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唱歌选秀、户外真人秀等类型之后，喜剧正在成为当前电视综艺节目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笑傲江湖》《欢乐喜剧人》等数十档喜剧类电视综艺节目，轮番上演，成为荧屏新风景。

喜剧以夸张的手法、巧妙的结构、诙谐的台词及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引起人们对丑和滑稽的嘲笑，对正常的人生和美好的理想予以肯定。基于描写对象和手法的不同，喜剧可分为讽刺喜剧、抒情喜剧、荒诞喜剧和闹剧等样式。在中国艺术舞台上，从王实甫的《西厢记》、关汉卿的《救风尘》到当代的《抓壮丁暗恋桃花源》等，一直都蕴藏着喜剧的基因，散落着喜剧的种子。随着艺术表现形式的多样化，除了传统的舞台喜剧，还出现了喜剧电影、情景喜刷、喜剧型广播剧、喜剧类综艺节目等。

现代人生活、工作压力前所未有，喜剧让人或捧腹或开怀，为生存于压力之下的人们提供了宣泄情绪、释放压力的出口，尤其在当下社会转型期，喜剧更为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观众提供了心灵按摩和温情安慰。在话剧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开心麻花”系列却一票难求；在电影市场激烈的竞争中，《泰囧》等喜剧片票房大卖；在电视剧产量供过于求的情况下，都市轻喜剧也总能取得不错的收视成绩，这些都反映出观众对喜剧的强烈需求。

虽然电视荧屏上出现了大量喜剧类节目，可在喜剧研究专家蔡体良看来，近些年，中国喜剧的发展却并不乐观，“真正意义上的喜剧精品，屈指可数”。蔡体良的话指出了当前中国喜剧的最大问题：量多质不高。另外，随着收视竞争的加剧，一些喜剧节目“喜”得有些变了味。比如，有的节目拿残疾人的生理缺陷开涮，有的节目用低俗的段子吸引眼球，还有的节目用社会阴暗面刺激观众的神经。所有这些，也能让观众笑，但观众获得了欢笑，却被玷污了心灵。

观众需要笑，但不是肤浅的笑。喜剧的本质不能被低俗小品所取代，也不是插科打诨所能表达的。喜剧应该用传统文化与高雅品质赢得观众，而不是用媚俗的桥段取悦观众。正如著名作家冯骥才所言，喜剧应该是纯粹的艺术。观众期待那种有意味有滋味的笑，期待被商业文化挤到边缘的喜剧艺术重新回到当代文化生活中来。

法国思想家狄德罗说过，严肃的喜剧是以人类的美德为主题的。真正优质的喜剧节目，不仅能让观众发笑，还需要包含真性情，甚至针砭时弊，给人以思考。比如俄罗斯喜剧大师梁赞诺夫的系列喜剧，再如相声大师马三立的作品，均令人回味无穷。特别是马三立表演的内紧外松、有条不絮、惟妙惟肖、含蓄隽永的“抖包袱”，使得人们在回味之后才会发笑，即所谓会心一笑。这些都是喜剧的最高境界。

“笑”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而优质喜剧背后一定有对人生的思考。在欢笑中引发对现实的思考，引导观众树立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这是喜剧应有的价值追求。今后的喜剧创作，应该锁定普通人的生活，融入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并通过对普通人生活百态的描摹，凸显一定的时代精神。

（摘编自张默然《观众需要的不是“肤浅的笑”》）

盯住刘大雄

王溱

卢浩被叫到领导办公室，进门便看到刘大雄。刘大雄是市纪委三处的头儿，主要负责党风党纪。

卢浩同志，根据有关人员举报，你和处里的有关人员在昨晚接受过下属单位的宴请，并接受礼品，严重违反了八项规定。刘大雄挺直了身子看着卢浩说。

卢浩的头“嗡”的一声，大了，解释道：我们就吃了个工作餐，至于礼品，那不过是属于试尝品，算不上礼品。

在酒店里吃工作餐？试尝品发放的对象是专家、市场营销、商家代表，你们算是其中的哪一类？刘大雄的话有些咄咄逼人，但卢浩意味凭两人的交情顶多写个检查。没想到，一周后市纪委给他和另外三名同去的党员，党内警告处分。

卢浩心里还有点不服气。这事放在以前算什么？卢浩现在最担心的是未来的前程。自己不到五十岁，还有发展空间，这下麻烦了。

想起这，卢浩心里就不舒服，对刘大雄一肚子“意见”。这天，不知谁又说起这事，说着说着又提到刘大雄。刘大雄就没有点“出格”的事？

卢浩心想，对啊，别人能犯错误，刘大雄就不会马失前蹄了？盯住刘大雄。于是卢浩一天一个人，下班后盯住刘大雄。但一连几天，刘大雄下了班也不离开办公室。卢浩纳闷，刘大雄连轴转也不嫌累？卢浩从心里有点佩服刘大雄了。

