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书艺人

老舍

宝庆的心情十分震动，一个抗日团体给他来了信，要他的班子为抗战做点事情。

当琴珠问起他们肯出多少钱时，他大吃一惊。他知道人家连车马费都不会给的。琴珠一听，直摇头：“不干！”

“我来付车马费，”宝庆没辙了。琴珠笑得前仰后合，半天才憋出话来:“您钱多，您有钱……我们穷人得挣钱吃饭。”

宝庆让她笑去，回到旅馆，自己排练。

他顺口哼了一两段，都不合适。平日里唱的多是些谈情说爱的词儿，就是那些忠君报国的，也不是味。

在屋子旮旯里睡着了的窝囊废，让宝庆给吵醒了。他从床上坐起，揉着眼，“干吗不睡呀，兄弟？”宝庆说，他要准备一段词，鼓动大家抗日的心动。

窝囊废又躺下了。宝庆还在拨琴，心里琢磨着词儿。他先念上一句，然后用一只手在琴上弹几下，和着唱唱。有些字实在念不上来，就连蒙带唬，找个合辙押韵的词补上。每找到一个合适的词儿,就直乐:“嗬！有了！”

“唱什么呢？”窝囊废问。

“《抗金兵》！表一表梁红玉擂鼓战金兵的事，”宝庆答道，“就是有些地方不好办。”

窝囊废又坐了起来。他清了清嗓子，很严肃地说，“你为难的是不识几个字。”他下了床，“来，我来念给你听。你知道我有学问。”

宝庆奇怪了，看着他。“您认那俩字也不比我多呀！”

窝囊废受了委屈。“怎么不比你多？用得着的字我都认识。好好听着，我来念。”

兄弟俩哼起鼓词来了。窝囊废念一句，宝庆念—句，哥儿俩都很高兴。很快就练熟了一个段子。窗纸发白的时候，窝囊废主张睡觉，宝庆同意了，可是他睡不着。他又想起了一件揪心的事。琴珠要是不干，那小刘也就不会来弹弦子了。大哥虽是弹得一手好弦子，但从不肯干这一行，他看不起唱大鼓这一门贱业，宁可什么也不干，赖在家里靠兄弟吃饭。

“大哥，”他试着问：“您给弹弹弦子怎么样？”

“我？”窝囊废应着，“我——图什么呢？”

“为了爱国，也给自个儿增光，”宝庆说得很快，“咱们的名字会用大黑体字登在报上。明白吗？会管咱们叫‘先生’。方宝庆先生，方宝森先生。您准保喜欢。”

没人答碴，只听得一阵鼾声。

第二天上午，宝庆醒来一看，那把一向放在屋角里的三弦不见了。他跳下了床。没了这个宝贝，可就算玩完了！他一抬头，看见窝囊废的床空了。

他急忙往小河边跑，一下子就找到了窝囊废，他正坐在一块黑色的大石头上，拔拉着琴弦。宝庆如释重负地笑了。

重庆来的公共汽车司机，捎来了报纸。宝庆看着剧目广告,得意的心直跳。他、他哥哥的名字都在上面。用的是黑体的大字，先生的尊称。他像个小学生一样，大喊大叫地把报纸拿给窝囊废看。

彩排那天，他们早早地就起来了，穿上最好的衣服。窝囊废刮了胡子。他难得刮胡子，这回不但到了，而且刮得非常认真仔细，一根胡子也没漏网。末了，他把髯角和脑后的头发也修了修。他穿了件深蓝的大掛，正好跟兄弟的灰大褂相配。为了显得利落，他用长长的宽黑绸带把裤脚扎了起来。

中午时分，他们进了城。宝庆打算好好请大哥吃上一顿，报答大哥成全他的一番美意。但轰炸后的重庆那么荒凉，劫后余烬的景象，倒了他们的胃口。有些烧毁的房子已经重建起夹了_n有些还是黑糊糊的一堆破烂，有的孤零零地只剩了一堵墙，人们用茅草靠着这堵墙搭起了小棚棚，继续干他们的营生。满眼令人心酸的战争创伤，一堆堆发黑的断砖残瓦。宝庆觉着眼前是一具巨大的尸体，疮痍密布。他一个劲地打颤。

