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 脸

范小青

我和我老婆，老夫老妻。

好多夫妻，有了第三代，互相间就不再以名字相称，而是按着孙辈的叫法来称呼对方，我喊她奶奶，她喊我爷爷。好多人家都这样。

既老又不太老嘛，是个尴尬的年纪。还年轻时那样喊名宇，甚至是爱称、昵称之类，感觉就有点儿异怪了。

现在年轻人好像有个什么“么么哒”，也不知道啥意思，反正上了年纪的，都不这么喊，别说心呀肝的，连原先好好的名字，喊起来都觉得怪不自然了，干脆就扯着嗓子连名带姓一起喊。但是如果真这么喊，人家又会觉得你们家生分了，像外人了，也不够文明礼貌呀。

所以我们的婚姻生活中有么一段时间，互相间的称呼有些奇怪，经常没来由地就变了，一会儿喊小名，一会儿是大名，又或者是连名带姓，一会儿又是“喂”“哎”，总之怎么喊都觉得不顺，拗口。

还好，这样的尴尬时间并不长。

我老婆在小区门口的超市做收银员，大家都认得地，喊她曾阿姨，我听到了，觉得称呼不错，就跟着喊，时间一长，她就是曾阿姨，再也不是我当初穷追到手的曾优美了，差不多同时，曾阿姨也找到了我的新称呼，她喊我艾老师。

艾老师，水开了。

曾阿姨，青菜威了。

真是一个潇洒自在的时代。

后来我们也要与时俱进了，我的手机被偷了，得换新手机。

手机就像是我身上的一个器官，它有温度、有脉动，所以对刚被偷，我就发现了，我一发现手机没了，顿时心脏要停跳了。那还了得。

我以最快度到了家附近的营业厅，先挂失，再用老号码办新手机。

你们懂的，问题来了。

要我的脸和身份证照片匹配。

只有匹配了，才能办理手机业务。

我坐到机器面前，让机器检查我是谁。

你们猜得到，我不是我。

怎么办？我一着急，打电话让我弟弟来帮我解决困难，我弟弟比我横，说不定他有办法。

我弟弟闻迅赶来，因为我电话里口气比较着急，他以为谁欺负我了，见了我就问，人呢，狗日的人呢？一边还抻拳撸臂。

我指了指自己的鼻子说，人在这儿呢，可惜此人已经不是此人了。

等我说明了事由，我弟弟一身的劲儿没处去了。

眼看生意要泡汤，营业员急呀，忽然眼神闪亮，大声说，咦，咦，你，是你。

她把我弟弟的脸拉去和我的照片匹配，额的个神，匹配度百分之六十五。

够了够了，超过五十了，可以办了。

我不在乎她把我弟弟当成我，反正我可以用我的名字办手机了，现在已经进入数据化时代，不用实名制办手机还真不方便。我只是奇怪，为什么弟弟的脸能管我的用？

我和我弟离开营业厅的时候，营业员欢送我们，慢走啊，艾老师。

我顿时头皮一麻，咦，你认得我？

营业员说，我当然认得你，你是艾老师，大名鼎鼎的，这条街上谁不认得你。

我气得说，那你假装不认得我，还为难我？

营业员说，艾老师，我可不敢为难你，但是我认得你是没有用的，系统不认得你，机器不认得你，我就办不了。

她说得真有理。

总之，丢失手机的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有惊无险，有麻烦但不算大。

我又碰到事情了，我要去银行取钱。

你们会觉得奇怪，现在不都已经无纸化了吗，支付宝、微信都行，最老土的现是刷银行卡了，难道还有比这更逊的吗？

有呀，我家儿子相亲了，得带上彩礼呀，什么东西你都可以拿手机支付，彩礼你能吗？不能吧，你看到亲家把手机朝他面前一竖说，你扫我还是我扫你？

还是带上现钱比较靠谱一点。

我带上银行卡和身份证，到了银行，里边一个人也没有。左顾右盼的时候，面前的一台机器突然说话了，我吓了一跳，赶紧听它说，欢迎光临。取款请按1，存软请按2，办理挂失请按3，还有什么请按45678910。

