现象，折射的正是复杂的教育图景。优质教育资源仍不够均衡，是“陪读大军”产生的根本原因。尽管随着教育投入的增加、教育均衡的推进，教育资源校际、域乡、区域间不均衡的状况已经大大改观，但优质教育資源的高位均衡距离公众期待仍有差距。良禽择木而栖，望子成龙的家长自然也会择名校而居。再加上部分家庭对于升学与应试的过度追求，一切与学习无关的事情都该由父母包办的错误教育观和成长观，家长也就被裹挟进陪读队伍。

(摘编自赵婀娜《读懂“陪读大军”背后的教育焦虑》《人民日报》2017年9月7日）

自古以来，中国史学以“经世致用”为宗旨。顾美武说“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言简意赅地道明了史学的治世观念。史学的经世致用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以史为鉴、以史教化所构成的史学理念，二是做出“以史明道”的学理建树。这个宗旨，与古人对史学功能的认识互为表里。史家刘知几认为：“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唯坚信史学具备如此巨大的社会功能，才会赋予历史著逑以“将施有政，用乂邦家”的宏大期望，才会有“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的理念。

在整个中国古代，史学以“资治”和“明道”这两大功能，对社会政治和社会思想发挥了重大影响。自西周初年产生“殷鉴”观念以来，“以史为鉴”这一历史观念就与现实政治联结在一起，不仅从历史的叙述与分析中得出政治见解，而且引用历史事例来论证自己的政治方针。随后，在经史互动的机制上，“以史明道”成为古代获取理性思维的主要路径。

在中国古代，史学发挥了积极的社会功能，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史学发挥经世功能的过程中，也有巨大弊端。其一是设计政治方案，漠化、排斥了对社会现实的调查研究，而过多地以历史事例为参照和指导。虽然这也会闪耀出思想火花，但却难以解决实际问题。欲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却不将研究社会实况置于首位，这是致命的逻辑错误。其二是“以史为鉴”的运用，往往择取一个或几个历史事例，与现实社会问题进行比附。如果对所借鉴的历史事例的理解本就肤浅、片面甚至错误，又不计时代区别地进行附会，就很容易导致错误的结论。

中国古代乱世多、治世少，政权兴亡屡屡重演。从这一客观史实来看，“以史为鉴”的政治效果并不太好，其中多有统治者荒唐昏暴、不认真汲取历史教训所致，但也有“以史为鉴”导致的后果。三国时期，曹魏政权对同姓诸王防范压制，造成“委权异族”而国亡。西晋以此为鉴，分封诸王而各有兵权，却出现“八王之乱”。明朝建文帝以西汉“七国之乱”为鉴戒，力行削藩，导致“靖难之役”而败亡。可见，“以史为鉴”的尺度极难把握，在古代也并非绝对可以信赖。

近现代时期，世界局势和中国国情变化日新月异，新事物、新理念不断涌现，以往的历史难以提供真正可作为比拟的范例。近代以来，形成了多门类的学科，各有特色、各具优长，已非古代那种“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的状况。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需要多种学科参与，历史学已经不能独立肩负起经世致用的重任。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运动，如洋务运动、維新变法、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等，虽性质不同，收效各异，但基本上属于某种先进思想与现实结合的社会实践，并非从传统的史学经世或“以史为鉴”理念推衍而来。因此，如何认识史学的社会功能，值得认真反思。

（摘编自乔治忠《继承发扬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