到了戏院，一见方家兄弟，大家都迎了上来。所有的青年男女，都管宝庆叫“先生”，他非常得意。这跟唱堂会太不一样了，人家那是把他们当下人使唤。

幕前摆好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支着一面鼓。方家兄弟郑重其事地走上台。宝庆清了清嗓子，全场鸦雀无声。他于是开口，声音高亢，表情细腻，吐字行腔，精雕细琢。梁红玉以一弱女子，不惧强敌，不畏艰险，在长江之上，迎着汹涌波涛，擂鼓助战。说书人凭一面鼓，一张琴演得出神入化。只听得风萧萧,水滔滔，隆隆鼓声震撼着将士们的爱国心弦，霎时间，万马奔腾，杀声震天……

三弦的最后余音也消失了。场里一片肃穆，气氛兴奋又紧张。听众屏息凝神，像中了魔，末了，突然爆发出掌声。

宝庆大大方方地抓住窝囊废的手，举了起来。他鞠了一躬，窝囊废也挺不自然地鞠了一躬。听众一片叫好声。宝庆庄重地拿起三弦，走下了台——这是对他大哥，优秀琴师的一番敬意。

后台，全体演员围住了宝庆和窝囊废。拍他们的背，跟他们拉手。年青的知识分子热情洋溢，宝庆激动得说不出话。吵吵嚷嚷的年青人围了上来,他立着，眼泪顺着肥帮子往下流。

(有删改）

小城三月

萧红

我有一个姨，她是我的继母的继母的女儿。我这个外祖母已经做了寡妇之后才来到外祖父家，翠姨就是这个外祖母在另外的一家所生的女儿。

翠姨对我哥哥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哥哥对翠姨就像对我们，也是完全的一样。不过哥哥讲故事的时候，翠姨总比我们留心些。哥哥对翠姨比对我们稍稍客气一点，这显然因为翠姨是客人的关系，而且在辈分上比他大。

翠姨订婚，转眼三年了。正这时，翠姨的婆家通了消息来，张罗要娶。她的母亲来接她回去整理嫁妆。

翠姨一听就得病了。但没几天，她母亲就带着她到哈尔滨采办嫁妆去了。偏偏那带着她采办嫁妆的向导又是哥哥给介绍来的他的同学。翠姨带着哥哥的介绍信，像一个女同学似的被他们招待着。又加上已经学了俄国人的规矩，处处尊重女子，所以翠姨当然受了他们不少的尊敬。不用说，买嫁妆她是不痛快的，但那几天，总算她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候。

她回来时，母亲又接她来到我们家。后来，她的母亲发现她对出嫁太不热心，该剪裁的衣裳，她不去剪裁。做母亲的总是常常要加以督促，后来就要接她回去，接到她身边，好随时提醒。她的母亲以为年轻的人必定要随时提醒，不然总是贪玩。而况出嫁的日子又不远了，或者就是二三月。

想不到外祖母来接她的时候，她竟很勇敢的提出读书的要求。她说她要念书，她想不到出嫁。开初外祖母不肯，到后来，她说若是不让她读书，她是不出嫁的。外祖母没有办法，依了她。给她在家里请了一位老先生，就在自己家院子的空房子里摆上了书桌，还有几个邻居家的姑娘，一齐念书。

念了书，不多日子，人就开始咳嗽，而且整天闷闷不乐。她的母亲问她，有什么不如意？陪嫁的东西买得不顺心吗？或者是想到我们家去玩吗？什么事都问到了。

翠姨摇着头不说什么。

过了些日子，我的母亲去看翠姨，带着我的哥哥。他们一看见她，第一个印象，就觉得她苍白了不少。而且母亲断言，她活不久了。大家都说是念书累的，外祖母也说是念书累的，没什么要紧的，要出嫁的女儿们，总是先前瘦，嫁过去就要胖了。

翠姨自己则点点头，笑笑，不承认，也不加以否认。还是念书，也不到我们家来了。

翠姨越来越瘦了，哥哥去到外祖母家看了她两次，也不过是吃饭，喝酒，应酬。而且说是去看外祖母的。哥哥回来也并不带回什么欢喜或是什么新的忧郁，还是一样和大家打牌下棋。

翠姨后来支持不了，躺下了。她的婆婆听说她病，就要娶她，因为花了钱，死了不是可惜了吗？这种消息，翠姨听了病就更加严重。

母亲叫哥哥去看翠姨。母亲晓得他们年轻人是很拘泥的，或者不好意思去看翠姨，也或者翠姨是很想看他的，他们好久未能看见了。同时翠姨不愿出嫁，母亲很久就在心里边猜疑着他们了。男子是不好去专访一位小姐的，这城里没有这样的风俗。母亲给了哥哥一件礼物，哥哥就可去了。

