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乐山

刘锡诚

山岳本属于自然物质世界，然在传统文化中，山岳却被赋予自然物质意义以外的诸多含义，于是，山岳在人们的观念中便常常显示为人文的符号。清代张英、王士祯、王掞、张榕端纂修的《渊鉴类函·地部·山》汇集了许多论及山岳的文献：“《春秋说题辞》曰：山之为言，宣也，合泽布气，调五神也。《礼记》曰：夫山，一拳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论语》曰：仁者乐山。”《韩诗外传》解释说：“仁者何以乐山？山者，万人之所瞻仰，草木生焉，万物殖焉，飞鸟禁焉，走兽伏焉。生万物而不私，育群物而不倦。出云导风，天地以成，国家以宁，有似夫仁人志士，此仁者所以乐山也。”这“仁者乐山”一语，确乎概括了中国人对山岳的基本态度。

只要掰着指头数一数，在神话传说中，有哪一座稍微有一点儿名气的山，没有与仁者联系起来呢？我们不妨列举几个例子。

如衡山。《吴越春秋》曰：“禹伤父功不成，登衡山血白马而祭之，梦赤绣文衣男子，称玄夷苍水使者，谓禹曰：‘欲得我山神书者，斋于黄帝之岳。’禹乃退，斋三日，登宛委，发石得金简玉字之书，言治水之要。”

如太行、王屋。就是愚公移山的那两座山。

如灵山。《晏子春秋》曰：“齐景公召群臣问曰：天不雨久矣，民有饥色，吾卜祟在高山广泽，寡人欲祠灵山可乎？晏子曰：夫灵山，因以石为身，以草木为毛发，天久不雨，发将焦，身将热，独不欲雨，祠之何益！”又，《郡国志》曰：“灵山，昔有神女于此捣衣，因号捣衣山。山南绝岩有方石明莹，谓之玉女捣练碪。”

如君山。《植物志》（《四部备要》本）曰：“君山，洞庭之山是也。帝之二女居之，曰湘夫人。帝女遣精卫至王母取西山之玉印，印东海北山。”又，《湘州记》曰：“始皇欲入湘观衡山而遇风浪，溺败至此山而免，因戏曰君山。”

这些文献记载所说的，都是在老百姓中流传的有关山岳的神话和故事，都是把山岳视为与“仁者乐山”有关联的人文象征符号。

当然，只说“仁者乐山”似乎还有欠全面。崇山观念一直就是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基因。我们的祖先——原始先民最初就是从山林中走出来的。他们面对的是巍峨壮观的山岳和发源于峻山险谷里的河流，当他们对其高入云霄的磅礴气势、兴云布雨和孕育万物的神秘力量感到困惑莫解时便产生了对山岳的崇拜。正是这种崇山的心理和对自然的崇拜，导致了原始神话和原始宗教的出现，而神话与宗教又反过来赋予山岳以神圣性。不仅中国文化中原始性的昆仑神话与后起的蓬莱仙话这两大精神文化体系，无不与山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且崇山观念和山岳信仰，又一直伴随着自“帝尧命舜摄位望于山川”、西周敕封“五岳”、“五镇”起，到清末、甚至到民国止的漫长的中国农耕社会，给中华文化的发展以巨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有理由把山岳文化看作是原始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产物。

在原始宗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道教和从印度传入的佛教，也都纷纷占领名山大川，并吸收中华山岳文化的精髓为自己的血肉。历代王朝也接受原始的山岳文化及民间文化中的崇山理念建立起适合自己利益和为其服务的上层文化。历代王朝关于“五岳”、“五镇”（最初是四镇）的诏令，不绝于缕而又大张旗鼓地进行的立祠、封禅、祭祀（包括望祭、遥祭）等活动，把“五岳”、“五镇”看作是五方、九州的镇州之物，当作接天通地、国土完整、江山永固、国运绵长的象征，作为东西南北中五方和五行观念的体现，赋予这些圣山以深厚的人文意义，也因而建立了历代王朝都恪守不逾的国家常祀之礼。《博物志·山水总论》说得好：“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赏封内名山大川者，通灵助化，位相亚也。故地动臣叛，名山崩，王道讫，川竭神去，国随已亡。”这段话不正是“五岳”和“五镇”作为国家和政治象征符号的一个注脚吗？

以“五岳”、“五镇”为代表的山岳文化容纳着和整合着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改革开放以来，排除了“左”的思潮的干扰，思想解放，处处生机盎然。作为文化遗产的“五岳”和“五镇”，在新的时代里焕发了生机，有的被列为历史文化名城或重点保护文物，有的成为文化旅游的资源，其所在地区经济有了不同程度的飞跃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思想观念的巨变，“五岳”、“五镇”的功能也发生了重大的嬗变。“五岳”、“五镇”文化的魅力没有减退，理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继承与发扬。如今，一方面，作为旅游文化资源，“五岳”、“五镇”已在不同程度上，甚至是急功近利地被开发着和利用着；而另一方面，作为中华文化组成之一的地域文化，特别是长期农耕社会养育形成的农耕文明的特色和内涵，却又研究得远远不够。这不能不使人徒增一份焦虑和隐忧。

