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警报声里

郁达夫

一阵紧急警报声过去了，街面上就传来了一阵人力跑车滚动的声音、店铺上排门的声音和人 们奔跑的声音，静默到五六分钟，飞机嗡嗡嗡的声音就来了，接着就是轰隆轰隆地连续的炸弹声。

静候上五分钟十分钟的时候，老百姓不必等警报解除的钟声再响，就会从防空壕疏散地走回来。被轰炸的次数愈多，逃飞机的经验也愈足，习以为常，就觉得敌机的施虐也并不足怕。

那一天中午，我们仍在紧急警报芫中继续吃我们的饭，谈我们的天。只是当炸弹连续在响 的中间，话听不清楚了，大家就只能停止说话。我们看见屋顶上震落了一串灰来，掉入了菜碗，一碗汤面起了细微圆致的波纹，几只碗因震动之故而互碰了几下。

那一天同我们吃饭的有一位是池峰城师长，也就是那位在台儿庄打胜仗的英雄。他的喉咙是哑的，原因是打仗时有一颗子弹伤了他的颈项，穿破了他的声带。他的长方形面孔，不短不长的结实的身体，和他的稳重安详的沙喉咙正能够相配，他在警报声里笑着谈着。

他所告诉我们的，就是台儿庄的一役。

台儿庄，本来是一个只有二三百人家的在陇海支线上的小镇。那一天，将近半夜的时候，池 师长底下的两位团长，因为士兵牺牲得太厉害，他们到师部来请教师长，但池师长是已经受了总指挥的命令的，他对团长说：“你们若在上峰没有退却命令之前而想退却的话，请先来把我杀 死！ ”团长回去了，同时又下了一道紧急命令，招募军中敢死队。

应募的四十七位义士渡过运河，沿铁道线向西北迂回出发之后，东面的运河边上，忽然从寒 水里爬上了一位五十岁左右的乡下的农妇。她的衣服被河水浸透了，但两眼炯炯，泪珠亦干了，包得紧紧的一张嘴，显示出了她必死的决心。当被带到师部的时候，她就连叫着说：“你们的炮 打得不准，你们的炮打得不准。”据她的报告，敌人已从东北面进到了庄的东头的泰山行宫东头庙里了，现在正在挖掘战壕。池师长令救护队把她送去了后方后，就依她的话，下令改短了大炮 的射程，果然爆炸声和火光将这农妇的报告证实了。

“这真是我们的圣女，大克了，我们要恭祝她的健康!”“还有那四十七位敢死的义士呢？”我们同志中间的一位盛成先生，就举起了他那只小小的高粱酒杯。

我干了一口高粱酒后，急切地想知道他们几位的命运。

“他们么？"池师长又张着沙喉说，“也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这四十七位义士，在麦田里绕道的中间，就解决了一小队敌人右翼的哨兵 敌人在黎明 之前，开始退却了，但是我们的四十七位义士，也牺牲了四十五位一还有两位负着重伤的义士， 于那一日午后在被担架抬回来的路上，忽而清醒了一下。他们问起了台儿庄有没有被克服；问 起了同道出发的其他的各位义士。得知实情后，他们先发出了一次胜利的欢呼，后来又忽而叫 出了一声痛楚，随后就默默地不响了。但等到渡过运河，将要把他们从担架转移上救伤列车的 时候，他们两个人各伸出了手，互相紧捏着，把身体向侧面空地里跳跃了下去。大家忙抢着仍复抬起了他们。其中的一位，在列车上就殉了义；还有一位，被列车送到了徐州战地医院后三日，也一道去了。本来常带笑容的池师长，讲到了最后，面部也显出了一种阴戚的表情，那一口沙喉咙，似也低灭了些。

正在大家沉默了一下的当中，忽而十字路口的那一座警报钟又响了起来；我们大家就从座位里跳了起来。大家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句愤怒的咒词，并且大声地说：

“复仇！”

“复仇！”

（有删改）

（一）

那座店房有某种朴素安静的特色，门面上没有注明任何为王室服务的标记，只有包含他自己日耳曼姓氏的“格斯拉兄弟”的招牌；橱窗里陈列着几双靴子。……那几双靴子太美观了——有一双轻跳舞靴，细长到非言语所能形容的地步；那双带布口的漆皮靴，叫人看了舍不得离开；还有那双褐色长筒马靴，闪着怪异的黑而亮的光辉，虽然是簇新的，看来好像已经穿过一百年了。只有亲眼看过靴子灵魂的人才能做出那样的靴子——这些靴子体现了各种靴子的本质，确实是模范品。我当然在后来才有这种想法，不过，在我大约十四那年，我够格跟他定做成年人靴子的时候，对他们两兄弟的品格就有了模糊的印象。因为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我总觉得，做靴子，特别是做像他所做的靴子，简直是神妙的手艺。

（二）

后来，我再去他那里的时候，我很惊奇地发现：他的店铺外边的两个橱窗中的一个漆上了另外一个人的名字——也是个靴匠的名字，当然是为王室服务的啦。那几双常见的旧靴子已经失去了孤高的气派，挤缩在单独的橱窗里了。在里面，现在已缩成了一小间，店堂的楼梯井口比以前更黑暗，更充满着皮革气味。

（三）

一个星期以后，我走过那条小街，我想该进去向他说明：他替我做的新靴子是如何的合脚。但是当我走近他的店铺所在地时，我发现他的姓氏不见了。橱窗里照样陈列着细长的轻跳舞靴、带布口的漆皮靴，以及漆亮的长筒马靴。

我走了进去，心里很不舒服。在那两间门面的店堂里——现在两间门面又合二为一了——只有一个长着英国人面貌的年轻人。

父亲的老房子

余开泰

傍晚，母亲打来了电话，说拆了一半的老房子终于被雨水冲垮了，院子里只剩下一堆红土。

六年前，父亲从医院回来对母亲说:“我要建一栋新房子！”母亲一愣：“我们哪来的钱呢？”父亲说：“我这病怕是治不好了，我还有一个愿望没有完成。那就是为你建一栋新房子，当初结婚的时候我就答应过你的!”

