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对如何读书有过很多讨论，其中，朱熹的《朱子读书法》流传甚广，成为近世士子的读书指南，元代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即以此为基础，后又演化出徐与乔《五经读法》、周永年《先正读书诀》等等。

与前现代社会的诸种事情一样，读书之法也存在古今之变，这其中我们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在儒学主导下的传统中国，古人读书不完全如现代社会那般是为了获取新的知识，如果仅仅从知识体量角度而言，那时候总量并不算大。

《论语》首章讲“学而时习之”，这里的“学”是自己体悟觉醒的意思，所以古人说“古之学者为己”，而不仅仅是获取外在知识。

所以，古人特别反对把读书只是当成“辞章记诵”来猎取功名，认为那样背离了读书的本意。朱子反复提倡读书要“涵泳”，读书应该做到使人“存心复性”“学以成人”并能“经世致用”。所以，在传统中国的儒学政教体系里，特别重视如何读书也就不奇怪了。

南宋人陈善在《扪虱新话》中曾对读书法有个精辟总结：“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

读书要“求所以入”，就是要孟子所说的能够“知人论世”，熟悉作者的语境和个人品性，这样才能“见得亲切”，真实把握原作者的意图，知道古人的用心之处，以古人为师，矫正自己的言行，进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自我治理，这样才能把书读进去。如果只是读进去，而不知运用，成为词句的奴隶，那只能落得个“两脚书橱”的称号，这不是善于读书的人。

要“用得透脱”，就是要能够立足于自己的时代和语境，把所读之书消化透彻，对自己所处的当下之世有仔细的考辨，认清时势，消化所读之书，这样读书才能达到经世致用的效果。

王国维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王国维是从美学角度立言，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在这个“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的过程里，读书人的主体角色值得认真思考，他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更不是游谈无根的夸夸其谈者，需要虚心涵泳，然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躬践之”。

读书的过程，是读书人在所读之书与现实之间进行不断对话和诠释的过程，读书人“入乎其内”，体会原书的精神，吸收书的营养，同时要能“出乎其外”，用之于天下国家，在这过程里，读书人自己的狭隘生命体验得到了扩充，即孟子所谓“养浩然之气”。

同时，为改变现实，又必须对书进行创造性诠释和转化，使自己当下的生命和文化灌注到古书之中，使古书具有了生机活力，成为改造现实、规划未来的参考。

这个读书法有着鲜明的儒学特色，贯彻了儒学所强调的“学以成人”和“经世致用”思想，这也是与孟子提倡的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存在方式是相对应的。

(摘编自黄振萍《传统中国的读书方法与意义》)

工匠精神是中国人自古及今、绵延百代孜孜以求的。早在《诗经》中,就把对骨器、象牙、玉石的加工形象地述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庄子》中的“庖丁解牛,技进乎道”、《尚书》中的“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以及贾岛关于“推敲”的斟酌,都体现了古代中国的匠人精神。

古代中国曾是界上最大的原创之国、商品出口国及匠人之国。而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金银器、壁纸等产品曾是世界各国王公贵族和富裕阶层的宠儿。早在西周时期就已设立了“百工制度”,古代的“中国制造”闻名遐迩。

中国自古就有追求“精确”的传统。“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说法就是例证。欧阳修《归田录》载，汴京开宝寺塔“在京师诸塔中最高，而制度勘精，都料匠预浩所造也”。预浩把塔建好后，却是“望之不正而势倾西北”，成了斜塔。大家都奇怪这是怎么回事，预浩解开了谜团:“京师地平无山，而多西北风，吹之不百年，当正也。”意大利比萨斜塔的倾斜并不是设计者的初衷，而开宝寺塔则是在充分考虑到气候因素前提下的刻意之举。这样来看，不光前人要感叹预浩精益求精，就连今人也定会坚大拇指。

《五杂俎》记载，明朝中期有一位木工蒯义，参与了紫禁城建设，最终迈上了工部左侍郎的岗位;王世贞《奔山堂别集》记载，成化年间的木工蒯刚，仰仗木工技术，官至工部右侍郎;嘉靖年间的木工郭文英因建造宫殿有功，走上了工部侍郎的岗位，而同期的徐杲“以木匠起家，官至大司空”。

中国古代工匠匠心独运,他们把对自然的敬畏、对作品的度敬、对使用者的将心比心, 连同自己的揣摩感悟，全部倾注于一双巧手，创造出令西方高山仰止的古代科技文明。曾侯乙编钟高超的铸造技术和良好的音乐性能，改写了世界音乐史，被中外专家学者称为“稀世珍宝”。

