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扼杀了哀愁？

迟子建

现代人一提“哀愁”二字，多带有鄙夷之色。好像物质文明高度发达了，哀愁就得像旧时代的长工一样，卷起铺盖走人。于是，我们看到的是张扬各种世俗欲望的生活图景，人们好像是卸下了禁锢自己千百年的镣铐，忘我地跳着、叫着，有如踏上了人性自由的乐土，显得那么亢奋。

哀愁如潮水一样渐渐回落了。没了哀愁，人们连梦想也没有了。缺乏了梦想的夜晚是那么的混沌，缺乏了梦想的黎明是那么的苍白。

也许因为我特殊的生活经历吧，我是那么的喜欢哀愁。我从来没有把哀愁看做颓废、腐朽的代名词。相反，真正的哀愁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是可以让人生长智慧、增长力量的。

哀愁的生长是需要土壤的，而我的土壤就是那片苍茫的冻土。是那种人烟寂寥处的几缕鸡鸣，是映照在白雪地上的一束月光。哀愁在这样的环境中，悄然飘入我的心灵。

我熟悉的一个擅长讲鬼怪故事的老人在春光中说没就没了，可他抽过的烟锅还在，怎不使人哀愁；雷电和狂风摧折了一片像蜡烛一样明亮的白桦林，从此那里的野花开得就少了，怎不令人哀愁；我期盼了一夏天的园田中的瓜果，在它即将成熟的时候，却被早霜断送了生命，怎不让人哀愁；雪来了，江封了，船停航了，我要有多半年的时光看不到轮船驶入码头，怎不叫人哀愁！

我所耳闻目睹的民间传奇故事、苍凉世事以及风云变幻的大自然，它们就像三股弦。它们扭结在一起，奏出了“哀愁”的旋律。所以创作伊始，我的笔触就自然而然地伸向了这片哀愁的天空，我也格外欣赏那些散发着哀愁之气的作品。我发现哀愁特别喜欢在俄罗斯落脚，那里的森林和草原似乎散发着一股酵母的气息，能把庸碌的生活发酵了，呈现出动人的诗意光泽，从而洞穿人的心灵世界。他们的美术、音乐和文学，无不洋溢着哀愁之气。比如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艾托玛托夫的《白轮船》、屠格涅夫的《白净草原》、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等等，它们博大幽深、苍凉辽阔，如远古的牧歌，凛冽而温暖。所以当我听到苏联解体的消息，当全世界很多人为这个民族的前途而担忧的时候，我曾对人讲，俄罗斯是不死的，它会复苏的！理由就是：这是一个拥有了伟大哀愁的民族啊。

人的怜悯之心是裹挟在哀愁之中的，而缺乏了怜悯的艺术是不会有生命力的。哀愁是花朵上的露珠，是撒在水上的一片温润而灿烂的夕照，是情到深处的一声知足的叹息。可是在这个时代，充斥在生活中的要么是欲望膨胀的嚎叫，要么是麻木不仁的冷漠。此时的哀愁就像丧家犬一样流落着。生活似乎在日新月异发生着变化新信息纷至沓来，几达爆炸的程度，人们生怕被扣上落伍和守旧的帽子，疲于认知新事物，应付新潮流。于是，我们的脚步在不断拔起的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间变得机械和迟缓，我们的目光在形形色色的庆典的焰火中变得干涉和贫乏，我们的心灵在第一时间获知了发生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新闻时却变得茫然和焦渴。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似乎已经不会哀愁了。密集的生活挤压了我们的梦想，求新的狗把我们追得疲于奔逃。我们实现了物质的梦想，获得了令人目眩晕的所谓精神享受，可我们的心却像一枚在秋风中飘荡的果子，渐渐失去了水分和甜香气，干涩了、萎缩了。我们因为盲从而陷入精神的困境，丧失了自我，把自己囚禁在牢笼中，捆绑在尸床上。那种散发着哀愁之气的艺术的生活已经别我们而去了。