那时家里住的房子是爷爷二十多年前建的。是一栋土砖房，有四个房间，一个客厅和一个厨房。虽然已经过了二十多年，爷爷也已经去世，土砖房的墙上也有了一些黑色的印子，甚至有些地方还开了裂，瓦楞上长满了野草，窗棂也被某些小动物啃啮过，但是在村里依然没有落伍，可是现在父亲却坚持要把它拆掉。

母亲沉默了，扎竹扫帚的速度越来越快。

老房子被推倒了，工人们挑来了一担担红色的泥土，板车运来了一堆堆沙石、瓦片和木头，院子里一派热火朝天。

一个月后，房子就建好了——那是一栋两层的土坯房。父亲还请人在墙壁上刷了一层石灰。乔迁宴上，父亲开心地陪客人们喝酒，父亲过去从不喝酒，但那一天他喝了很多，母亲一直在厨房里忙碌，我看见她的眼角挂着泪珠。

半年后，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妹妹也考上了高中。而父亲的病更严重了，严重得已经没有办法去外面打工，只好呆在家里帮母亲没日没夜地扎竹扫帚。

毕业后，我在老家县城的一所中学担任高中语文教师。后来，我认识了女朋友小莉——一位漂亮的幼儿园老师。

元旦放假，我邀请小莉来到了我的老家。小莉说，老家就像一幅水墨画，漂亮极了!不过就是上厕所有点不太方便。

临走时，我对父亲说，我要在老房子旁边建一栋新房子。母亲有些担心地说，如果建一栋新房子我们家就有了两栋房子，按照一户一宅的政策，多余的一栋房子就会被政府拆掉。父亲一愣，嘴角蠕动了几下，接着沉默了。

轰隆轰隆的挖掘机开过来了，大卡车也从远方运来了一堆堆沙石、砖头、水泥和钢筋。工人们砌墙的砌墙，搬砖的搬砖，一个多月后，新房子就建好了。

那是一栋三室两厅，两层半的小洋楼。我们又请来了装修师傅，在房子里装上了水电，刷上了乳胶漆，贴上了瓷砖，铺上了大理石。

寒假，我和小莉结婚了，我们搬进了新房，父母、妹妹也搬进了新房。我们一家人住在新房子里，其乐融融。不过母亲每天都会陪父亲去旁边的老房子里走一走，看一看。

寒假过去了，学校开学了，我和小莉返回了县城。

周三的下午，母亲焦急地打来了电话，她说村里开始拆空心房、危房了。

父亲的病越来越严重，周六我接他去县城的医院看病。医生悄悄地对我说，父亲的病已经到了晚期，没法治了。

回来的时候，父亲一直盯着村口那些被拆的房子。我知道，父亲是在担心家里的老房子。

又是一个周三的下午，母亲带着哭腔打来了电话，说挖掘机已经开到了我们家，老房子就要被拆了。我赶紧叫上小莉一起回家。

老房子的周围站满了人，挖掘机就停在院子里，几位乡干部正在和我父母宣讲政策。乡干部说农村只允许一户一宅，我们家有了新房子，老房子就应该拆掉。挖掘机喘着粗气开了过去，“咔嚓”的一声，老房子的屋顶就被掀掉了，房梁、檩子、瓦片洒落得到处都是……

父亲像疯了一般地扑了过去，抱着墙壁一动也不动，任凭瓦砾砖块打在身上。父亲像一只巨大的蜻蜓钉在荷叶上，捍卫着自己的领土，又像一只发怒的母鸡，张开着翅膀护卫着未成年的幼崽。

挖掘机停了下来，母亲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哭着对乡干部说，父亲的病已经到了晚期，挨不了几天，剩下的墙壁就过一段时间再拆吧。

挖掘机喘着粗气走了，父亲坐在墙根下久久不愿离开。

晚上，母亲喂父亲喝了一小碗粥。喝完粥，父亲让我打着手电陪着他去老房子里转一转。

老房子的屋顶被掀掉了，房梁、檩子、瓦片散落得到处都是，月光穿过屋顶，斜斜地照在老房子里，散落在地上的房梁、檩子、瓦片泛着惨白惨白的光。父亲蹲下身子，抚摸着散落在地上的房梁、檩子和瓦片，就像过去抚摸我和妹妹的头一样，充满了柔情。

父亲头痛了一个晚上，天亮的时候就离开了我们。

今年的雨水特别充沛，秋雨一下就是十几天，门前的柿子树、酸枣树上的叶子都掉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在风雨中摇来摇去。

母亲说昨天晚上，风雨大作，大概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院子里“轰隆”地一声巨响。第二天起来一看，老房子不见了，院子里只剩下一堆红土。

（选自余开泰《红土地上的骆驼》，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