意境作为中国传统美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是构成艺术美不可或缺的因素，既是中国山水绘画中的最高审美法则，也是每位山水画家在创作过程中潜心追求的理想境界，更是品评、鉴赏山水画作品的审美价值和特征的主要法则。

山水画在元代绘画中成就最高。画家从自然界的直接感受中获得了有用的题材进行创作。元代的山水画家，对于山水自然的理解更为深刻。画家之中，有的学道，有的参禅，有的啸傲山林，所谓“卧青山，望白云”，成为山水画家一时的风尚。山水画艺术，尤其是在水墨山水画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元代山水画注重勾、效、点、染、擦等技法，在讲求中规中矩的前代绘画基础上有了很大发展。

从外在形象转向重心源、重意象，变院体画严紧工整的风格为重韵致、求天趣、尚逸品的审美追求。画史所谓的“尚气重韵”，是说“淡泊清逸”的元代文人画新格局。

由于对抒情因素的强调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带来的强烈的民族自尊，宋代所推崇的人品论，被元代钱选发展为“士气”说，所谓“士气”是要求以超然、脱俗的隶体入画来表现清高的节操。于是，文人画早期的观念与元初大盛的书画结合之风，形成了文人画新的、特定的审美标准。这种创作价值取向，在每一个元代的文人画家的身上都不难找到。元代山水画，不论是赵孟频“水墨浑染点草草，绿荫环绕清高雅”的《鹊华秋色图》，黄公望“层峦叠章碧山青，杂木莽林气宏伟”的《天池石壁图》，还是倪云林“江上春风积雨晴，隔江春树夕阳明”的《江岸望山图》都表现出了一种“简逸恬淡”的意境。

以书入画是元代文人画的一大特色。书画结合虽然在唐代已经提出，但在唐、宋付诸实践的并不多。到元代，由于钱选、赵孟频等人的强调，以书入画已经从唐、宋时的泛泛而论发展成从气质表现到具体运用，即从理论到实践都有特定内涵的审美标准。如果说宋代以书入画并没有形成真正风气的话，元代文人画家几乎无人不论，无人不作。画家们都将笔法、墨韵看成绘画的重要因素，从中可以看出画家个性、品性是否直接流露，这也是判定雅俗高下的标准。这种笔墨形式获得了其自身的独立审美价值，对形式美的执着追求，是元代文人画艺术更趋成熟和高级的表现。

对平淡、天真的追求是元代山水画风格的又一大特色。 那些隐居的文人画家追求的是心境的平静、恬淡和荒寒简远，萧条寂寞。元代文人画家的平淡、天真风格发展多有变化，比如那此具有浓厚书法意味的干笔简墨、侧锋皱擦，加上淡储轻染的“吴装山水”浓淡相宜，空灵澄澈、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摘编自赵钢《浅谈中国历代山水画中的意境美》）

人与人之间要交往和相处，必须建立各种规则体系。道德就是人类为了和谐共处、各得其所而建立的规则体系。在道德规则体系中，道德基准是最基本、最起码的标准，凝聚和体现着社会共同体成员的道德共识。一个人认同社会共同体普遍信奉的道德基准，并习惯于遵守和践行这个道德基准，他就具备了在这个社会共同体中生活的基本德行。道德基准至少应符合三个条件：一是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生活方式相适应；二是为社会成员所认同，并且简单、易知、易行，可以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所践行；三是可以作为基本参照，用来审视和规定其他道德规则或标准，用来评判和确认一个人的基本德行。

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相应的道德基准也会有所不同。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首先，工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传统的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方式成为历史记忆。人们的生产生活资料主要不是从家庭获得，而是从市场上获得，从而导致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家长主导制瓦解。其次，个人脱离家庭作为独立个体走向社会，并取代家庭成为最基本的社会细胞。人与人的横向关系成为现代社会关系的主导，以父子纵向关系为主导的传统社会关系被取代。再次，国家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由家或家族组成，而是由公民组成，个人以独立的身份与其他个人、社会、国家发生关系。

在我国古代社会，农耕自然经济是人们的基本生产和生活方式，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细胞，父子关系是家庭中最重要的关系，从生到死生活在一起的熟人圈子是人们交往的基本范围，宗法等级制度下的风俗习惯制约着人们的绝大部分行为。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孝”被确立为社会的道德基准。我们的先人把这一道德基准贯彻到道德规范体系、法律规范体系以及官吏的任免之中，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鲜明特色。近代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从传统农耕社会快速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社会的基本结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道德基准也必然相应地发生变化。

确立现代社会的道德基准，对于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高社会道德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当代中国全体公民的社会价值共识。其中着眼于公民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体现我国公民的基本价值追求和道德准则要求，彰显个人的价值主体地位，回答了人们处理与他人、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应秉持什么样的道德标准、价值取向，是现代社会人们应当遵循的道德基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确立的道德基准，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公民道德的新发展。当前，我们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蕴含的道德基准融入现实社会生活，让现代社会的道德基准具有旺盛生命力和强大行为规范力。

（节选自焦国成《确立现代社会道德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