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磨

刘庆邦

小时候我不爱干活儿，几乎是一个懒人。可我娘老是说，一只鸡带俩爪儿，一只蛤蟆四两力。在这样的观点支配下，一遇到合适的小活儿，娘就会拉上我，动用一下我的“俩爪儿”，发挥一下我的“四两力”。

秋天，生产队给各家各户分红薯。鲜红薯不易保存，把一块块红薯削开，削成一片片红薯片子，摊在地里晒干，才便于保存。削红薯片子是技术活儿，由娘操作。娘分派给我的任务，是犯湿红薯片子运到刚耩上小麦的麦子地里，一片一片摊开。这么多红薯片子，啥时候才能摊完呢，我一见就有些发愁。娘好像看出了我的畏难情绪，手上一边快速削着红薯片子，一边督促我：快，快，手脚放麻利点儿！我虽然不爱干活儿，却很爱面子，不愿让娘当着别人的面吵我。，只得打超精神，用竹篮子把红薯片子装满，抵在肚子上，一趟一趟往附近的麦子地里运。天渐渐黑下来了，月亮已经升起，照得地上的红薯片子白花花的。当时我一点儿都不觉得美，更没有感到什么诗意，只想赶快把活儿干完，好回家吃饭。

比起晒红薯片子，最让我难忘的活儿是椎磨。

石磨分两扇，下扇起轴，上扇开孔，把轴置于孔中，推动上扇以轴为圆心转起来，夹在石磨两扇间的粮食就可以被磨碎。_磨的上扇两侧，各斜着凿有一个穿透性的磨系眼，磨系眼上栓的绳套叫磨系子，把推磨棍穿进磨系子里，短的一头别在上扇的磨扇上，长的一头杠在人的肚子上，利用杠杆的原理，人往前推，石磨就转动起来。

我刚参与推磨时，还抱不动一根磨棍，娘让我跟她使用同一根磨棍推。娘把磨棍放在小肚子上往前推，我呢，只能举着双手，举得像投降一样，低着头往前推。人的力量藏在身上看不见，只有干活儿的时候才能显现出来。可因为我和娘推的是同一根磨棍，我不知道能不能帮娘增加一点儿力量。娘一个劲儿鼓励我，说

好，好，不错，男孩子就是劲儿大。得到娘的鼓励，我推得更卖力，似乎连吃奶的力气也使了出来。一开始我觉得推磨像是一种游戏，挺好玩的。好多，游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让不动的东西动起来，不转的东西转起来。推磨不就是这样嘛！可很快我就发现，石磨可不是玩具，推磨也不是游戏，推磨的过程过于沉重、单调和乏味。只推了一会儿，我就不想推了，拔腿就往外跑。娘让我站住，回来！我没有听娘的话，只管跑到院子外边去了。

等我长得能够单独抱得动磨棍，就不好意思再推磨推到半道跑掉。娘交给我一根磨棍，等于交给我一根绳子，我像是被拴在石磨上，只能一圈接一圈推下去。推磨说不上前进，也说不上后退，因石磨和磨盘是圆形的，磨道也是圆形的，推磨的人只能沿着磨道转圈，转一圈又一圈，循环往复没有尽头。

推磨不仅要付出体力，更要付出耐力。每个人的耐心，都不是天生就很足够，多是后天经过锻炼积累起来的。对我的耐心最大的考验来自每年春节前的推磨。一年一度过春节，要蒸白馍，包饺子，炸麻花，需要比较多的面粉。过年主要是吃白面，白面都是由麦子磨出来的。在所有的粮食中，因麦子颗粒小，坚硬，是最难研磨的品种之一。没办法，人总得过年，总得吃饭，再难推的磨也得推。年前学校已经放寒假，我再也找不到逃避推磨的理由，只得硬着头皮加入推磨的行列。平常我们吃不到白面馍，都是吃用红薯片子面做成的黑面锅饼子，锅饼子结实又粘牙，一点儿都不好吃。、吃白面馍的希望构成了一种动力，推动我们把磨推下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农村通电和打面机的普遍使用，石磨就用不着了。我小时候反复推过的、曾磨炼过我的耐心的石磨，也不知扔到哪里去了。

推磨的时代结束了，怀念就开始了。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7年2月22日）

比尔基纳乌的黑雪

波列伏伊

在科内普家里就着香气扑鼻的马林果酱喝茶时，我们闲谈起来。从谈话中我们获悉，奥斯威辛集中营还不是纳粹兽行之最，地球上还有比它更可怕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做比尔基纳乌，也是一个死亡集中营，营址离奥斯威辛不算太远。

科内普先生所讲的情况，委实令人难以置信。奥斯威辛集中营毕竟属于劳役性质的集中营。囚徒只要还健康，只要还有力气，就被使用来做各种苦役。被烧掉的只是那些衰弱到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也就是，被烧掉的只是些不能生利，榨不出油水的人。当一批人被送入化人炉时，马上就另派一批人来干活，不能干了便被送去烧死，再派一批人来干。死亡的轮子就这样不停地转动着，但相对来说转的是比较慢的。