我心想，就取个款，听它那么多干吗，按了个1，塞卡，输密码，结果机器并没有吐钱出来，它又说话了，信息核对有误，请重新核对信息。

难道我的脸又不行了？我气得说，你个蠢货，什么也不懂。

机器说，请重新核对信息。

我正没有办法，旁边突然冒出一个人来，他站到我的取款机前，脸一伸，钱就哗啦啦地吐出来了，他收起厚厚的沓钱，也不数，回头朝我笑笑。

机器说，欢迎下次光临。

我急得大喊起来:不对不对，是我的钱，是我，快来人哪，打劫啦！

曾阿姨拉醒了我，一脸瞧不起的样子，说，你也不嫌累得慌，睡个午觉，还做梦，你要打劫呢？我一下子惊醒过来，出一身冷汗，还好，还好，是个梦，我把可怕的梦境告诉了曾阿姨，曾阿姨冷笑一声说，恭喜你，你的梦已经实现了。

曾阿姨把手机竖到我眼前，我看到一条惊人的标题:巨变！巨变！银行巨变——无人银行正式开业！

（原载《人民文学》2018年7期，有删改）

亲爱的丽丽姑娘

陆清时

每次遇到名字叫丽的女孩，我都会深觉这个女孩生来就不受重视，好像就此被打上了平凡的标签一样。

很久以前在我认识陈丽的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我们从小一起长大，陈丽在学业上毫无天分，和我隔着一条过道坐着，支着脑袋昏睡沉沉，永远睡不醒的样子。她的座位也被越移越后，老师们提起她总像面前有只苍蝇那般不耐烦。

高中总开那种要命的家长会，陈丽和她妈妈坐在角落里，两人一模一样的表情，支着头像要睡觉的样子。我妈奋笔疾书记着老师说的话，忙里偷闲还要嘲笑她们：“有其母必有其女啊。”我没有说什么，但是心里的嘲笑肯定是有的。

因为走得近，班主任总让我帮陈丽补课，好像不让她拖班级后腿是我的义务一样一有时候给她讲数学题，看她心不在焉的样子就忍不住来气，我一生气她就跑到楼下小超市买柠檬奶茶、妙芙蛋糕哄我。陈丽的零用钱总是比我多，她做好多副业，比如代借漫画书、代买电影票、代送鲜花。陈丽为这些小本生意忙得不亦乐乎，拿个小账本在我面前算得格外顺j留，还自己发明了一个类似复式记账的记账方法。

成长总会经历些不可预料的意外，而那时候，陈丽表现得异常坚强。她开出租车的爸爸在她高二那年得肺癌拖了半年去世，她拉着我在小区门口呆坐了两个小时就转头对我说：“我好了，谢谢你陪我。”后来我觉得，可能陈丽就是在那个晚上长大的，她把所有失去的悲伤、对生活的恐惧、对未来的不安都凝结到了一起，转化为对赚钱的热爱，隔壁班有两个女生吃着陈丽大热天跑腿买来的可爱多，还嘲笑她：“你说那个陈丽是不是想赚钱想疯了。”那一瞬，我有点心疼陈丽。当我们不愿意坐公交出门就打出租的时候，陈丽已经因为给快餐店送外卖而对这个城市的道路了如指掌、陈丽绑一个高高的马尾，光亮的额头上总是一层汗。

一小时八块钱的工资，风雨无阻。有几次我问她：“累不累”，她笑了笑，擦擦汗，然后转身就开始忙碌。

高考结束后，陈丽和我都考到了苏州的大学。我学音乐，她念大专的会计专业，时不时她会来看我。要我带她去我们学校的食堂吃饭。食堂的饭莱明明那幺难吃，她却总是吃得津津有味。四年的时间里，我忙着谈恋爱，陈丽忙着赚钱。从一开始的做家教、发传单到之后办兼职中介、办健身教室。毕业的时候我的爱情结束了，工作没有着落。陈丽却成为开店的老板，对于经营生意头头是道。这中间经历的困苦与欺侮，陈丽说起来总是轻描淡写。

