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古代的野生兔子多见灰褐色，白兔只是变异现象，极为稀少，一旦见到，就要载歌载舞地献给朝廷。我们今天看到的数量众多的白兔，是后来由地中海穴兔人工驯化繁殖而来。赤兔在古代更为少见，被视为“大瑞”，美好的愿望还延伸到了吕布的坐骑上，估计古代的赤兔大概和传说中的汗血宝马一样奇异吧。但赤兔确乎存在，生活在东非的灌木丛林中，毛色红褐。兔子眼睛的颜色与其皮毛是相关的，也就是黑兔的眼睛为黑色，灰兔眼睛为灰色，白兔的眼睛则是透明的，红眼睛是眼球内血液所反映的颜色。那么，真正的红眼兔儿该是赤兔吧。

②无论白兔赤兔，因其很萌的形象，总是教人欢喜怜惜的。元代袁桷有一首有趣的《舟中杂咏》：“家奴拾枯草，走兔来相亲。生来不识兔，却立惊其神……”这个可爱的家奴，看到奔跑来亲近的小白兔，犹如梦游仙境的爱丽丝看到三月兔一般，惊讶非常。他忘记了追逐，呆立而神往，正是人和兔子相看两不厌啊。同样美好的画面还有唐代诗人王建笔下的天子护兔：“新秋白兔大于拳，红耳霜毛趁草眠。天子不教人射击，玉鞭遮到马蹄前。”这玉鞭一挡，更胜于击退千军万马。

③兔子最深入人心的形象则是拿着玉杵、跪地捣药。晋代傅玄《拟天问》说：“月中何有？白兔捣药。”传说有个长工不慎将主人的一只兔子的脊骨打伤，惶恐之下，把伤兔藏进了豆地。后来发现伤兔并没有死，并且伤处渐渐痊愈，原来它经常啃食一种缠在豆秸上的野生黄丝藤。他便用这种黄丝藤煎汤给父亲喝，父亲多年的腰伤也治好了。这药便被命名为“兔丝子”，由于是草药，后人冠以草字头，叫成“菟丝子”，有“续绝伤、补不足、益健人”之功。

④我在敦煌看到过耳朵互连、往同一个方向奔跑的三兔图，这种形象真有一种追逐无尽的时空感。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就是在身边，却永远追不上吧。这样的三兔图竟也出现在英国中世纪的教堂内，也许是通过那一条神奇的丝绸之路、是那些包裹圣物、覆盖圣坛、缝制祭服的东方丝绸提供了参照。我也曾近距离地注视过北宋崔白的《双喜图》。淡淡的月光下，有风的山林中，两只喜鹊与一只兔子邂逅。好奇的兔子，以一个优美的姿态，惊起却回头。

⑤兔子体形柔软，据说回头时连自己的脊梁都能看到。歌德即把兔子理解为女性的体态美。那么美好柔弱，却总不在掌握。守株待兔的成功几率是很小的，所谓动如脱兔，和猫一样，兔子很女性化，若即若离，所处别有天地非人间。兔子每天的睡眠时间只要120秒，而且不太喝水，只要饮食草叶上的露珠就能解渴了，似乎那么不食人间烟火，即使奔跑也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世界，穿云过雾。但是它上承猛虎，下引蛟龙，随日月行走，与草木共生，又是刚柔并济的，属兔的朋友就把他的书房命名为“龙前虎后斋”。

⑥《诗经》中的“有兔爰爰”，写出了兔子逍遥自在的状态。我有一方“有兔爰爰”章，钤在画上，并以“爰爰”为画名，当是以兔子的意念神游了：有兔爰爰，跨塘乘月，月生沧浪痕微。看万籁踪迹，风起云堆。浩荡浮生怎许，浑漫与、笔底芳菲。无人会，一声鹤唳，天地清辉。峰回。看潮走马，千万遍阳关，谁与同杯。问平生幽恨，有雪无梅。流尽江湖秋水，秋水外、莺燕双飞。因何去，云间一樽，更向何归？

鲁迅主张掀翻吃人的宴席，捣毁安排这宴席的厨房，但是，这宴席的一切享有者都必然要保卫这盛宴免遭扰乱，这就决定了鲁迅与权威话语之间的对立关系.鲁迅的一生，直接干预政治的行为不多，极少发表政治时评。他总是守在文化阵地上，从事他的文学活动，而政治家们却对他视若洪水猛兽，原因大半在此。但是，鲁迅与权成话语的冲突不仅在于他对古老传统的无情批判，还在于他虽然很少谈政治，却从骨子垔与政治权威格格不入，作为独立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不可能重新回到依附权威的旧路。他获得了现代独立性，也为这独立性付出了人生的代价，那就是要孤独地承受来自权威的各种压迫.而鲁迅的性格又使他越是在压迫之中，越容易坚守阵地。他顽强地坚守着知识分子独立的话语立场，捍卫着知识分子独立的话语空间，无论有什么样的压迫，也决不放弃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和文化传统的独立批判权，在对权威话语的反抗中，鲁迅以自己的话语实战确立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独立性。

