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旧如旧，延年益寿”是保护修复古建筑的宗旨。文物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积淀，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因此保护古建筑就是要承认其不同时期留下的痕迹，保护它所遗存的全部历史信息和真实的历史文物，使其“延年益寿”而不是“返老还童”。因此，我们对于古建筑的修缮，就要认真分析其建筑的构造特点、损毁规律，深刻总结古建筑修复和维护的经验，从实际出发，按照古建筑的特点进行修复，核心就是坚持原状修缮，尽最大能力让它保持原状，才能显示出古建筑的文物价值。

摘编自祁伟成《中国古代建筑传统修缮技术的发展》

截至2017年，全国共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296处，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古建筑。木结构是古建筑的主要结构方式，其损坏程度往往决定了文物保护和维修工程的性质与难度。如抢险加固工程，是针对古建筑险情所采取的临时性安全措施；一般性维护保养工程，主要是指以日常保养性工作为主的维护工程；重点维修工程，局部及全部大木落架及墙体大面积重新拆砌等。古建筑的维修工程应以“修”为主，操作有严格的技术要求和规定。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因为受材料和筑造、维修技艺传承等因素制约，这些技术规范难以贯彻，文物建筑在维修中木件更换量过大的现象屡见不鲜。年久失修的古建筑经过大修甚至一般维修，文物原构件及价值损失就已很大，如果再增加一些不必要的更换，就可能使修缮后古建筑的文物价值降低很多。

摘编自王可《论古建筑木结构的保护》

4月15日，法国巴黎圣母院发生严重火灾，损失严重难以估算，其重建势必是个漫长且耗资巨大的艰巨任务。据悉，巴黎圣母院的修复，乐观估计需要10年，总经费预计需1．5亿欧元，仅中间塔尖部分就高达600万欧元。

对于任何一个有历史底蕴的国家而言，古建筑维护和修复都不是件轻松的事情。比如因《罗马假日》而广为人知的罗马许愿池，修复金额就达到218万欧元。这笔钱是由著名奢侈名牌芬迪提供的。日本在这方面的投入更大。如天守阁姬路城修缮工程(2009—2015)，花费28亿日元；东本愿寺本堂修缮(04—08年)花费约98亿日元；著名的大阪城天守是30年代全大阪人捐钱复建的混凝土建筑，其造价大概折合今天的700亿日元。

摘编自新浪网《古建修复，“钱路”漫漫》

颜料配方，只是古建彩绘修复中的一个难题。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古建彩画讲究手法。尽管吴书瑞有良好的绘画功底，但在纸上画和在建筑上画根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更何况古建彩画还要遵循传统的绘画规制和手法，刚入行的吴书瑞一点也找不到感觉。为了练习好基本功，吴书瑞这一刷就是3年。沥粉是中国彩画特有的技术，也是画龙点睛的一笔。用矿物质勾勒出凸起的线条，再将金粉等矿物质粉末撒到上面，将平面的图案变得立体，使得图案更加生动。在这一行，要练习五六年才能掌握基础操作的要领，才算入了门，要想独立操作，至少得10年之后。“十年磨一剑，这种说法一点都不为过。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有人能有这种耐心了。”吴书瑞不无感慨地说。

摘编自《新京报》《恢复古韵就是最好的文保》

从中国文学的历史来看，中国的文学也有审美追求，但不管是理论家还是中国文学的作者，从来不曾认为文学是为审美、为文学的，而是更多地将文学当作了一种生存的方式和手段，绝大多数具有明确的功利目的性。中国文学也因此形成了生活化的本质特征。这主要表现于下列几方面。

一、以文求官。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以文求官的传统。战国策士游说君主，阐述政治、外交主张，以谋取职位。这游说之辞整理成文，便是《战国策》中的文章。当时也有不少策士并没有向君主面陈己见，而是通过书信对君主进行游说。汉代自司马相如因《子虚赋》而见知于汉武帝，作赋以求仕进便屡见不鲜。六朝受士族情趣的影响，历代帝王都喜爱文学，故献诗以求住进亦不在少数。自隋朝开始，科举制度通过诗文选拔官员，由此产生了士人以诗文备考的行为。如白居易《策林序》说自己为应举，曾和元镇等在华阳观“闭门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唐代之后，这种备考行为更为普遍。

二、以作诗文为官员职守。中国古代，士大失首先是以官员的身份活跃在社会之中，故向帝王陈言献策，以文学来歌功颂德，进行讽刺和教化，也是他们职责所在。中国古代的文体中，官员写作行政公文类文章是必不可少的，诸如奏、议、章、书、表，等等。《尚书》中的那些典、漠、诰、训、誓、命的写作，都出于史官之手。春秋时的百国《春秋及《左传》《国语》的写作也都是史官的职责。