毕业的时候，因为在学校毫无建树，我的毕业履历看起来苍白无力。陈丽鼓励我再怎样也要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陈丽用她那三寸不烂之舌说动了某某妇产科医院，给了我一场个人小提琴独奏会的赞助。我有些不乐意，谁愿意挂名一个妇产科医院啊，想想就觉得丢人．陈丽看着我只说了一句话：“尊严都是自己挣的，那种面子上的自尊不值钱。”

那场看起来有些滑稽可笑的小提琴独奏会为我的大学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掌声响起来的时候，我看向观众席的陈丽。她捧着一束鲜花，笑容真诚而欣慰，好像是我替她完成了什么一样。

我忽然想起我们年少时的那张合影，还是在大院子里，并肩站在葡萄藤架子下，穿着新发的校服蓝裙子，一个笑着，一个皱着眉。照片因为有些曝光过度而显得天光格外亮，格外明媚我这样望着陈丽，突然想流泪。那是我亲爱的丽丽姑娘。

（选自《2012中国微型小说年选》）

地球上的王家庄

毕飞宇

每天天一亮我就要来放鸭子。我要把生产队给我的鸭子赶到河里，再沿河赶到乌金荡。乌金荡是一个好地方，它就在我们村子的最东边，那是一片特别阔大的水面，可是水很浅，水底下长满了水韭菜。因为水浅，乌金荡的水面波澜不惊，水韭菜长长的叶子安安静静地竖在那儿，一条一条的，借助于水的浮力亭亭玉立。水下没有风，风不吹，所以草不动。

水下的世界是鸭子的天堂。水底下有数不清的草虾、罗汉鱼，那都是一览无余的。鸭子们一到乌金荡就迫不及待了，它们的屁股对着天，脖子伸得很长，全力以赴，在水的下面狼吞虎咽。乌金荡同样也是我的天堂。我划着一条小舢板，滑行在水面上。水的上面有一个完整的世界。无聊的时候我会像鸭子一样，一个猛子扎到水的下面去，睁开眼睛，在水韭菜的中间鱼翔浅底。那个世界是水做的，空气一样清澈，空气一样透明。当我停留于水面上的时候，我觉得我漂浮在遥不可及的高空。我是一只光秃秃的鸟，我还是一朵皮包骨头的云。

我已经八周岁了。按理说我应当坐在教室里，听老师们讲刘胡兰的故事、雷锋的故事，可是我不能。我们公社有规定，孩子们十岁上学，十五岁毕业，一毕业就是一个壮劳力。公社的书记说了，学制“缩短”了，教育“革命”了。革命是不能拖的，要快，最好比铡刀还要快。

但是那些日子父亲突然迷上宇宙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喜欢黑咕隆咚地和那些远方的星星们呆在一起。父亲站在田埂上，一手拿着手电，一手拿着那本从县城里带回来的《宇宙里有些什么》。整个晚上父亲都要仰着他的脖子，独自面对那些星空。看到要紧的地方，父亲便低下脑袋，打开手电，翻几页书，父亲的举动充满了神秘性，他的行动使我相信，宇宙只存在于夜间。天一亮，东方红，太阳升，这时候宇宙其实就没了。只剩下满世界的猪与猪，狗与狗，人与人。

父亲是一个寡言的人。我很难听到他说起一个完整的句子。父亲说得最多的只有两句话，“是”，或者“不是”。对父亲来说，他需要回答的其实也只有两个问题，是，或者不是。其余的时间他都沉默。父亲在夜里把眼睛睁得很大，一到了白天，父亲全蔫了。除了吃饭，他的嘴巴永远紧闭着。当然，还有吸烟。父亲吸的是烟锅。父亲光着背脊蹲在田埂上吸旱烟的时候，看上去完全是一个庄稼人了。然而，父亲偶尔也会吸一根纸烟。父亲吸纸烟的时候十分陌生，反而更像他自己。