也许这些日子他们忙，过几天就会松闲。人一松闲下来就会考虑个人生活，那时就有好戏看了。卢浩鼓励同事。

晚上值班的同事打来电话，说刘大雄被一辆挂着公务车牌的面包车接走了。公务车牌？那就是说是公车私用了，单凭这点也是违纪。卢浩兴奋地搓着手。这回看他怎么说？卢浩突然有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刘大雄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大学毕业分配到了城市，一直干到处长。假如真的出了事，刘大雄会一下子跌落万丈深渊，从此抬不起后来。

卢浩的同情心占了上风。他掏出手机想告诉同事别跟下去了，但又想到，他刘大雄考虑过自己吗？想到此，卢浩又把手机放进了口袋。

快来吧，这里真的很热闹啊！好多公车，酒店门外还有登记的。同事有些激动又兴奋地说。

卢浩打车往酒店奔去。车到酒店刚停下，便有笑容可掬的小姐迎上来。先生是来参加慈善义捐活动的嘉宾吗?

是捐赠活动，不是饭局啊!他把同事拉到黑影处说。我这也是刚弄明白的。刘大雄是书法家协会的会员，来捐字的。慈善总会派车去接的。我刚才在登记处看到了，他捐了两幅条幅。

这一出戏演得真是让卢浩脸上无彩。

卢浩发现，刘大雄的加班，成了正常工作，甚至周六周日都照旧来办公室。卢浩他们也随着刘大雄的规律调换策略。周六周日也来“陪”着。

开始，无所事事，后来觉得时间这么流失了可惜，便开始看书，写笔记，甚至做第二天工作计划。习惯成自然，同事们都私下说，这“盯梢”工作变成了自觉工作!再后来，大家说起刘大雄来，更多的不是抱怨，而是钦佩了。

下午卢浩在楼道遇上一位妇女在打听刘大雄的办公室。妇女手里拿着一个大尼龙绸包，鼓鼓囊囊。卢浩脑子一下子飞速转起来。是不是来行贿的?卢浩觉得不能放过这个抓住证据的难得机会，便指了指刘大雄的办公室。他快步闪进旁边的开水间。在那里面可以清晰地听到走廊上的谈话。

刘大雄大概没在办公室，出来送妇女的是徐副调研员：这土特产刘处长不会收的，我们也不会收。你丈夫有问题，是他的事。但孩子有病做手术需要钱，我们力所能及捐点是应该的。

知道事情的原委后，卢浩久久没说话。年底到了，让卢浩意想不到的是，他们处获得先进。卢浩瞄了一眼刘大雄办公室，心里五味杂陈。

这天轮到小马晚上“值班”，但突然接到家里电话，说亲戚要来，让下班回家团聚。

卢处，能不能缓一天再盯?

不盯了，以后不再盯刘大雄了。卢浩若有所思地回答。

那盯住谁?

盯住自己。

（《光明日报》2017年04月07日14版，有删改）

萧红带我回到身后的村庄

孙惠芬

①遇到萧红，是1986年。这一年3月，我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小窗絮语》，小说写一个青年在城里读了两年书之后再回到乡下家里的烦恼心绪，她闻不惯乡村恋人身上浓烈的化肥气味，听不惯奶奶、父母、哥嫂随地吐痰的声音，更不接受原来有着远大理想的闺中密友已结婚生子、被活生生拉进泥土的现实……想不到，小说发表之后，一个读者专程驱车从大连开发区来庄河见我，还带来一位热爱小说的朋友，那位朋友送给我一本萧红的《呼兰河传》。

②与慕名而来的朋友究竟说了什么，全然记不得了，唯一记得的就是把他们送走后，封皮上“呼兰河传”四个字向我闪烁着急盼盼的眼神。在那个遮蔽了窗帘的昏暗的宿舍小屋，我彻夜无眠，像吸附在一块磁石上的铁屑，随着磁石的移动微微颤抖：一到冬天就裂了口子的大地，一到春天就陷进泥浆的马车，只有秋天才热闹起来的山野，还有漏雨的粉房，荒凉的草房人家，还有祖父、祖母，还有在大街上自由窜动的蜻蜓、蚂蚱、小燕子，分布在小城街头的金银首饰店、布庄、茶庄、彩纸铺……我不知道是被游走在文字里自由自在的灵魂打动，还是被镶嵌在荒蛮大地上的孤独寂寞感染，我一经走进去，便再也不能自拔。第二天早上，当我睁着一双熬红了的双眼爬起来上班，我的眼前，已经站立起另一个村庄。她坐落在盆地中央，前后街两排草房，她前边有两条细长的河谷，河谷两岸长着丰沛的野草，她就是生我养我的辽南乡村山咀子。

