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的名著

蒋新

①中午的文化市场已经退去沸腾和热闹，人头攒动与淘宝捡漏的各色眼神终于渐渐收场，给这个季节的清冷腾出许多可以畅快呼吸的空间。冷风重新凝聚，换挡提速，自由鼓荡，在人们身边进行新一轮穿梭。冷风里的阳光十分柔和，暖暖灿灿的，宛如尼采的纤细之手，移动着抚摸着地上那些还没有撤走的物品，当然还有我的感觉。那些醒目的枣红色，宛如一群被冷落被流浪的红鹤，倔强在那个杂乱的地摊上，无奈而又高贵。

②蹲下。捡起。端看。眼睛一碰触精装书面上的烫金书名，周身像被灌了一瓶六十二度二锅头似的，顿时热乎起来一一原来是群诺贝尔文学奖书籍悄无声息地集结在这冬季里！

③封面：《诺贝尔文学奖全集·41》，主编：陈映真。获奖年度：1966年。获得者：以色列作家约瑟夫·阿格农；瑞典作家、诗人奈丽·沙克丝……我呆了，瞬间把自己雕塑在冷风里。

④书籍之“书龄”已经超越而立之年，开始在不惑之路上行走，可书们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⑤我蹲在为阳光抚摸、为冷风扫射的地摊边，迅速将散放的枣红色书一本一本收集到跟前，一共十五本。从书的编码看，十五本只是这套诺贝尔文学奖全集的一部分，后边有无不敢断定，前面应该还有确凿的四十部——因为摆在面前的最小截止书目号是“41”。

⑥“那些书呢？”我抬头问那人，直言不讳。

⑦“哪些书？没有了，就这些。”黑瘦矮的摊主似乎有些不耐烦。地上那些落满一层尘土的书已被收集在无序的纸箱里。摊主准备走，把空间让给清冷的风。

⑧摊主见我还在翻看，便跺着脚催问买不买。他急着要走，因为冷，因为要吃饭，因为到了散摊的正午时光。于是询价，掏钱，打包，在柔和清冷的阳光抚摸中，我把那摞枣红色书籍带回了家。

⑨用白菜价格买来的那排枣红色，宛如钱塘江涌出的一线潮，整齐醒目地摆在书橱中央。然而，望着捡漏得来的书籍和由它们簇成的风景，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⑩市场和文化一接轨，就成为买卖文化的市场，一切与文化沾边的标识，比如青铜、陶瓷、字画、家具、钱币、刺绣、木雕等等，都贴着文化的标签，以古董的身份在不同的位置出现和交易。至于真假，新旧，年代，那就考验淘宝者的眼力、胆识和运气。书，自然是文化的，可是，在这交易文化的市场里，除了古籍和稀有版本受到收藏者淘宝者的青睐外，其他都白菜萝卜般地拥挤在地摊上。一堆一堆任人翻、任人找、任人看的书，在这里成为真正的落魄者和流浪者，既失去了“书中自有黄金屋”和“书中自有颜如玉”的高贵价值，也失去了可以归属的身份证。它们的高贵去哪儿了呢？

⑪寻找被遗失被冷落的那些高贵书籍，常成为我周末的主题。

⑫在不同城市的文化市场和相同模样的地摊书摊上，我寻找到许多高贵的书籍，如四卷本《柳宗元集》，四卷本《乐府诗集》，三卷本《白居易集》等；八十年代初影印的《详解聊斋志异图咏》让我高兴了许多个夜晚，书中那些绘于光绪十二年的上百幅精致插图，是那样惟妙惟肖，清晰可人。稀有的图画，让蒲松龄笔下的聂小倩、崂山道士、席方平都有了可以直视的生命画像。还有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标着金圆券价格的鲁迅的、巴金的、吕叔湘的书籍；还有六十年代山东师范学院研究老舍、夏衍、郭沫若的书籍，在那些跳跃着细小草根的纸面上，尽管造纸的师傅想用绿色黄色淡青色来掩饰，依然如劳作者的皮肤那样粗糙。凹凸不平的汉字们倔强地排在那里，一言不发地留着自然灾害年代的苦涩和艰辛。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鲁迅著作单行本竟也在地摊上一一买齐。这些绝对正版，品相绝对在九品以上的不同思想的高贵者，各自在书橱的上上下下站位，摇曳着厚重如山的独有风采。

