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每年4月23日确定为“世界读书日”。2006年，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并会同中宣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书》。经过不懈努力，我们欣喜地看到，微信朋友圈中读书的人多了，报刊媒体上倡导全民阅读的声音响了，各种荐书书目看不过来了，众多民间图书馆、绘本馆、阅读推广公益组织成长起来了，自动借书机、流动借书车、流动图书角和24小时书店在各地出现了……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国民阅读率和阅读量开始持续上升。

（摘编自《光明日报》）

材料二：

2017年4月18日上午，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进一步对各类数字化阅读载体的接触情况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2016年我国成年国民的网络在线阅读接触率^（注）和手机阅读接触率有所上升，其他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有所下降。

2008年到2016年网络在线阅读接触率、手机阅读接触率

（摘编自2017年4月“中文互联网数据资讯中心”）

（注）接触率：一个人或家庭在某一特定时间内接触某一媒体的次数。

材料三：

在2017年“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亚马逊中国发布“2017全民阅读报告”。从阅读报告整体来看，“全民阅读”发展趋势良好，受众的阅读热情不断高涨，阅读的内容及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报告显示，56%的受访者年度阅读数量超过10本，并且85%的受访者同时使用纸、电两种介质进行阅读。电子阅读作为阅读的重要形式，已经越来越多地被读者接受，而年轻一代更成为电子阅读的生力军。其中，“90后”和“00后”对电子书的接受程度高于其他各年龄段，纸、电“一起读”成为主流。同时，78%的受访者选择通过社交平台分享与阅读有关的内容，与网友“一起读”成为数字阅读时代的独特行为。数据显示，热门影视剧原著依然是畅销书榜的常客，如《人民的名义》《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持续畅销，诗词类节目，如《中国诗词大会》等则带火了诗词类图书。

（摘编自“人民网”）

材料四：

古有鱼传尺素，今有图书漂流。而当图书漂流遇到高铁，旅行的你会跟哪一缕书香邂逅？“鱼书计划”旨在推动全民阅读，“鱼书”二字出自中国古代典故“鱼传尺素”，指书信的传递。参与图书漂流活动的旅客，可在候车厅的自助式图书漂流点——鱼书漂流站上选取想要阅读的书籍，并通过输入身份证号码或车票信息等方式注册个人信息，扫描图书编码之后，即可将图书借走。此外，读者可以通过扫描漂书上的官方二维码，进入漂书讨论区，与来自不同城市的漂书人一起分享自己的阅读感受，参与实时书评互动，让图书在日常生活中真正漂流起来。

（摘编自《长沙晚报》）

中国的“德治”传统

在社会治理问题上，中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德治思想，并形成德治传统。德治思想的源头可追溯到尧舜时代。关于德治的记载，最早成书于周代的《诗经》《尚书》中。《诗经》不少诗篇蕴含着前代圣贤以德治国的思想，《尚书》中提出了“敬天保民”“以德配天”的命题。要保住天命，就必须敬德，以祈天永命，勤政爱民，得到民众的真心归附。德治思想的另一含义是“明德慎罚”。提倡德治并非不要刑罚，而是强调实施教化，先教后罚，以刑辅德，不专以刑杀立威。“明德慎罚”将道德教化与刑罚措施糅合，奠定了中国古代治国的基本理念。孔子继承周代的德治思想，强调治国要以礼乐为核心，突出教化作用。社会秩序井然，人际间和谐相处，是孔子希望通过德治达到的理想状态。

德治思想是“周孔之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世政治家、思想家不断探索，深化了德治思想的内涵。

战国时，沿着孔子的思路，孟子提出了一系列仁政主张。他主张“以德服人”，反对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提倡“省刑罚”，教育百姓做到孝悌忠信。西汉初，陆贾告诫刘邦。提出了“治以道德为上”的观点。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代德治思想定下了基调。他认为治理国家不能只靠刑罚，要通过教化培养人的是非荣耻之心，德治思想成为政治领域的主导思想。

唐朝前期，隋朝二世而亡对唐初君臣是严厉的警示。唐太宗说：“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既要发挥道德教化的作用，也要发挥法律的制约作用，二者不可割裂，互为补充。在刑罚的施用上，唐初务在宽简。在唐太宗等人德治思想影响下，唐高宗、武则天时期，遵循先人遗训，缓刑用仁，谨慎治国，天下大治。

宋代理学形成阶段，德治思想深深打上了理学烙印。朱熹从人心的角度解释德治。仁心表现在政策上就是爱民如子、平易近人、爱惜民力等。理学诸子概括出了“三纲八目”的治国模式，期望君主志向确定而达到天下大治。理学家提倡教化，整肃人心，通过书院讲习等传授儒家伦理，为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后世产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国家意识，与理学家及其追随者的讲学不无关联。

德治思想从确立始，历经几千年的演进，围绕“礼法并治、德主刑辅”的逐渐深入，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指导思想。当今社会，依法治国作为基本国策，强调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任何人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有人认为法治与德治不能并存，否定“以德治国”。古代社会提倡德治并非不讲法治，而是主张加强教化，做到礼法并用，宽猛相济。我们要借鉴古代重视教化的传统，为“依法治国”打下“以德治国”的根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人们的生活，使大家自觉遵守社会规范，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现代化道路。

