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中村

阿巴一个人在山道上攀爬。

两匹马走在前面，山风吹拂，马上鬃毛翻卷。弓着腰向上的阿巴跟在两匹马后面，他鼻梁高耸，宽大的鼻翼翕动，他闻到了牲口汗水腥膻的味道。阿巴已经有四年多没有闻到这令人安心的味道了。

地震爆发前的几分钟，几秒钟，他就被这种味道包围着站在天空下，那是攀爬更高山道的时候。累了，他站在山道拐弯处休息。他用手叉住腰，望向深深的峡谷，望向峡谷底部的岷江，再抬头仰望上方的雪山。雪山上方停着又亮又白的云团。汗水淋漓的马也停下来，它们身上浓烈的腥膻味聚拢过来，包围了他。

后来，阿巴知道，地震爆发的时间是下年2点28分04秒。他熟悉的世界和生活就在那一瞬间彻底崩塌。

灾后，他和云中村其他幸存的人去往政府安排灾民的另一个地方。离开大山，去往一个平原上的村庄。当云中村人落脚在另一个世界——那个平原上的村庄，那些气味一天天消散，最后就永远消失无踪了。

现在，离开四年多后，阿巴回来了。

临行前，阿巴去了从云中村移民来的每一户人家。每一户人家都住着政府统一修建的安置房。他在每户人家坐一阵子，并不说话。

每户人家都说，阿巴来了。

他们打开炉灶，天然气火苗蓝幽幽的，呼呼作响。

他说，我要回去了，你们捎点东西给那里的人吧。

是的，每家每户都有在“那里”的人，在那个毁弃的云中村，每家人都有人在“那里”。没有哪家人没有在地震中失去亲人。气氛立即变得悲伤了。他们找出酒、糖果、上小学或幼儿园的孩子的一幅画、新生儿的一张照片。拿照片的两户人家原本是四户人家，是由四个破碎的家庭重新组建的两户人家。他们各生了一个儿子。孩子吃着捐助的奶粉长大，裹着捐助的尿不湿长大。他们说，娃娃不是生在云中村的，但还是云中村人，就拿照片回去吧，给他们的哥哥看看，给他们的姐姐看看。阿巴很惭愧，他不该又来揭开正在愈合的伤口，让这些伤口又流出血来，他说，对不起，我让大家伤心了。乡亲们流着泪，说，请告诉他们，我们没有忘记他们。有乡亲用额头抵着阿巴的额头，乡亲的泪水流进了阿巴的嘴里，阿巴尝到了盐的味道，悲伤的味道。

他一户一户一家一家收集东西，装满了整整一个褡裢。

阿巴在移民村的老板——家具厂的李老板，得知阿巴要回云中村，就把他拉到村口饭馆喝了一顿酒。饭馆是三户移民合伙开的。以家的山货为招牌，野菜、蘑菇、牦牛肉、藏香猪肉。李老板把手一挥，说，今天不喝店里的青稞酒，喝五粮液。阿巴说，你一直对我们很好。李老板说的也是干部常说的话，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他还把一沓钱塞在阿巴口袋里，一点心意，一点心意。阿巴把李老板塞给自己的钱掏出来，说，大家都难，我不能要你的钱。

老子是汉族老大哥，你必须拿着！家具厂要死要活，也不在这点钱上，拿着!

阿巴说，我岁数比你大，你怎么是老大哥?

我说的不是我们两个人，我说的是两个民族。

阿巴离开那天，整个移民村都出动了。那天，阿巴表情严肃，气度威严。他脱下家具厂的蓝色エ装，穿上了藏袍。哔叽呢的灰面料，闪闪发光的云龙纹的锦缎镶边，软皮靴子叽咕作响。

有人要流泪，阿巴说，不许悲伤。

有人想说惜别的话，阿巴说，不许舍不得。

那我们用什么送阿巴回家?