哥哥去的那天，她家里正没有人。

翠姨大概听出什么人来了，就在里边说：“请进来。”

哥哥进去了，坐在翠姨的枕边，他要去摸一摸翠姨的前额，是否发热，他说：“好了点吗？”

他刚一伸手，翠姨就突然拉了他的手，而且大声哭起来，好像一颗心也哭出来了似的。哥哥没有准备，很害怕，不知道说什么做什么。同时听得见外边已经有人来了，就要开门进来了。

翠姨平静的向他笑着，说：“你来得很好，一定是姐姐告诉你来的，她爱我一场，可惜我不能报答她了……我现在只想死得快一点就好，多活一天也是多余的……人家也许以为我是任性……其实是不对的，那家对我也很好，要是过去，他们对我也会是很好的，但是我不愿意。我小时候，就不好，我的脾气总是，不从心的事，我不愿意……可是我怎能从心呢……真是笑话……谢谢姐姐她还惦着我……请你告诉她，我并不像她想的那么苦呢，我也很快乐……”翠姨苦笑了一笑，“我心里很安静，而且我求的我都得到了……”

哥哥茫然的不知道说什么，这时祖父进来了。看了翠姨的热度，又感谢了我的母亲，对我哥哥的降临，感到荣幸。他说放心吧，翠姨的病马上就会好的，好了就嫁过去。哥哥看了翠姨就退出去了，从此再没有看见她。

哥哥后来提起翠姨常常落泪。他不知翠姨为什么死，大家也都心中纳闷。

等我春假回来，母亲还当我说：“要是翠姨一定不愿出嫁，那也可以，假如他们当我说。”

翠姨坟头的草籽已经发芽了，坟头显出淡淡的青色，常常会有白色的山羊跑过。

这时城里的街巷，又装满了春天。暖和的太阳，又转回来了。

街上有提着筐子卖蒲公英的了，也有卖小根蒜的了。更有些孩子按着时节去折了那刚发芽的柳条，拧成哨子，就含在嘴里满街的吹。

大街小巷，到处的呜呜呜，呜呜呜。好像春天是从他们的手里招回来似的。

接着杨花飞起来了，榆钱飘满了一地。年轻的姑娘们，她们坐着马车去选择衣料了，因为就要换春装了。

她们热心的弄着剪刀，打着衣样，白天黑夜的忙着。不久春装换起来了，只是不见载着翠姨的马车来。

(节选自《小城三月》，有删改)

转角照相馆

香港东瑞

晨风刮着，落叶在地面上滚动着，发出沙沙沙的声响。

这一区都是五十年以上的唐楼。前面一条大马路，行人稀少，大半天不见一个人影。大约在中段，有一条横街，密集并排着一列都是五六层高的唐楼。唐楼窗外，架满横七竖八的晾衣长竹竿。横街偶然有一两只流浪狗走过，对空乱吠几声，之后，就静得犹如死寂的墓地。

照相馆就在大马路和横街交界处的转弯。木门很残破，除了馆主上班。每天发出悉悉索索锁匙钻锁孔、然后“咿呀"的一声的开门声，到了一天将尽再次重复之外，不再有任何其它声音了。

最令人魂销的是傍晚时分，太阳的余辉照在照相馆外面的橱窗，反射出残黄的余辉，与橱窗内泛黄的、四角卷起的旧照片相得益彰，构成一种天然的怀旧色彩，也慢慢地退出人们的视野了。

照相馆的丘老板今年已六十岁。老伴在十几年前离世时，他失去了一个好帮手，加上生意清淡，本来就要把照相馆结束掉，但他舍不得。尽管已几乎没有什么生意，他还是准时每天早上九点就到照相馆上班。储蓄的老本快要吃光了，一年前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将唐楼上的居屋卖掉了。过几天就是交楼的日子。他就要搬到照相馆来住了。