父亲从县城还带回了一张《世界地图》。谁也没有料到，这张《世界地图》在王家庄闹起了相当大的动静。大约在吃过晚饭之后，我的家里挤满了人，一起看世界来了。人们不说话。但是，这一点都不妨碍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基本认识：世界是沿着“中国”这个中心辐射开去的，宛如一个面疙瘩，有人用擀面杖把它压扁了，它只能花花绿绿地向四周延伸，由此派生出七个大洲，四个大洋。

《世界地图》同时修正了我们关于世界的一个错误看法。王家庄的人们一直认为，世界是以王家庄作为中心，朝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纵情延伸。现在看起来不对。世界的开阔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知，也不呈正方形，而是椭圆形的。

看完了地图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大队部的门口，开始讨论。概括起来说有这样的几点：第一，世界究竟有几个王家庄大?地图上什么都有，为什么反而没有我们王家庄?第二，世界一定有一个底子，这个是肯定的。可它在哪里呢?是什么支撑了我们?如果支撑我们的那个东西没有了，我们会掉到什么地方去?第三，如果我们出门，一直往前走，一定会走到世界的尽头，万一一脚下去，我们肯定会掉进无底的深渊……年轻人聚拢在一起，显然，开始担忧了。当然，答案是没有的。因为没有答案，我们的脸庞才格外地凝重。

我没有回家，直接找到了我的父亲。我要在父亲那里找到安全。找到答案。父亲站在田埂上，一手拿着书，一手拿着手电，仰着头。我说：“爸爸。”父亲没有理我。过了好半天，父亲说：“我们来看看大熊座。这是摇光，这是开阳……”我没有耐心关心这个问题，我说：“王家庄到底在哪儿?”父亲说：“我们在地球上。地球也是宇宙里的一颗星。”我仰起头，看着夜空。我一定要从宇宙中找到地球，看地球在哪里闪烁。我从父亲的手上接过手电，到处照，到处找。星光灿烂，但没有一处是手电的反光。我急了，说：“地球在哪里?”父亲笑了。父亲说：“地球是不能用眼睛去找的，要用你的脚。”我把手电塞到父亲的手上，掉头就走。走到很远的地方，对着父亲的方向我气愤地吼了一声：“难怪人人都说你神经病!”

我坐在小舢板上，拿起竹篙，一把拍在了水面上。鸭子们伸长了脖子，拼命地向前逃。我要带上我的鸭子，一起到世界的边缘走一走，看一看。

我把鸭子赶出乌金荡，来到了大纵湖。大纵湖一望无际，我坚信，穿过大纵湖，只要再越过太平洋。我就可以抵达大西洋了。我没有能够穿越大纵湖。事实上，进入大纵湖不久我就彻底迷失了方向。望着茫茫的湖水，我喘着粗气，斗志与激情一落千丈。

我是第二天上午被两位社员用另外一条小舢板拖回来的。鸭子没有了。这一次不成功的探险损失惨重，它使我们生产队永远失去了几十只鸭子。父亲一看见我立即走上来，厉声问：“鸭子呢?”我用力睁开眼，说：“掉下去了。”父亲看了看队长，又看了看大队支书，大声说：“掉到哪里去了?”我说：“掉下去了，还在往下掉。”父亲掴了我一个大嘴巴。我在倒地的同时就睡着了。听村子里的人说，倒地之后我的父亲还在我的身上踢了一脚，告诉大队支书说我有神经病。后来王家庄的人一直喊我神经病。“神经病”从此成了我的名字。

我非常高兴。它至少说明了一点。我八岁的那一年就和我的父亲平起平坐了。

选编自毕飞宇《地球上的王家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