比尔基纳乌纯粹是个杀人营，一列一列载满囚徒的火车从四面八方开到比尔基纳乌来，有的来自被占领国，有的来自附属国，有的甚至来自德国本土，全部都是直达快车，沿途所有车厢全部加锁，只是到了夜里才打开车门，清除粪便和死尸。倘若有谁未经允许向外探头，当即就会被子弹打死。

列车载着注定死亡的人开进比尔基纳乌车站。与奥斯威辛不同，这个站名很少为人所知。在表面上，这是一个重要的枢纽站。几条双轨铁路线以此为轴通向四面八方。车站大楼上悬挂着开往柏林，德累斯顿，布列斯拉乌，华沙以及维也纳等地的列车时刻表，站台清洁，身穿铁路职工制服的人员在上面来回走动。进站列车停车的位置似乎是一条备用线，车门一打开，饱受几天长途旅行折磨之苦的旅客们便从车上跳下，贪婪地呼吸新鲜空气，那些彬彬有礼的翻译向他们解释，说他们的艰苦生活结束了。可是所有旅客必须在这个车站上清理个人卫生，洗个澡，把携带物品进行消毒，然后再换乘旅客列车离开这里，去工作地点。那些手头有钱的旅客们还可以买到夹肉面包和其他食品。离车站不远的地方有两座椭圆形的建筑，分别写着：“男浴池”“妇女儿童浴池”。

旅客们兴高采烈地走进这两座建筑物，把随身携带的东西交出来消毒，然后脱光衣服，领到一个小牌和一小块肥皂直接走进一个清洁的大房间，房间的地面铺着锌版，周围有一些冷水和热水的淋浴喷头。然而，当他们开始洗澡的时候，并没有发现身后的大门已经紧闭。接着，房间的顶上便开始放出毒气，经过十至十五分钟，这些愉快地洗澡的旅客便成了一具具死尸。比尔基纳乌这座“壁炉”就这样日夜不停地工作着。旅客列车源源不断地开来，死尸源源不断地拖出去，被一辆辆小货车运进焚尸炉。在焚尸炉来不及把这些可怕的原料全部吞吃的情况下，这些尸体就被一堆堆地扔进几个大水泥坑里，浇上汽油露天焚烧，每次可以烧二三百具。

“你们在飞机上是否注意过这里的雪是什么颜色的？这里的雪是黑色的，黑的像无烟煤。”

“这种空气我们已经吸了五年啦。”科内普太太补充说，“我现在虽然看着你们，可我仍然不敢相信，莫非这一切真的一去不复返了吗？”

早晨，彼得罗维奇把我们叫醒了，我们请科内普先生带我们到比尔基纳乌去，他同意了。

约在两周前，党卫军把车站、澡堂和铁路都炸毁了，那里如今只有一堆堆混凝土块和扭曲的铁轨。

当时正是冰雪消融的时节，昨日厚厚的新雪化掉了，我们极目望去，看见直到天边的残雪确实都是黑色的，乌油油的，我伸出手来，摸了一摸这种雪，手上立即染满了污垢，这时我甚至抖了一下。这些灰渣是数十万人骨灰的微粒，这些人是曾经活过，有过感觉，爱过和痛苦过的啊！废墟永远是废墟了，根据废墟很难看出原来建筑的样子，但是在科内普先生的帮助下，我们心中又勾画出了这个附设有各种道具性质的服务系统，并且起着道具性质作用的车站，从一个堆满了大块混凝土的废墟露出一块列车时刻表的残片，我们还看到了道岔和路轨的尽头。最后，我们来到了澡堂的废墟，我们看到爆炸的气浪只掀去了焚尸场的房顶，一座焚尸炉依然故我地立在旷野中，通过敞开的炉门可以看见未烧尽的残骨，从炉里掏出一大堆骨灰，颜色有点发蓝，很干燥，踩下去所发出的并不是窸窣声，倒像个死者在脚下呻吟。

我们带着满脑子可怕的印象在向晚时分回到了方面军司令部，马上听到了一则十分有趣的新闻，白天克拉依兹布尔格已被我们方面军占领，该市是通往奥德河要道上的最后一个城市，居民都是德国人。有两个第七处的军官（一个大尉，一个中尉）刚刚从那里回来，给我们讲了一桩可笑的事情。他们和坦克部队一起进入克拉依兹布尔格。因为急于想得到这里的档案，于是找到了县长办公大楼。

正当他们翻阅一大堆文件的时候，办公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一个德国人打着官腔满肚子不高兴地说道：“是弗兰茨吗？我从早晨就不断给你打电话，你跑到哪里去了？总该留个人看电话吧。”

“您是谁？”大尉莫名其妙，也用德语反问了一句。

“弗兰茨，您是喝醉了还是怎么的？”对方发火了。“您疯了吧，真是死到临头还不知！俄国佬打来了，据说离你们市已经很近，你们还在喝酒，到处乱逛。”