总之，只有沉得下心、坐得住“冷板凳”，才能真正做出匠心独运、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如今，尊重工匠的劳动，以良好的环境催生新时代的工匠精神,才能使“工匠精神”绽放异彩。

少府和大司农这两大机构主要管辖着汉代的官办手工业，少府的收入归皇室，大司农的收入归国库。就其类型而言，主要有官府手工业和官营手工业两种。

官府手工业，是指汉朝政府直接经营管理并直接为政府服务的手工业，其主要目的一方面是为皇室，贵族及官僚提供各种日用消费品和奢侈品，另一方面是向军以提供兵器武备等。因此、汉代的官府手工业从严格意义上说不属于市品生产，而是一种“专供生产”。就其经营管理来说，汉代的官府手工业又可分为中央政府所属的手工业和地方郡国所属的手工业两类。

中央政府所属的官府手工业，设有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西汉时负责供给天子及皇室之用的少府属下设有考工室、东织、西织、东园匠、尚方和御府等，其长官为令和丞。东织和西织，其下设有丝麻纺织工场，专门负责为皇室及责族制作祭祀时穿用的衣物服饰。

除了上述中央官署之外，西汉少府所属的内者，水衡都尉所属的上林和钟官，以及供工、内官、寺工、右工等也都设有官府手工业工场，制造铜器和漆器等。东汉大司农、太仆所属的书言府、虎贲官等机构也设有制作铜器的工场。

作为汉王朝官府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政府还在各地设有工官为皇室和政府进行专门的手工业生产。据《汉书·地理志》，西汉共设有八处工官。据汉长安城未史宫官署建筑遗址出土的骨签刻文及其研究可知，河南工官、颍川工官和南阳工官，是当时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三工官”，主要负责铜器和兵器武备等的生产和供给。

汉代的官府手工业，除了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外,还有地方郡国经营管理的手工业，其产品主要供给中央和郡国的统治者使用，或用于装备中央和地方武装。

官营手工业，它不同于官府手工业的根本区别在于，虽然同样是政府管理和经营，但其产品并非只供给特定的人群，而是面向社会、面向市场，实际上是一种“垄断经营”“专营生产”，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盐官和铁官的设置及盐铁专营。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 年)，汉朝政府实施盐铁官营政策，将煮盐和冶铁收归政府。盐铁不再由少府管辖，而是改由主管全国经济的大司农掌管，大农丞领盐铁事，在全国27个郡国设置盐官37 处，进行食盐的生产与运销，即盐官招募百姓制盐，并官收、官运、官销;同时，在全国40 个重要产铁的那国设置大铁官49处，铁官设令、长及丞，主鼓铸:“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在所县”，销熔旧器铸新器；严禁私自铸铁、煮盐。

汉代根据不同的手工业门类设置不同的工官，进行专门的生产，最大限度地使生产专业化。当时尽管有综合性的工官，但最常见的还是专业性的工官，如河内工官主要制造弩机等兵器武备;颍川工官主要铸造铜器皿;南阳工官主要制造兵器;广汉郡工官主要制造铜器和漆器;设在齐郡临淄和陈留郡襄邑的服官，专门为皇室及贵族制作日常生活及上朝所穿用的文绣服饰。

至于工官及手工业工场的内部管理，一方面采用“物勒工名”的做法，实行生产责任制，建立完整的质量监控体系;另一方面根据工艺流程进行细致的分工，以保证工匠的专业技术水平和产品的质量，尤其在官府手工业工场中更是如此。

所谓“物勒工名”，是战国以来形成的一种手工业工场产品质量监管制度。《礼记·月令》:“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郑玄注曰:“勒，刻也。刻工姓名于其器，以察其信，知其不功致。”也就是说，在制成品上刻上工匠的姓名和监督管理者的姓名，表示对产品的质量负责，如发现有残次品和劣质品，即“功有不当”，则会受到严厉的追责和惩罚。至于工种的划分，则因手工业门类的不同而有异。这种“物勒工名”的做法和工匠的细致分工，在蜀郡西工的漆器生产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蜀郡西工是汉王朝设在蜀郡(今成都)的一处工官,以生产漆器为主，兼及铜器和铁器的制造。蜀郡西工制造的有铭文的漆器，迄今已发现28件之多，充分揭示了蜀郡西工漆器的生产过程、工匠分工及质量管理体系。

