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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中国传统礼仪中，怎么坐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最早的时候，没有椅子，人们会客的时候都是跪坐在席子上，或者是一张叫榻的大床上，臀部放在脚后跟上，这叫跽坐。虽然不太舒服，可是在正式场合下，必须这样坐，否则就是失礼。

②到了东汉末年，一种名叫“胡床”的折叠板凳，类似于现在的马扎，从北方游牧民族地区传入中原，第一次改变了人们的坐姿。人们开始逐渐放弃跪坐这种难受的姿势。到了唐代中期，胡床逐渐演化为我们习以为常的有靠背、有扶手、可以让双腿自然下垂的椅子，并且在宋朝广泛地流行起来。古代中国人的大腿终于获得了解放。

③椅子的流行改变的不仅仅是人们的腿脚，更重要的是对古代中国文化产生了相当的冲击。

④这种四条腿的家具首先冲击的是当时中国的坐礼，而坐礼的变化，又直接导致诸多社交礼仪的改变。接着椅子还影响到了房屋内部风格，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窗户的升高。以前人们坐姿低矮，窗户的位置也相应较矮，以使坐着的人能看到窗外的风景；椅子的出现使窗户的位置明显升高了。椅子的出现还对房屋内部风格产生了较大影响。传统的坐礼要求房间的中间尽量要空阔，作为人们席地而坐之用。椅子出现后，人们就不需要为席地而坐预留太大的空间，家具的数量也因此增加起来。

⑤在椅子出现之前，人们的坐姿很低，以至我国的家具普遍矮小，常见的案几与现在农村炕桌的高度差不多。椅子出现后，人们的坐姿明显升高了不少，自然而然一些高足家具就陆续开始流行，桌子也就应运而生，逐渐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吃饭、看书的家具。而高足家具的出现，又引起了茶具、碗碟等生活用品的一连串改变。唐人席地而坐，坐姿低，为了方便饮食，都使用高足餐具，许多杯、碟、碗的底部都有几个支撑的高足。到了宋代，餐具置于高桌上，身体的位置及人的视线都不一样了，很难再看到安装高足的餐具了，碗、盘、杯等食器都变得玲珑精巧。

⑥椅子出现前，由于坐姿、案几的低矮，人们围坐在一桌吃饭很困难，所以，那时一般都是分餐制。聚餐时，人们分别就坐于各自案几的后面，各有一套相同的饭菜，席地而坐，凭俎案而食。鸿门宴中，项羽、项伯东向坐，范增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这五个人一人一案，是典型的分餐制。椅子和高足桌子的出现，奠定了围坐吃饭的物质基础，人们逐渐开始围坐在一张桌子旁吃饭。到八仙桌出现时，围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已成了习俗，分餐制也顺应地变成了合餐制。

⑦受椅子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国人的心理。椅子出现之前，人们在正式场合必须跽坐。这种坐姿现在看来是很难受的，现代人恐怕少有能坚持这种坐姿半小时以上的。所以，古时候的人们必须经过刻苦训练，才能适应这种坐姿。孩子们学的第一堂礼仪课就是跽坐，其意义与新兵入伍时训练军姿很相似。跽坐训练，除了能磨练孩子的意志，更重要的是能修身养性。（ ）再怎么训练，跽坐久了都不会舒服，内心就会焦躁不安，（ ）跽坐训练更是对自身心性内涵的修炼。这种修炼能让人的内心与坐姿和谐统一，这样才能达到完美的跽坐。因此，经过跽坐训练的人都有挺拔干练的气质，都有严谨坚忍的性格。

⑧在椅子出现之前，跽坐是社交场合的正坐。不论你是天子还是草民，社交场合都必须跽坐。现代人恐怕难以想象：那时候，皇帝和群臣议事，大臣们向皇帝跪拜时，皇帝其实也基本跪着。这种坐姿的平等拉近了皇帝和臣民的关系，那时的君臣关系更像是事业上合作的伙伴。跪着没有现在这种低下的特殊含义，而是一种恭敬虔诚的表现。椅子出现后，跪的意义与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皇帝坐在椅子上居高临下，臣民们则跪拜在地上。这种礼节上的巨大不平等使臣民们潜移默化地奴颜婢膝起来，这在心理上巩固了皇权至上的思想，奴化了国人的心理。

⑨可能有人奇怪：欧洲人坐椅子，没有跽坐，为什么没有出现那种奴化的现象呢？其实道理很简单。欧洲人的礼仪中，跪是很少的。除了向上帝双膝跪下，对任何人都不用跪；就算见了本国的君主，也只是单膝跪而已。而在我国古代，跪是最常用的礼仪。不光是君臣之间，还广泛用于下级与上级之间，草民与官员之间。椅子出现后，跪的不平等性显现出来，从而逐渐起了奴化国民的作用。

⑩我国自北宋之后逐渐走下坡路，这恰恰和椅子的普及时间差不多，难道是巧合吗?就像互联网和手机的发明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一样，人类历史上很多现在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发明，其实都对我们的文化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丢草绳

陈传荣

小时候，每年的夏天，体弱多病的我，总要生上那么几天的疟疾。多少年来，我对夏天总怀有一种畏惧的情绪。患了疟疾，多半是听之任之，家里没钱给我找医生。

有一年夏天，我病得特别厉害，时间又拖得特别长，母亲心急如焚，人明显地憔悴了，眼睛也红红的，大约是哭过了。

后来，母亲不知在何处打到了一个“好办法”，说是让生疟疾的人，找一根草绳系在腰间，过上一夜后，第二天早上，将那草绳解下丢在路口，如果有人从草绳旁边经过，那么，这人就会带走草绳上的疟疾，而原来生疟疾的人也就会好了。