“我再问一遍，您究竟是哪一位？”大尉问道，此刻他已经猜测出，这次谈话意味着什么。

事情已经明白了，大尉是在和布列斯拉乌市州长谈话，显然，这位州长把我们的大尉当成了自己的下属了。这个德国人竟然不知道自己所管辖的一个城市已经被对方占领（虽然这个城市距他所盘踞的布列斯拉乌并不算远），还在和我军占领的城市进行正常联络，这一点说明在德军后方，在其党政机关里面，已经出现了惊慌失措、无所适从的局面……

夜里我和克鲁申斯基把记者团剩下的安眠药片都咽了下去，然而收效甚微，我们一闭上眼，就看见黑色的雪，只要碰一下，就会留下一片油迹。

（选自《世界优秀通讯选》，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

岸边

朱以撒

春潮带雨，暮色渐渐压了下来，这条从夹峙的两山间穿出的江流，越发显得急了起来。

我坐在高高的岸上，闲看流水浮动着泡沫，捱搡着枯木朽株向前。没有航标的江流，它一以贯之的流动只是惯性的作用，或直前，或转弯，就看两岸的笔直或者弯曲。我不太愿意乘船外出，缘于不愿投身于激流的颠簸之中，在岸边的时光静止着，以不变观万变。

自然之岸成形的巧妙非人工可比。常常是两边高耸的巨石相接，断岸千尺，江流无法逾越，这使许多巨石成为规划江流走向的标志。这些巨石是上苍安放停当的，没有什么可以改变它的面貌。我们听说的变与不变，就是从某一种物来证实的。岸正是不变之物。如同易变的一样，我看到了岸边的树林，那是一片杂树林，种类繁多，长相迥异。挺拔者接收了大量的阳光云霓，横撑者占据了大量的湿气，而更多的则是斜的、歪的，暮色中更暴露了随意和无人管束的野性。现在我居住的城市已经不用这类杂树绿化了，树的品种明显得到了改良，种在两边街道，更不至东歪西倒。每过一段，有园林工人持电动剪刀前来，修剪伸出的枝桠。远远看去，是无数把一律朝天的乒乓球拍。这和岸边野生的形态，是一种极不相称的悖反生长规律。树的种植，原本就是为这个平庸无奇的城市增添天然之趣的，生机被不断地压抑着，如果观者在深夜被惊醒，一定心存惋惜——这些横生出来的原始生态，传递着自然气息的前锋，被刀斧手们扼杀了。

分辨两种事物或现象的差别，简易的办法，那就是把它们放在一起。不动的岸与永动的江流，启迪了人最原始的认识——动与静、行与止、存在与流逝。千百年间有过许多不动的东西，岸就是最突出的一种。这种无从飘流的物质，嵌在一个位置上，几乎就是永生。消耗极少，变化无多。可靠，就是由这种不动而生发出信赖。岸边坐定，坐享入眼的动荡之美而不须耗费自己的能量，即便多年之后，在许多江流由盛而竭，再也寻不到当年的簇拥之势，我们要寻找屹立不移之岸，还是轻而易举。

暮色苍茫的岸上，可以眺望到遥远星星点点的灯火，只是耳边一片静寂。没有被人开发成景点的岸是寂寥清冷的。幽暗使岸变得绵长而朦胧，只有下面的江流在泛动着寒光，即将穿过灯红酒绿的都市。不可移易的岸，有点像一个世代生活在一个地方的家族，最终对这个城市的评价就是无声。爱品头论足的倒是那些外来者，夸张地比划着一些皮相的感受，好像他们太了解这个城市的原委了。那些知根知底的人躲着记者的镜头：“不讲不讲。”再说讲了也没用。这和岸的冷峻有相通之处。我们喜欢用长江大河来比喻某一种行进中的气势，同时包含这种气势下发出的咄咄逼人的煽动声响。人间有什么像江流这样，由涓滴而积聚，脱离岸的规划，变得动荡不安不可收拾呢？那就是记忆中各种典型的飞流激荡。潮水浸湿了每一个边角，触目的都是冲刷留下的伤痕。我们形容“泛滥”，说明已经无法捉控了。人被冲撞着，失去了站稳的根底，许多人性的本质也在这些潮水中翻开着，让人吃惊地看到绝然相反的部分。失去了秩序的日子除了让人不习惯之外，也打破了那些平民只想规矩木讷过好日子的美梦。当变动幅度远远超出他们具有的生活经验，于是茫然无措，甚至恐慌起来。我不喜欢“席卷”这个词，席卷意味着残酷的深度——没有谁可以幸免。许多良好的初衷，并没有因展开获得良好的结局，我的判断就是——在汹涌流动的过程中，许多变质的成分恣肆地膨胀起来了。

许多的岸继续它的沉默和稳固，让许多的飘零过眼，成为虚无。与之相反的是越来越多带着探险气味的举动刺激着我们的心灵。对此，我只是旁观，绝无仿效之意。从不动的长城上飞车的好手、从不动的雪山攀援的学生，有的就一去不回头了。没想到有人还在赞赏着这种精神，不痛惜脱离了精神的肉体开裂。许多静止中观察的迹象表明，流动的确能引起关注和喝采，可是千万谨慎，生命宛如一件易碎的陶器，持抱不紧，比生命刚硬的东西四处皆是。

我倾向的是，如岸一般静止不动中，它的美感更易持守久远。

（《岸边》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