也正因为如此，汉代官府手工业工场的产品做工精致、质量优良，形成了汉代工匠精工细作、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朝鲜平壤石岩里丙坟汉式墓出土的一件水始元年漆盘,其口沿背面刻有锦文:“永始元年,属郡西工造,乘與髹渝画伫黄釦饭盘,容一斗,裂工广、上工广、钢妇黄涂工政、画工年、洀（pán）工威、清工东、造工林造,护工卒史安、长孝、丞□、據谭、守令史通主。”

我们的时代已不容置疑地进入了“数字时代”,数字技术瞬息万变,进入了我们现实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领域。当代影视、摄影、广告的图像泛滥所形成的“视觉文化转向”,提供给大众的视觉形象是无限复制的影像产物,从而对大众的日常生活形成包围。消费型社会更加强化了建立在影像基础上的文化,越来越多的图像加速“挪用现实”,社会几乎被图像“绑架”。复制技术让影像的生产和消费不仅高度繁荣,而且正越来越自主化。传统社会,人们欣赏艺术是主体的自觉行为,在数字时代对数字技术所批量复制生产出来的视觉形象,人们是因拟像世界的围剿而不得不去关注与传播。这些视觉形象是符号,而不是传统的艺术。艺术审美的韵味被数字时代拟像世界的“奇观”所带来的震撼悉数替代,人们逐渐习惯于被动地为图像所逼迫,而不再有意识地、自为地去选择欣赏的对象。随之而来的便是即时审美的冷漠与疲劳。

图像作为表述人类对自身和世界的欲望映像,强化了人类根深蒂固的自恋情结——人类的自身经验被最大程度地转化为满足人类意愿的观看的对象。数字时代既能生产图像,又能消解图像(泛滥的PS技术便大大提升了图像的虚拟化程度,将图像随意拼贴、篡改、美化)。于是各类恶搞、戏仿、游戏、虚无主义、道德主题等杂糅在一起,图像的表述失去目标与信念,人成为空洞的能指。图像和信息符号正在成为我们了解现实的主要。数字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复制和仿造了的世界中,对真实的证明是那么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掌握的一切都只是复制品而已。我们无时无刻不被广告、影视、信息爆炸所笼罩着,并置身于“超现实”之中:虚饰成了现实的核心,艺术因此表现为无处不在。艺术不再是单独的、孤立的、高悬于现实之上的精致的精神活动,艺术被符号统领,泛化为日常的一种基本审美和即时审美。

数字时代,技术作为“物”的存在逻辑已经让位于“物与人相互融合”的逻辑,即技术的人文性。随着人类对于机器以及对于机器与人类之间变化着的关系的认识不甚了了,人类对机器产生恐惧与敌意。事实上,我们不断与机器分享空间,并与之相互依赖。数字时代,网络似乎在构筑人类与机器的边界,但又不断让技术更吸引人,让人与机器更加唇齿相依。

艺术主体由此经历了一个解构与重构的过程。机器和技术的介入,使传统艺术家的中心和霸权地位被严重消解与解构,数字化网络使艺术家的中心身份模糊。发送者和接收者、生产者和消费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绝对界限已不复存在。

比特打造的“数字化境遇”为人类诗意栖居营造了一个多姿多彩的超现实氛围,逐渐走向成熟的虚拟现实技术,使得日常生活审美化和艺术审美的日常生活化之间,不再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表现也逐渐成为可能。“数字人格”“技术理性”使主体变得越来越自由,也变得越来越肤浅与模糊。艺术本来是虚实相映的,文化则来自虚幻形象和客观现实之间的相互作用,然而在大众文化盛行的数字时代,却出现了用虚幻的形象代替一切现实、用形象化生存代替真实生存的趋势。

数字时代,技术创新带来了文化和艺术权力的场域重构,离艺术自律论越来越远的大众文化,重新定义了我们对艺术的认知。艺术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在变,但每一次变,都带着数字时代的深刻烙印和脱胎于资本主义文化的大众文化的局限性——其目的性、狭隘的功利主义、醉心效率的工具性以及非人性化的表演性,均在失去艺术自律的道德参照后,愈演愈烈,滑入失控的边缘。“意义的丧失、道德视野的褪色，在工具主义理性猖獗面前目的的晦暗和自由的丧失”……这一切,都让我们熟悉的“艺术”面目全非。数字时代的艺术生存,已无法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独辟蹊径地为我们勾勒出一个诗意而澄明的世界。

(摘编自王菱《数字时代的审美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