得到这样的“好办法”，母亲并没有露出喜色，反而更加唉声叹气了：都是乡里乡亲的，让谁带去也不忍心呐！但看到我被疾病折腾得奄奄一息的样子，母亲终究还是违着良心按那方法做了。

记得那天晚上，母亲一边给我系着草绳，一边还心事重重地说：“你这个病秧子，咋就这般累人！”我知道，母亲之所以呵斥我，其实是因为她的心里很矛盾。

一个不眠之夜过后。天色还没有完全亮，母亲就将我腰间的那根草绳解下，然后，趁着朦朦的夜色，匆匆地丢在一条并不很远的乡间小路上。丢下草绳后母亲便逃似地跑了回来。

到家母亲还喘着粗气。过了好一会，母亲才定下神来。她轻轻地安抚着我：“没事了，妈已为你丢了草绳……”

然而，非常不争气的是，虽然母亲为我丢了草绳，但我的病却并没有因此好转，反倒烧得越来越厉害。这不由得使母亲更加失望和惶恐起来。

一天，在我迷迷糊糊发着烧，无力地躺在床上的时候，邻居家有位叫“三姨”的来看望我。坐在床沿，三姨用手摸了摸我滚烫的额头，心疼地说：“这孩子，真是遭罪！”母亲也就愈加悲叹了，母亲说：“在往日，坐上几天也就好了，这趟都拖了这么多天，还没有见好的样子，真不晓得是怎么弄的！”然后，母亲就开始抹起泪来。

三姨的眼红红的，她没提看病的事，她知道母亲没钱。“你给他丢过草绳吗？”过了一会，三姨问。母亲显得很不好意思，说：“丢过了，但是没用，你看这伢子还是这样病着。”

三姨问母亲将绳子丢到了什么地方。母亲告诉了她。三姨拍了一下腿说：“你怎么将绳子丢在那呢，那条小路根本就没有人走的，没人走，怎么能带走伢子的病呢？”母亲这才恍然大悟起来。三姨没有再说什么，她与母亲都望望躺着的我。

三姨从我家离开的时候已近黄昏，落日的余辉将乡村照得金黄金黄。母亲将三姨送出屋，说了些客套话，然后，返身回到屋里为我敷了湿毛巾，倒了一杯开水，出去了。

母亲是打算去菜园掐一些菜回来做饭的，但很偶然的一瞥，母亲怔住了。母亲发现，刚刚由我家走出去的三姨，正快步朝着母亲丢草绳的那条小路上走去……

提着空空的竹篮，呆呆地立在菜园里，母亲的脸上淌出了许多的泪花。

后来，母亲就常常对我唠叨起这件“丢草绳”的事情。我也常常想起那个令人难忘的夏天，想起那位并不是我嫡亲的三姨。

（选自《文汇报》，有删节）

最近一项调查显示，当代中国青少年最喜爱的20个动漫形象中，19个来自海外。本土动漫形象只有一个“孙悟空”，受调查的青少年对“孟姜女”“田螺姑娘”等民间文学中的人物知之甚少。这是民间文学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地位失落的又一个缩影。

民间文学以口头讲述为媒介，近二三十年，书面阅读与数字化体验的迅速普及，湮没了民间文学口头讲述的生活现场。同时，信息社会文学艺术的发展趋势是融合创新，受众的审美意识也变得新奇自由，可传统民间文学的审美表达，往往以传承性和群体性为主，其走向衰落似乎是一种必然。

中华上下五千年，每个时代的民间文学都既反映着历史环境，又彰显出时代背景，同时还承担着文化传承功能，是中华儿女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每一个从自己家乡成长起来的人，都深受家乡风俗影响，从方言和方言所承载的故事、歌谣和谚语中获得了生命之初的情感与意义。

所以说，民间文学的传承实现了民间社会对文化同源观念的认同，培育了中国人极其重要的乡土意识，而文化同源观念与乡土意识正是中国文化中家国情怀的逻辑前提。从更大的层面讲，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民间文学，无不殊途同归地反映着民族友好、政治大同、社会和谐的中华文明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千百年的历史演进中，分散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族群众，正是通过民间文学的形式传承着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观。

而如今，中国民间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故事类型、叙事结构等，均被外来的新的文学系统挤压，尤其儿童成长初期所接受的童话教育几乎全是西方文本——白雪公主替代了田螺姑娘，奥特曼替代了葫芦娃，小红帽替代了阿凡提。面对严峻的传承危机，我们认为亟须采取有效措施以增强民间文学的创新能力和传承能力，使其重新回归日常生活，有效融入当代社会。首先要深度发掘中国民间文学的智慧资源，汲取中国民间文学宝库中的教育资源、伦理资源、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理解中国民间文学关于善良、勤劳、奉献、和睦、友爱、正义、协作等价值观的叙事模式，重新建构这些智慧资源的日常生活路径，逐渐增强人们接受本土智慧资源的信心，从而实现让民间文学重回日常生活的目标。其次，在失去原有传承场景的情况下，需要采取新的传承方式。英国的《魔戒》《哈利·波特》、日本的《幽灵公主》《千与千寻》等将传统民间文学资源与现代人的审美需求进行了有效嫁接，找到了传统民间文学资源与现代文艺作品的转化路径。今后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对传统民间文学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尤其要将传统民间文学资源与现代文化产业有效嫁接起来，那样传统民间文学才能凭借新的载体重新走进当代人的生活。

(摘编自孙正国《留住民间文学中的民族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