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着的脚

叶圣陶

中山先生站在台子上，闪着沉毅的光的眼睛直望着前面；虽然是六十将近的年纪，他的躯干还是柱石那样直挺。他的夫人，宋庆龄女士，站在他旁边，一身飘逸的纱衣恰称她秀美的姿态，视线也直注前面，严肃而带激动，就像面对着神圣。

前面广场上差不多挤满了人。望过去，像巢里的蜜蜂一般一刻不停地蠕动着的全是人头，大部分人戴着草帽，其余的光着，让太阳直晒着，沾湿了的头发乌油油得发亮。广场的四围是浓绿的高树，枝叶一动不动，仿佛在特意严饰这会场似的。

这是举行第一次广东全省农民大会的一天。会众从广东的各县跑来，经过许多许多的路。他们手里提着篮子或是坛子，盛放那些随身需用的简陋的东西。他们的衫裤旧而且脏；原来是白色的，几乎无从辨认；原来是黑色的，反射着油腻的光。聚集这么多的人在一起开会，他们感觉异常新鲜又异常奇怪。

但是他们的脸上全都表现出异常热烈的虔诚的神情。广东型的深凹的眼睛凝望着台上的中山先生，相他的开阔的前额，相他的浓厚的眉毛，相他的渐近苍白的髭须；他们又同时仿佛觉得中山先生也在渐渐凑近他们，几乎鼻子贴着鼻子。他们的颧颊部分现出比笑更有深意的表情，他们厚厚的嘴唇忘形地微微张开着。

他们中间彼此招呼着，说着话。广场上因为人多，声音自然不小。但是那说话的情态显然不含浮扬的意味，可见他们心头很沉着。

人还在陆续地来着，广场上人头铺成的平面几乎全没罅隙，不过这时人头仿佛却不如先前那样蠕动得厉害了。

仿佛证实了理想一样，一种异常欣慰的感觉浮上中山先生的心头，他不自觉地阖了阖双眼。

这会儿他的视线向下斜注，看到的是站在前排的农民们的脚：那是些赤着的脚，留着昨天午后雨中沾上的泥，脚面上静脉管蚯蚓一般蟠曲着，脚底黏着似的贴在地面上。

好像遇见奇迹，好像第一次看见那些赤着的脚，他一霎时陷入到沉思中了，虽说只是一霎时的沉思，却回溯到了几十年以前：

他想到自己的多山的乡间，山路很不容易走，但是自己在十五岁以前，就像现在站在前面的那些人一样，也总是赤着脚。他想到那时候自己家族的命运同现在站在前面的那些人相仿，全靠一双手糊口，因为米价贵，吃不起饭，常常只好吃山芋。他想到就从这一点，自己开始怀着革命的思想：中国的农民不应该再这样困顿下去，中国的孩子必须有鞋穿，有米饭吃。他想到关于社会，关于经济，自己曾不倦地考察，不倦地研究，从而知道革命的事业必须有农民参加；而革命的结果，农民生活更应该得到改善。他想到自己曾经为了这些想法撰文，演说，找书，访人，不知不觉延续了三四十年了。

而今天的眼前，他想，满场站着的正是比三四十年前更困顿的农民，在他们身上，有形无形的压迫胜过他们的前一代。但是，他们今天赶来开会了，在革命的旗帜下聚集起来了，这是中国一股全新的力量，革命前途的——

这些想头差不多是同时涌起的。他重又特别关注地去看那些赤着的脚，一缕感动的夹杂着酸楚的意味从胸膈向上直冒，心头燃烧着亲一亲那些赤着的脚的热望，闪着沉毅的光的眼睛也跟着潮润了起来。