三、以诗文交际。礼有“无辞不相接”和“礼尚往来”的规定，故诗在西周就开始用于人际交往。汉以来，诗文广泛用于人们的人际交往，这类诗词，不外乎对特定对象表示赞美、劝勉、怀念、祝贺、哀悼、要求、邀请，或诉说自己的思想情感，或说明某一问题。如宇文少府赠李白以桃竹书筒，李白作《酬宇文少府见赠桃竹书简》答谢。《全唐诗》收录将近五万首诗，而这类诗歌大概有三万首之多。

四、以诗文娱情遗兴。以诗文娱情遣兴在先秦早已有之。如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诸赋，都是娱楚襄王之作。汉代的诸多赋作，也具有娱乐的性质。此后的唐、宋、元、明、清各代，文人集会、宴会、结社等，都免不了以诗文相娱，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宴饮、奉和酬唱之作。中国古代不仅产生了大量的娱乐诗文，而且产生了一些旨在娱乐的诗歌形式，如唱和诗、赋得诗、联句诗等。

五、小说、戏剧作为一种生存、生活方式。宋元时伐的话本、戏曲作者多为民间艺人。而民间艺人创作、演出小说、戏剧，更多是为了生存。明代盛行宫廷庆赏剧，或为祝寿、或为节庆而创作和演出。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或为求任，或是所任官职的职责所在，或为交际以扩大生存空间，或为娱乐性情，或为生存方式，这些作品原本都是生活的一个部分，体现出生活化的特征。

我国合同法颁布至今不过20年，但合同制度在我国则是历史悠久。在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合同一般被称为契约。如今存世的传统契约文书，是中国先民们留下的文化速产，传统契约中展现的契约观念，至今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对合同的看法。

史料表明，我国传统契约实践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目前能够解读出来的最早传世契约资料铭刻于青铜礼器上，记录了西周贵族之间就土地、奴隶等财产进行交换的行为。《周礼》还记录了先秦时期使用竹木制作傅别、书契和质剂三种契约券书的方法，这些古老的契约应用于当时买卖、借贷等交易行为。汉晋时期，人们依然以竹木制作交易券书，内容简单直接，满足了当时人们订立合同的需要。东晋以后，纸张开始应用于契约书写。吐鲁番出土和敦煌发现的纸质契约跨越了我国北朝、唐和五代时期，记录了近600年间买卖、借贷、租佃等丰富的契约行为。历史还记载，北宋时为了减少契约纠纷，曾出现过由官方审定并印制的榜样契约。从徽州等地发现的数以万计的传统契约来看，南宋以来契约已经广泛应用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尽管我国传统社会中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合同法，但契约制度并不缺乏，仅从文献记载看，传统契约制度包括国家法律和社会习愤两个方面。法律方面，唐代及其后各代法典对不同类别契约所需要满足的交易条件都有明确规定。社会习惯方面，历代官箴、村规民约以及家法族规对传统契约制度也有不同程度的记载。

此外，传统契约制度还直接体现在流传下来的契约文本中。契约往往由职业或半职业的代书人书写。代书人为了方便，会根据当时的制度规定，结合缔约习惯制定各种契约契式，并装订成册。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明清时的士人开始收集整理契式文本，印成书并广为传播。在缔约时，交易者会要求一并移交上手老契，并将其与新订契约、纳税凭证等相关文书粘附在一起。久而久之，一份契约可能长达数米甚至十几米。契约越长，记录的交易越多，经历的时段越久，保留的制度信息就越丰富。

丰富的契约实践与深厚的书写传统塑造了中国人的契约观念。一是推崇信守契约的精神。“署名为信”“恐人无信，故立此契”的诚实守信精神贯穿于传统社会契约的订立过程。二是注重书而形式契约。为了使契约能够被信守，传统社会中人们对“白纸黑字”“立字为据”十分倚重。三是注重通过调解手段解决契约争议。我国传统契约涉及的对象一般为“户婚田土”，如果发生争议，由于诉讼成本高以及人们“息讼”意识深厚，当事人多选择由乡邻或家族进行调解处理。传统社会的乡规民约中也积累了大量对契约争议进行调解的习惯。

今天，我们对合同法实践进行研究，可以吸收借鉴传统契约制度与实践的精华，学习传统契约制定和纠纷解决的智慧，以更好完善相关合同规则。

（王旭《从传统契约中读出智慧》，略有别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