新儿不久就要三十岁了，在厨艺学院学做厨师，还没毕业。丘老板想，这家照相馆留传给儿子不现实也不合适，何况十几年前儿子就已多次激烈地劝老爸将它结束，他就是不肯。儿子的话如今还在耳际响着：爸，照相技术大革命，数码机越出越新。如今人人玩自拍，连做证件的相片、全家福的照片都是自己拍了……谁还上我们照相馆照相！……在事实面前，他无法和儿子辩论，是的，早就该结束了。只是四十年来的感情，这儿的每一件过时的工具，包括那些老爷摄影器材，什么蒙头摄影机啦，打光伞啦，老爷椅子啦……都像有生命似的，令他不忍遗弃。

记得六十年代末期，他从父亲手中接棒时，父亲就跟他说起转角照相馆的“威水史”^①——照相馆拍得最多的是全家福。但有一次，一位父亲牵着一个十一二岁的漂亮女孩来此拍合照，他将洗出的相片贴在橱窗里，大约一年后，一个电影公司的老板走过，看中了女孩，联络上父亲，从此，女孩被发掘出来做明星还频频获奖，改变了一生的命运。还有一次，也是一个女孩，不过这次是由母亲带着，年龄更小，约是八九岁光景，拍的是个人照，父亲拍得很满意，见女孩天真可爱，将她的大头像贴在橱窗内，一个著名导演走过，被女孩的笑容吸引住，也走进了照相馆。从此，小女孩成了著名的童星，演戏一直演到成年。父亲说，他仍记得，母女家庭经济不好，取像付款时还要求优惠些呢。两件新闻在报纸上刊登后，非常轰动，一时间，不知多少做明星梦的少女争先恐后到与“明星”有缘的转角照相馆拍照，并要求父亲相片洗好贴在橱窗内。那几年，照相馆的生意如日中天，不知有多少人跟风，也开起照相馆。“什么生意、行业都是有起有落的……你要坚守着。”这是父亲的最后一句话。完全没想到从父亲那里接过手，竟也四十年过去了。他苦苦支撑到现在，已没有退路了，连住屋都卖掉来贴生活费了。儿子的学费他仍在负担呢。

看报纸看到一半，丘老板打起盹，想的竟都是这些不堪回首的陈年旧事。

中午，他叫外卖，一盒饭不过二十元，他也分两餐吃，留一半给晚餐。他将二十元纸钞交到送饭的小伙子手中时，还多给了一枚二元硬币。小伙子将二元搁在台面上不取，反而问：“什么时候搬下来？要帮忙吗？”他答：“后天，家具基本上都不要了。一个小衣柜，较重，帮帮我。其他我一个人就行了。”小伙子问：“阿新毕业了吗？听说在拍拖？”“再过一个月就毕业，打算一年后就结婚。”小伙子在破沙发上闲坐了一会，与丘老板相对无言，站起，向他告辞走了。

住处卖掉后，小新也跟着老爸，在照相馆打地铺。

父子俩夜夜沉默。父亲不能给儿子留下什么，心中有愧；儿子学艺未毕业，无法供养父亲，内心也感隐痛。他说：“儿子，我没什么给你做结婚贺礼，照相馆以后你把它卖掉吧。”小新心想：“这偏僻地方的唐楼能值多少钱，照相馆又那么小。”但他没说出来。

一个午夜，丘老板睡不着，摇醒儿子：“帮爸爸拍一张半身照。”小新感到突然。数码机，一部两万多元的，他玩得出神入化，而五十年前的、仍要用黑布盖头的老爷机大家伙，他就不知所措了。老爸如此这般教他，小新很快上手拍了一张。

照片中的丘老板，精神奕奕，露出丝丝忧郁中的淡淡微笑。这是丘老板一生中的第一张相片，也是他最后一张头像。因为一星期后他心脏病发，突然去世了。

丘老板死后半年，小新接到爱护文物事务署的署长的电话，约他商谈有关收购“转角照相馆”的事宜。他们开价一千万，修葺后会向公众开放，他们认为像这样的历史几乎将近一百年的古董照相馆，在现代都市里已很少了，观赏价值很高。小新认为对文物的保存和流传有益，没有异议。

这样，父亲对他的结婚贺礼，除了一个新楼的海景单位外，还有一场盛大体面的婚礼晚宴。新婚夜，他愧悔交织，流下了男儿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