是谁扼杀了哀愁呢？是那一声连着一声的市井的叫卖声呢，还是让星光暗淡的闪烁的霓虹灯？是越来越眩目的高科技产品所散发的迷幻之气呢，还是大自然蒙难后产生出的滚滚沙尘？

我们被阻隔在了青山绿水之外，不闻清风鸟语，不见明月彩云，哀愁的土壤就这样寸寸流失。我们所创造的那些被标榜为艺术的作品，要么言之无物、空洞乏味，要么迷离傥荡、装神弄鬼。那些自诩为切近底层生活的貌似饱满的东西，散发的却是一股雄赳赳的粗鄙之气。我们看似生活富足，可我们捧在手中的，不过只是一只自慰的空碗罢了。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应积极探索构建人才共享机制。相对于传统用人机制而言，人才共享机制在多方面实现了突破。在传统人才使用观念中，人才是为某一个用人主体服务的，为用人主体独占。建立健全人才共享机制，打破旧观念，盘活人才资源，有利于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同时，在传统用人机制下，人才流动存在不少制度性障碍。人才共享机制可以通过互联网等平台实现人才资源与用人主体的精准对接，突破传统用人机制的刚性约束，降低供需双方的搜寻和匹配成本，更好促进人才流动。众所周知，人才资源作为一种战略资源是有限的，已成为区域发展的瓶颈制约。近年来，为了获取高端人才资源，各地相继出台人才引进和留用政策，甚至出现了区域间人才恶性竞争现象。人才共享机制重在盘活现有人才资源，通过人才共享机制做大人才“增量”，可以满足更多用人主体对人才的需求。

探索构建人才共享机制，需要在以下几方面着力。在“共享”一词已成为社会热词，共享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的背景下，在选人用人方面，我们也应该树立人才共享理念。“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实现人才共享，要为人才松绑，建立灵活的用人制度，不拘一格用人才。要进一步打破户籍、地域、身份、学历、人事关系等制约，为人才合理流动、高效配置提供通道。构建人才共享机制，要防止出现对人才只讲使用不讲培育的情况。要形成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相互配合的机制，形成培养人才的合力；统筹产业发展和人才培养开发规划；推动人才工作一体化发展，打破用人单位之间、区域之间人才培养的藩篱。

（1）日本的“过劳死”和美国由不公平而流行的饥饿情况使哲学家罗素得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结论：“人类将比预想的更快地消亡。”

（2）在人类生存的20世纪，几千万人无辜地死去，这证明了罗素判断的正确性。而且如果我们只把自己看作一个长长的生物链中的一环，前景就将更悲哀。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现在生存着大约4000万不同种类的植物和动物。然而，在从前某个时期，地球上曾生存着50亿到400亿个物种。也就是说，只有千分之一的物种仍然存在，创造了地球上99.9％的物种都已死去的生存记录。大批物种的出现和消失提示了有关我们自己命运的问题。人类与那99.9％的物种的不同之处，是因为只有我们才懂得如何运用客观环境来为我们服务——改变环境来适应我们这个种群，而不是像其他所有种群那样去适应环境，最终还是因为环境的变化如冰河时代的到来而消失。因而，人类是独一无二的，他是造物主，而不是自己命运的产物。

（3）然而我们的智慧却并没有保证我们所使用的方法都是明智的。我们的技术能够让我们建造出所希望的任何世界，但我们迄今创造了一个值得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吗？或者更确切的讲，我们是不是在使我们生活的星球像环境学家所警告的那样不适合居住呢？

（4）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正在复制一个如星象学家米奇奥·卡库所总结的自我毁灭的银河模型呢？卡库认为在我们银河中的2000亿颗星球当中成千上万的星球上有大量的智慧生物存在。卡库总结道：“也许其他的文明是自我毁灭的。当然这已无法知道，但是银河系中我们这个部分的明显贫瘠可能对准了那个方向。现在也许轮到我们了……地球上的我们可能会变成一个其他文明所深思的死亡的文明。”

（5）上述推测不是毫无理由，因为人类从古至今从没停止过去做自己所能做的愚蠢的事情。但一个事实是，今天我们面临着我们祖先所没有的优势。其中一个优势就是我们日益提高的技术和生产力，这让我们在历史上第一次创造出了全球性的繁荣。我们所有的祖先都曾遭受过长期贫穷之苦，他们只能依靠数量有限的自然资源。然而我们今天从自然资源中得到的财富更少，而从几千年来积累起来的技术和科学知识中得到的财富更多。因此，__________。

（6）第二个优势就是我们现在所进行着的通讯革命，它使得全部人类的所有进步都可以让所有人迅速地了解和使用。像掌握农业和冶金术这样基本的进步就不必经过几个世纪甚至上千年都还纯粹是区域性的成就，只在有限的和封闭的区域内被人所了解。

（7）今天，人类已经不再局限于使用自然界出产的物质。科学家们会先在实验室中设计出某种需要的物质，然后让这些“人造物质”流行起来。因而也就出现了从传统的石器、青铜和铁器时代到今天基于塑料、陶瓷、合成和其他定制物质的基础上的人造时代的加速进步。那些定制的物质可以用来进行骨移植、人造动脉甚至是整个人造心脏的制作。