他回头又看了看他的夫人，宋庆龄夫人正举起她的手巾，含着微笑代表自己向热情与会的农民会众致意致谢。

楼道里的关门声

杨乃云

七层的楼房，我住四楼。

刚住进来的一段日子里，每天都被“咣”的一下关门声震醒，并且是在刚刚入睡的夜半时分，接着又是一阵噔、噔、噔的脚步声。

开始几天尚能忍受，以为可能是一种暂时现象。日子久了，再有涵养的人，情绪也会失去平衡。终于有一天，我再也忍耐不下去了。门响过后，我爬起来刚要下床，被妻子一把拉住：“干啥？”

我忿忿地说：“我明白了，准是七楼那个‘缺教’的浑小子。不行！我得去警告他一下，总得懂点公德吧！”

妻沉默一会，说：“明儿再说吧。”看来她也受够了。

早上起床后，我要去七楼。

妻喊住我：“先别！要去说也要讲究个方式方法。刚搬来互不了解，以后熟悉了都是好邻居，这样贸然地去，说不好会伤和气的。我必须先去打探明白究竟是不是七楼那个孩子。”还是女人心细，想得周全。我把希望全寄托在妻子身上了。

几天过去了，响声依旧。我又发作，刚爬起来又被妻子拉住，她细声地说：“深更半夜的，别去了。习惯就好了。”

“习惯？还需培养这样的习惯？岂有此理！”我的火一半来自关门声，一半对着妻子的不负责任。妻子似乎洞察出我的心思，耐心地说：“先躺下，听我说。是七楼那个孩子。我打听清楚了，他爸爸是工人，妈妈得了癌症又下岗。孩子今年高考，为了帮助妈妈治病和筹措高考的资费，每天白天复习，晚上在一家便利店打工。”

我的火基本消了一半。不过又一想，孩子是遭人同情，但关门时轻一点不就得了，何必用那么大劲。

以后的日子里，门继续响，我继续醒……不知不觉中，我真的习惯了，每天听完那“咣”的一声，便会很快地睡去。

这几天我突然失眠了。追其原因，原来几天没听到门响了。我推一下妻子：“哎，怎么几天没听到门响了？”

妻闭着双眼：“你仔细听。”

我屏住呼吸，侧耳细听。不大一会儿，楼道里传来“啪哒”一声，声音很轻，但很清晰，像是门锁的声音。再细听，沉重而缓慢的脚步声由模糊而清晰，又由清晰而愈来愈模糊。

我默然地转向妻子，没开灯，借着窗外投进的月光，发现妻子眼角上挂着两行泪珠。

妻子仍没睁眼，从喉咙里挤出一句：“他妈妈死了！”

我沉默了，无力地瘫倒在床上。

接下来便是连续几天的失眠，静候着那一声仿佛托着我神经的“啪哒”一响。既然睡意渺然，不如下楼去等。我轻轻地下床，披上外衣。妻子没有阻拦，翻来覆去地躺在床上。

我小心地走下楼梯，拧开门锁，摸一块石头把门掩住。然后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门外的台阶上。孩子终于回来了。双手抱着肩膀，抖抖瑟瑟地跚步走来，像一株风霜中摇曳挣扎的小树。

我的心不知为什么骤然间怦怦跳动起来。

孩子发现了我，先是一惊：“谁？”

“哦！是我。”我捂着胸口站起身来。

孩子一定神：“大爷，是您。这么晚了没睡，在等人？”

“是！噢，不、不……”

孩子看到了虚掩的楼道门，突然明白了什么：“大爷，对不起，前些日子可能影响您睡觉了！”“没———没有！”

“大爷，”孩子小声说，“我那是特意的。那时候，妈妈只要一听见这门响，脸上立刻就会露出笑容，说一声‘儿子回来了’，然后放心地合上眼睡觉了，”孩子眼里的水光合着如水的月光在闪动。“孩子……”我扶着孩子的肩头，一同迈进楼道门口。

孩子一手拧住门锁的拉钮，将门小心地掩好后再慢慢地把手一松，只听门锁“啪哒”一响。我的心骤然一缩，眼里涌出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