③1986年，通过萧红，我看到了自己的村庄。我的村庄一直都在，它叫庄河，庄河，庄庄有河，所有的河谷都通着大海。我故乡的河谷，两岸长满了野草，顺着长满野草的河谷向东南方向走，不出一小时就能走到海边小镇，那小镇叫青堆子。在乡下待得寂寞厌倦时，被父母管束得喘不过气时，我就顺河谷小道逃往青堆子小镇，叛逆的情绪往往随着河谷岸边的野草一起摇曳。我初始写作，抒写的就是这种急于逃离的叛逆情绪。虽然在这种情绪中，也触及到村庄的人和事，也描绘过大街、土地、山野、草丛，可我的情感是厌恶的，憎恨的，我对村庄人事景致的书写是下意识的。朋友喜欢《小窗絮语》，或许是他看到了那里边下意识的部分：朋友的朋友送来《呼兰河传》，或许是觉得我下意识书写的村庄和萧红笔下的村庄有点像，可他们不知道，他们唤醒了我对属于自己的那个河谷村庄的感情——那天早上，当我满眼都是我故乡的村庄河谷，河谷两岸丰沛的野草，一股挚热的溪流涌进眼角，我一瞬间热泪盈眶。

④伤害也同样来自于1986年。这一年5月，我从一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摇身一变，成了拥有城市户口的城里人，成了天天在文化馆上班的文化人，可是野草一样在山野里长大的我，对按时上下班，对程序和秩序有着天然的抵触：尤其受过教育的小城文化人的假模假式，为一件小事反复争议不断重复的无聊会议……我备感压抑，甚至得了严重的失眠症。就在这个我失眠最厉害的时期，《呼兰河传》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河谷村庄一一无异于让一株在乡野上摇摇晃晃生长了20多年的野草，回到了那片自由的土地。

⑤我不知道，当年驱车而至的来访者，是不是心灵的自由在喧嚣的开发区备受压抑，才在我无意识写到的村庄里找到寄托？也不知道，那位送我<呼兰河传》的朋友，是不是从我的作品里了解了我的压抑，才有意让萧红带我回到身后的村庄？或者，是他们觉得作为一个写作者，必须知道我是谁，我的故乡在哪里，才能在文字里建立起一个自由的艺术王国？我只知道，在我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有陌生人专程为我送来萧红的书，是老天的眷顾，是上帝的垂青，是命运的奇迹。

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我国保存了大量的纸质文献典籍。中国作为四大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同时也是古代文献收藏的大国，一向以人文荟萃、典籍浩紫著称于世。全国各级公共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教育、宗教、民族、文物等系统均有数量不等的古籍收藏，是名副其实的历史文献大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是民族之魂，有超越时空的稳定性与凝聚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认同，正是今天及未来我国文化工作的精神支撑与理论基础之一。互联网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面对文化多样性与全球化的挑战，中华典籍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其意义则显得更为重要。

党的十九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文化自信写入党章，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全新拓展和深化，是对文化战略地位的全新认识和升华。我们应该意识到，“当代中国文化虽然有现代文化因素和外来文化因素，却离不开中国文化传统这一根本和根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与。

早已有学者发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并非偶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着许多共通之处。倒如，梁漱溟先生谈到：“无产阶级精神既有高于我们习俗之处，同时又和我们的固有精神初不相远，中国人很容易学得来。”古代中国“理性早启，文化早熟”，中国文化偏重人与人之间的情理，这使得中华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工具理性”。换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贯重视人与人的关系，这与资本主义社会重视人与物的关系截然不同，但与马克思主义却有一定的相容性与一致性。今天，我们谈及文化自信，就是希望建立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博弈争夺理念的规则与价值”，这是一种我们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文化发展方向，其中的源泉之一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一个特别重视对本民族文化进行总结与待承的民族。早在汉代，中国的书籍就已经“积如丘山”。历史上大多朝代对全国的书籍都进行过大规模和全面的整理，二十四史中的《经籍志》展示的就是千万学者前赴后继的壮观成果。这些群书目录及书志，使得中国古代的书籍像一支军队般整齐有序又蔚为壮观，对我们今天研究中传统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留存于海内外的大量古籍，为我们的文化自信打下了扎实的文献基础。

当前，我们对中华典籍的现代保护与整理工作，仍处在起步阶段。我们应通过对中华古籍资源的开发，让留存于中华古籍中的理念、技术、故事通过现代视角、现代技术的梳理与转化，回客当代问题，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工作之中，为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助力。

（选自谷敏《中华典籍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基础》，《学习时报》2018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