大概应该承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也有自己的某种独立性，而且历史上几千年一再出现的“道”与“势”的冲突往往显示着他们的骨气，但是，“道”与“势”的冲突是有限的、暂时的，从理论上讲，只有遇到“无道昏君”时这种冲突才会发生。如果皇帝宝座上坐的是“有道明君”，这“道”与“势”就是统一的这种统一之所以是常态而不是偶然，是因为古代帝王不仅多是圣人之徒，与读书人本是同门弟子，而且即使不是儒家信徒，在统治国家时也决不拒绝孔孟之道。儒家学说的命运来如此：所有旧秩序的破坏者都要反孔，到旧秩序破坏完了，要建设自己的新秩序时就转眼变成尊孔的表率，这原因在于儒家学说是一种有利于安定团结的学说，它有助于使人做稳奴隶。正因为这样，在古代中国，“道”与“势”没有根本的冲突。同时，科举制在弥合着“道”与“势”的裂缝。“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现念使古代文人没有承担知识分子的使命，而去探寻新“道”，这就避免了许多冲突，然而，正因为这样，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话语，中国文学也一样没有知识分子独立的话语空间。

知识分子往往都很敏感，但有鲁迅那种感觉的大概不多。鲁迅总有一种压迫感，总感觉自己是奴隶，仔细想想，社会并未与鲁迅特别过不去，压迫放在别人身上也许根本没有感觉，鲁迅却为之痛心疾首.然而，正是这种感觉分出了觉醒和麻木，分出了甘于做奴隶和不甘做奴隶。在文坛上，则从帮忙与帮闲的文学中分出了独立的知识分子话语，这种感觉使他与权势者格格不入。

鲁迅反复抨击奴才，反对奴性，反对奴隶道德，是对奴隶制度和奴隶主义的彻底反叛。这与鲁迅对权威的反抗是一致的，是鲁迅反抗权威话语的一种表现。反对奴性之举与社会统治者制造奴隶的愿望是背道而驰的。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希望知识分子帮忙制造听话的奴隶。鲁迅却坚决拒绝这种合作，背离了传统的康庄大道，而走上了孤独的险途。这是一切有奴隶主思想的人都不欢迎的，然而，没有这一点，就没有知识分子话语的独立性。

（摘编自李新宇《鲁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基石》

①小说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宋元时代，杂剧、南戏迅速发展，小说发展也出现了与它的存在在形态和历史命运休戚攸关的重大选择。小说由案头写作被抛到市井演说，由说话人发挥“舌辩”，讲述着古今故事、市井风情，并汲取了市民社会的经验、欲望和趣味，最终为世俗娱乐提供了一种新的美学文化方式。由此，小说以话本的物化形态，与无限丰沛鲜活的民间智慧结缘，为自身的白话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动力。话本的含义是话之本，包括说话之所本和说话之文本，它是说话留下的文字形态。话本的特质。在于它源于民间，它以民间智慧改造了宋元文学总体结构。

②话本小说的发展，与当时的人气旺、财气旺和娱乐气旺有着深刻的关系。“三气旺中首先是人气旺。宋平残唐五代之知，经一百五十年承平发展，到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人口突破一亿，远远超出盛唐时期官方统计的五千多万。南宋国土不及北宋三分之二，人口仍达六千万左右。农业经营趋于精耕细作，粮食亩产约为唐代的一倍半。这就提供了一个基础，有力地支撑着纺织、印刷、制瓷、造船、冶金等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出现了人口在几十万以上，甚至达到百万的城市。其次是财气旺。宋代城市的商业功能增强，商贾设立行会，行商长途贩运，与辽、夏开设边境贸易的榷场，与大理国茶马互市，开通泉州、广州等地的海上陶瓷之路，使得富商巨贯的财产在百万贯以上。与此相应，在非主流文化中出现某种重视商业的观念。商贸的发展，促使在大量铸造通宝铜钱的同时，于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发行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官交子，其后一工百年间发行量增加二三十倍，最多达三亿多贯。直到元朝忽必烈时期，明令用纸币取代银币、铜钱。这些都从特定的角度反映着城市商业已具规模。

③人气和财气在城币汇聚，就产生了其三—一娱乐气旺的效应。宋以后的城市不同于唐代四面设墙、坊与坊、坊与市分隔的坊里制，而采取了临街开店、四通八达的街巷制，这就出现了聚散方便、表演热闹的大大小小的瓦舍勾栏。各路艺人在那里表演杂技、魔术、相扑、皮影、傀儡、弹唱、说话伎艺，市民文化相当繁荣，并且有了夜场或夜生活。只要对比着阅读宋人写的《东京梦华录》一类城市风情笔记和唐人写的《教坊记》，就不难理解一种新的城市娱乐需求促进了说话伎艺和话本小说的丰富发展。丰富的大众娱乐美学可能形成了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等书中开列的“说话四家”。说话门类的出现，表明行业发达和众多艺人业有专长。说话艺人组合成雄辩社，又有书会才人撰写文本，因而各种说话名目如春草繁生、旋生旋灭者当不在少数，但一些杂书和目录书留有篇目的尚有近二百种，经过整理存世的宋元话本尚可读到五十种左右。

（节选自《中国古典文学图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