 (选自2015年4月13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告别三峡   赵本夫

告别三峡，已经讲了几年。其间除去旅游部门炒作的成分，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游客，多是怀着真诚惜别的心情去三峡的。长江浩浩荡荡，自由自在地奔腾了亿万年，第一次被人类强行改变它的面目。今年六月大坝蓄水后，上游六百多公里的长江，将变成一个狭长而巨大的水库，三峡将不再是昔日的三峡，长江也不再是过去的长江了。它将失去许多原始的形态和野性，变得温顺、驯服。建造三峡大坝是经过科学论证的，我们不怀疑它将在防洪、发电、航运等诸多方面发挥特殊的功用。但当这条亘古以来一直追求自由的大水终被锁住时，人们还是蓦然生出一种怜惜、怅然和失落。

去年十月底，我终于去了三峡。正是深秋时节，长江两岸的山峦有些冷峻之气，“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我的确感受到了大江的气势。但老实说，三峡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美丽奇伟，山不够绿，水也不够清，浑黄的江水泥汤一样翻滚流淌。江面上往来船只很多，有客轮，那上头满载着告别三峡的游人；也有货船，装满各种各样的物资，船体吃水很深，看了让人揪心。江面繁忙而嘈杂，即使面对美景，也少了从容欣赏的情趣，只感到一种紧迫和忙乱。此时，距三峡明渠截流只有几天的时间了，届时将要断航，该运的急用的货物要赶快运出，天南海北赶来的游客要最后看一眼原始的三峡。那时，我和所有的游客一样，都显得多情而惆怅。但在后来的日子里，当我实地目睹了涪陵、万州、云阳、巫山等地移民拆迁的许多现场后，却突然发现自己和游人的多情惆怅是多么的空洞。

在整个三峡库区，有一百多万移民，其中有十二万人迁去外省定居，剩下的或远或近，也都要离开自己的家园。长江两岸，到处可见残墙断壁，瓦砾成堆，一座座县城，一个个乡镇和村落，全都成了废墟。百万移民为三峡工程建设所作出的巨大牺牲，他们舍弃祖辈生活的土地远离家乡的故事，搬走前夜一村人在露天场地上喝告别酒时相拥而泣的场面，临行前向滔滔长江向已成废墟的故土磕头祭拜的情景，一次次让我动容，让我顿生敬意。那时我才真切感到，他们才是告别三峡的主角。游人的告别只是一个概念一个情结一种诗情，而百万移民的告别才是实实在在撕心裂肺感天动地的。

告别不一定都是坏事。在远离长江的地方，我同样也看到了一座座崭新的城市和村镇，三峡移民已经开始新的生活，建设新的家园。其实，在今天的中国，移民已不应再被看成苦难的象征。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在急速发展，正是因为新移民走了进来。而为数更多的遍布全国的打工族和流动人口，正像鸟儿寻找新的栖息之地，随时准备把家乡作故乡，把他乡作家乡。在人类历史上，移民总是伴随着苦难和生离死别，但同时也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乃至人种的优化。移民从来就是一股活水。当年，如果没有欧洲移民，就不会有今天的美利坚。中国人固守家园，终老一生的传统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移民正成为当今中国具有活力和开拓精神的一个群体。（2003.2.14）

当代中国的科幻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出于科学知识普及、为现实服务的创作。一些小说虽将时空延展至千年之后、宇宙之间，却仍然因为缺少对历史本质的深入观照而缺乏宏大感。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王晋康、刘慈欣、江波、阿越等人的笔下，中国科幻小说的时空维度才真正较为充分地得到了延展。从早期的《亚当回归》开始，到后来的《水星播种》《逃出母宇宙》等，王晋康科幻小说中的世界倏忽千年，动辄万里，故事中的人物或穿越到原始社会，或用星际冬眠的方式抵达遥远未来。其小说通过这样的时空穿梭，站在人类文明史的高度，思考基因技术、人工智能、太空开发等前沿科技对于人类生活可能产生的影响。

除却广阔的时空维度，科幻小说独具的科学精神与科学美学，也让这一文学类型本身具有宏大的特质。王晋康说过，宏大、深邃的科学体系本身就是科幻的美学因素。要把科学之美在文学中表达出来，需要小说家兼具文学与科学两种素养。英国的阿瑟·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与拉玛相会》等作品，用流畅、极具画面感的文字为读者描绘出外太空极致的理性之美；刘慈欣的《地球大炮》里穿越地心向太空发射的地球大炮、《流浪地球》里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的地球发动机，生动形象地展现了科技铸就的机器美学。同样是充满力量感和惊奇感，但与自然山川河泽的雄浑壮美完全不同，科学之美是一种融合理性美、秩序美和逻辑美的“人类世”之美，冰冷、肃穆而崇高。

科幻小说宏大叙事的另一个层面，即作为文学长篇叙事的宏大。首先是“叙事的宏大”。在科幻小说家中，王晋康、刘慈欣努力以科技文明为内核书写价值信仰，但是对科学的坚定信仰并不能够支撑起人的全部价值理念，只有有效地将科学精神与现代人本精神、人性探索融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实现科幻小说的宏大叙事。在这方面，有些作品表现出科学精神有余而人本精神不足的缺陷。

其次是“宏大的叙事”。精神提得再高远，如果叙事能力跟不上，那么这个宏大叙事依然是有问题的。很多科幻小说可以轻易地把时空范围延展到星际之间、千年之外，但在基本的人物形象塑造、情节设置方面，仍然比较单薄、生硬，观念化的痕迹相对明显。而另外一些科幻小说，则是叙事技巧到位，对人性、人情的书写在某种程度上为主流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比如陈楸帆的《荒潮》，韩松的《地铁》和《医院》系列等，但这些作品由于价值观念的问题，又比较难以展开宏大叙事。或许正由于此，刘慈欣的《三体》才始终会让人觉得难以超越。

（摘编自詹玲《当代中国科幻小说的宏大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