用歌唱，用祈祷，用祈祷歌唱，让道路笔直，让灵魂清静，

于是，一村人都在汽车站唱起歌来。一村人聚在一起，他们的歌声在汽车站的屋顶下飘荡，他们在水泥站台上摇晃着身体，就像被风吹动的森林一样。歌唱像是林在风中深沉的喧哗，岩石在听，苔藓在听，鸟停在树上，鹿站在山冈，灵魂在这一切之上，在歌声之上。

地震发生在5月，救灾的解放军走了，知道解放军要走，好多人都哭了。彭措家断了腿的孩子是两个战士背下山去的。孩子的父亲去替这两个战士补磨破了的鞋，去替所有的解放军补鞋，带着最结实的牛筋线，最柔状的小羊皮，琼吉家的人在废墟下埋得最深，解放军用三天时间才刨出来。他家的老奶奶看到解故军，就说菩萨，菩萨。老奶奶一见到解放军就拉着那些刨过泥的手，搬过石头的手，把发臭的尸体从废墟底下刨出来的手，一个劲儿亲吻。

老奶奶在解放军官兵那里得到一个称号——“吻手阿妈”。解放军不肯吃灾民的东西，不肯喝灾民的茶，老百姓只能吻他们的手。

正陷于遐想的阿巴突然听到了鸟叫声，阿巴听出来是村前石碉上的红嘴鸦群在鸣叫。黄昏降临，以石碉为巢的红嘴鸦开始进行每天例行的归巢仪式，它们绕着云中村，绕着石碉盘旋鸣叫。这群红嘴鸦还跟几年前一样，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不只是几年前，而是几十年来，这群红嘴鸦就是这样，永运在石碉上栖息，永远不多也不少。

阿巴想，生命以鸟的方式存在，真好。

（节选自阿来《云中记》）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家们在讨论文学观念时提出过“天文”、“人文”之分，并主张从“观乎天文”和“观乎人文”的联系中去寻找中国古代文学的要义和精髓，这是符合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生实际的。他们对上古“天文”之学的描述，也得到了现代考古学和文献学的支持。无论是占卜还是祭祀，殷商时期传留的文献和考古资料无不说明，它们都是为统治者所垄断的一种进行天地人神沟通的文化，亦即“通天”的文化。这种以“通天”为核心的“天文”之学有着漫长的积累过程，体现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阶段。

中国古代文学观念虽发端于“观乎天文”，但周灭殷之后，在总结殷所以亡和周所以兴的历史经验中，统治者们认识到“天不可信”，只有“敬德”、“保民”，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从而为社会文化的转型奠定了思想基础。而周公制礼作乐，将“以史为鉴”和“以民为鉴”作为制度文化建设的主要视点，实现了从“观乎天文”到“观乎人文”的视角转换。周初统治者们已经不再将国家的命运完全寄托于天命，而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才是造成结果的原因。他们已经开始用“集体行为史观”代替“集体神权史观”。为了让周之子孙世世代代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周公主持制定了用于宴飨、朝会、宗庙的乐歌，即今所见《诗经》中的部分《雅》、《颂》，来强化史鉴意识。周人的“民鉴”制度主要有“献诗听政”。这一制度不仅促使统治者关心国计民生，注意民意民情，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创造着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例如诗、曲、书、箴、赋、诵、传语等等，都在不断地丰富着，发展着。《诗经》的《小雅》尤其是《国风》正是这一制度衍生的产品。

春秋时期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文学观念也发生着急剧变化。西周末春秋初，文学的社会功用正悄然转变。春秋中叶士人登上了历史舞台，在批评天命观和天道观的基础上出现的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不朽”的价值观，将“集体行为史观”改换成了“个体行为观”，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个体的现实行为上来。人们可以通过“立言”来实现自身的不朽，文学不再只是维护氏族国结的纽带，或是礼乐教化的附庸，而且是一项个人的独立实践活动，也是一条个体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到了春秋后期，士在社会政治生活的作用凸显，“立德、立功、立言”成为他们抗衡“世卿世禄”的法宝，传统礼乐思想被弱化。以“诗”为代表的文学俨然成为具有全方位社会功能的价值实体，成为士人们借以安身立命的重要场域，于是，一个真正属于个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活动从此拉开了序幕。

（摘编自王齐洲《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