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何时有酒，谁也说不清，《诗经》中就有“厌厌夜饮，不醉无归”之句。中国的人工谷物造酒起源于何时？一直是史学上争论的话题。而对山西汾阳县杏花村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为解答这个问题提供了文物佐证。

杏花村遗址在杏花镇东楼村东北方向，其堆积形成分别属于仰韶、龙山、夏、商文化时期。其中属于大约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出土器物中，除了大量的陶质罐、盆、瓶、壶、刀等生活用具外，还令人惊叹地出现小口尖底瓮。酿酒专家包启安先生指出：“小口尖底瓮实际上是酿酒发酵容器，原始先民在小口尖底瓮中利用谷物发酵成酒，然后澄清、饮用。”小口尖底瓮不仅我国有，古埃及酿造麦酒（啤酒）或葡萄酒时，也使用过与我国出土的同型的小口尖底瓮。包启安认为：“‘酒’字是酿酒容器的象征，甲骨文和钟鼎文中的‘酒’字几乎都是小口尖底瓮形，是最早的酿酒容器的有力证明。”古代巴比伦“舒麦尔酒”的象形文字，也是小口尖底瓮的形象，真是无独有偶。

古时酿酒追求一个“清”字，汾酒在南北朝时期定名为“汾清酒”，可见它在当时造“清”的程度和质量水平之高。汾酒以“清酒”的技术革新一举成名之后，又在工艺上有了大的突破。从隋、唐、宋、辽、金一直到元代，一种使用“干和”工艺酿造的汾酒，当时被称为“干和酒”“干酿酒”，连续800年称雄酒坛。那么“干和”到底是什么样的酿酒工艺呢？

“干和”酿造工艺选用优质高粱米为原料，以河东神曲为糖化发酵剂。蒸米时，锅底加入花椒以串味，将饭捣烂冷却，加曲进行糖化，浸泡数十天。压榨取得第一次酒液后，再加入高粱米、蒸制、冷却、加曲，进行第二次糖化。然后将第一次酒液加入第二次糖化醅中，入缸密封，经陈酿、压榨、过滤，之后进行两次发酵、蒸馏。形成了熟料拌曲、干和入瓮发酵、蒸馏制酒的最新工艺，这也就是现代汾酒工艺的雏形。

此法所得之酒，清澈如冰、醇香甘洌无比，名传遐迩。来村品尝者络绎不绝，每在酒后都为此酒议名。因干和入瓮的独特酿造技术而定名为“干和” ，又叫“干酿”、“干酢”。从此“干和”汾酒遂成为朝廷贡酒，驰名全国。

谈到中国哲学，首先涉及“中国哲学”和“哲学”之间的关系。作为哲学的一种形态，中国哲学包含着哲学之为哲学的普遍品格。从其最本源的意义看，哲学(Philosophy)表现为对智慧的追求，中国哲学在内在的层面同样也体现了哲学的这一规定，当然，在近代以前，中国哲学没有用Philosophy这样的概念来指称我们现在称为“哲学”的对象；但是从实质的方面来说，中国哲学一开始便表现出与广义哲学一致的理论关切。从先秦开始，中国哲学便以“性与天道”为总体上的指向。从实质内涵来看，“性与天道”的追问与智慧的追求具有相通性，两者都趋向于跨越经验的界限，从总体上去理解这个世界。可见，在本源的意义上，中国哲学包含着哲学之为哲学的普遍性品格。

中国哲学所包含的普遍性品格，同时又通过独特的范畴、观念、概念表现出来。就“命”这一中国哲学的重要概念而言，一方面，它呈现为具有神秘形态的必然趋向，与人的努力、人的作用相对而言，表现为外在于人的必然力量；另一方面，它又与人的偶然遭遇联系在一起：荀子便以“节遇之谓命”来界定“命”。从先秦开始，中国哲学形成的“力”“命”之辩所涉及的是人的力量和外在天命之间的关系。“力”“命”之辩在理论上所指向的，是人的自由和外在必然的关系，从哲学的视域看，其中包含“必然”“偶然”“自由”等哲学范畴。这些范畴无疑都包含普遍的哲学内涵，但这些普遍的哲学内涵如上所述又是通过“力”“命”等概念表现出来的，后者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独特性。在解释中国哲学中“命”这一概念时，如果完全忽略它所包含的普遍性内涵，那么这一概念就会显得不可捉摸。但另一方面，以“命”这个独特的概念去表述普遍意义上的“必然”“偶然”等范畴，同时又体现出中国哲学的独特品格：在其他哲学系统中，很少可以看到同一概念兼含“必然”“偶然”等意义，如果完全还原为通常所说的“必然”或“偶然”等范畴，则这一概念所表达的中国哲学的独特意蕴也就失去了。这一事实从一个方面具体地表明，中国哲学既有中国哲学之为哲学的普遍性品格，也包含着其独特的形态。

与中国哲学的如上形态相关联，对待中国哲学的态度关乎认同和承认两个层面。“认同”意味着肯定中国哲学与普遍形态的哲学之间的关联性和相通性，即确认中国哲学是哲学这个大家族中的一员，而非将其完全隔绝于哲学领域之外。“承认”则是对中国哲学之为中国哲学的独特品格和形态的肯定。从认同和承认这两个角度去理解中国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同时体现了对中国文化和思想的自信。

（摘编自杨国荣《中国哲学：内涵与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