（8）人类与生命世界和无生命世界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基本相同的变化。在天花病毒的感染这个全世界曾经都恐惧的疾病上，这个致使大批缺乏免疫力的居民死亡，随后美洲的印第安人、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波利尼西亚和加勒比群岛上的居民都遭受到了几乎灭绝种族、也曾在欧洲持续不断几乎达到了瘟疫的程度，并最终夺去了欧洲大陆人口的三分之二的病毒，已被彻底驯服。今天天花与人类的关系已经完全倒置了，只有一点病毒被储存在美国和俄罗斯的实验室里面。已知的最后一例天花病毒是1977年在索马里发现的，1980年所有自然状态下生存的天花病毒都被消灭掉了。人类的统治在生物界和非生物界几乎都占据了主导地位。物理学家维纳·汉森伯格总结道：“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在地球上第一次面对的只有他们自己”。而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讽刺就是，人类这种主导权正是全球的精神忧郁症的根源。

（9）与我们内在的自己、而不是与外部世界的对抗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不仅要求我们具备更多的知识和技术，还需要我们为知识的王冠添加一个伦理的指南针，以便提供正确的目的和方向。17世纪，当科技革命出现时，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就提醒人们要注意它的巨大潜力并提防它的危险。他热情地赞同通过科学追求“知识与技能”，但他又说这种追求应该带着“谦逊和慈悲”地进行。不是“为了心情的愉悦，或为了竞争，或为了比他人优越，或为了利益和名誉、权力，而应为了生命的利益和价值”。

（10）福特罕姆大学的《社会健康指数》和电视屏幕上的每日新闻都清楚地表明，到目前为止我们忽略了培根的告诫。在这个分析中，关键词是“迄今为止”。这个词提出了全人类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我们目前的困境是否像以前曾遇到过的终将被我们克服的暂时的困境呢？还是因为它建立在人类天生的富于掠夺性和欲望的基因基础上，因而这种困境是永恒的？

汉代人建构起以“天人感应”为特色的世界图式，以物质性的阴阳五行观念来解释和改造人与自然，在冯先生眼中，这是汉代人科学精神的表现。但对于汉代的科学观，冯先生并非完全认可，原因在于这种科学观具有神秘主义成分。

先生认识到，汉代的“天人感应”说揭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真理，而是一种“神秘的联系”。这种联系的神秘性表现为以不可言说的“感动”作为沟通人与自然的桥梁。人的行动特别是统治者的行动可以神秘地“感动”自然界，使之有正常的或不正常的现象。

汉代人认为“天人感应”中神秘的联系主要源于“同类相动”原则。“类”概念的提出，在冯先生看来，是阴阳五行家实现“天人感应”的关键。自先秦以来，阴阳五行家便发现“类同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的“同类相动”现象。对此冯先生并未完全否定，他指出“两个乐器，如果震动数相同，可以引起共鸣，这就是所谓 ‘同声相应’。这是真实的”。而对于“从山里出来的云彩有草木的形象，从水里出来的云彩有鱼鳞的形象”等观点，他却认为“这些都是毫无根据的虚构”。这种虚构“把自然现象拟人化，认为在自然界中起作用的力量，也是有意识、意志和目的的”。这在冯先生看来是唯心主义思想。从历史角度看，汉代“天人感应”的科学观虽由先秦阴阳五行说发展而来，但已由先秦的“唯物主义”转为“唯心主义”。

冯先生指出，战国时代阴阳五行家所说的五行和阴阳基本上还是物质性的东西。但先秦的阴阳五行说在秦汉时期出现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一种是延续了先秦阴阳五行说的自然主义路径；另一种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此说“把阴阳和五行看成是具有精神、意识和道德属性的实体，从道德意义去了解阴阳五行相互作用的法则，把现象间的相互影响看成一种精神性的‘感应’或上帝意志的体现，认为世界的变化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汉代人这种以“天人感应”为特色的世界观源于人的主观联想与虚构，并非通过实验获得的确切认知。根据这种虚构的认知来解释和改造人与世界，在冯先生看来正是这种学说的神秘性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冯先生所说汉代的阴阳五行说分为自然主义与神秘主义两种路径，这两种路径虽对立，但却是同一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自然主义的科学观念是“天人感应”说的基础，而“天人感应”说是建立在阴阳五行科学观念上的世界图式。由此看来，“天人感应”说是建立在汉代科学观基础上的一种神秘主义的世界观。

（摘编自代玉民《神秘主义的科学观——论冯友兰眼中的汉代科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