⑬坚强人格让我敬仰，倔强书格让我生出无边的敬意。

⑭淘来的书群既有卓然自尊的高贵身份，又有正版合法的身份证和居住证。书中一枚枚不同模样不同规格的印章，还有不同方式的图书编码，都载着岁月痕迹与书一同存在，成为书无法分离的命运共同体。这些后来附加在书中的手写体和深深浅浅的印泥，证明这些书们曾经驻留的基地或者居住的地址。有的书中还有硬硬的或白或黄的借书卡，卡上还有借书人书写的潦草姓名和时间。这一切都成为书的正统履历。

⑮好玩和好奇心曾促使我按图索骥，为书籍寻找曾经的家门，结果出奇一致，你寻找的单位不存在。

⑯书大概在破产、改组、或者拍卖过程中，被迫卖掉的，或者任意让人拿走的。我见过无数书们被秤钩子称过以后，被塞进麻袋的狼狈和无奈。书的高贵身份瞬间被秤钩子剥夺，从高高的书架沦为不值钱的“废品”，然后到地摊上去流浪。

⑰名著，尽管流浪过，也是流浪者中的高贵者。

⑱每次抚摸，阅读这些血统正宗、出身名门的流浪书，感觉面对的似乎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书本，而是一位位经过生命体验的长者。当手指划过，眼光走过，书籍也默默收藏起你的体温、感知和眼神，就像收藏每天的阳光那样，把发生的一切悄悄地融注在经过岁月沧桑洗礼的纸面里，成为你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出现的最好朋友与知己。

⑲每一部书，特别是那些经过书摊地摊流浪后的书，都会成为一座有秘密有故事的房子，无论横版竖版精装简装简体繁体。书的一个钤印，一个刻本，一个年份，一行字迹，都在文化字面的脊梁上，留下烧不掉、丢不了、碾不碎、化不去的文化记忆。

让数学回归中国

1951 年，以振兴中国数学为己任的吴文俊放弃法国优裕的研究条件，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和张素诚、孙以丰成立拓扑组。此时拓扑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在欧美，在法国吴文俊可以随时和老师、朋友交流，随时了解世界拓扑学的最新动态，回国后的吴文俊站在拓扑学前沿，没有人能给予吴文俊帮助和指导，只能独自摸索。在拓扑学研究中，拓扑不变量是基本的研究对象，但从一般的拓扑不变研究入手很难，于是很多人都退而求其次，研究易算的同伦不变量，但吴文俊没有跟随潮流，而是集中精力专攻非同伦性安抚运算拓扑不变量。经过反复探索，他引入示嵌类，开展复合形嵌入、浸入与同胚的研究，被国际数学界称为“吴示嵌类”，吴文俊获得我国第一届自然科学奖，成为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学部委员。后来，许多新大学生加入拓扑组，在吴文俊的指导下，新一代学者李培信、岳景中、江嘉禾、熊金成等成长起来。

二战之后，一个重要的数学分支——代数几何得到了发展，但它的研究在国内几乎是空白。50年代中期，法国数学家韦伊建立了严整的代数几何学体系，随后，法国数学家格罗登迪克又以此为基础，建立概型理论，创立了一整套现代代数几何学抽象理论体系，代数几何的研究走上抽象化的道路。但吴文俊没有沿着他们的道路走，他阅读大量相关著作，开设代数几何课，从20世纪初的古典代数几何入手，特别是荷兰数学家范德瓦尔的《代数几何引论》，很快掌握了代数几何的基础，取得了重要的成果：用奇异代数簇定义陈省身示性类。这为日后的数学机械化的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自进入数学殿堂直到1975年，吴文俊接受的都是西式数学教育。此前，中国古代数学不入吴文俊的眼，此后，中国古代数学成了吴文俊心血汇聚之点。开始看不懂全是古文的原始资料，他凭着一股子钻劲，废寝忘食地啃资料。慢慢地，看出了门道：西方数学是公理化数学，重因果关系；中国数学主要解决问题。吴文俊提出：“近代数学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主要是靠中国数学，而非希腊数学；决定数学发展进程主要是靠中国数学，而非希腊数学。”1976年，吴文俊开始数学机械化的研究。数学机械化就是把数学和计算机结合，吴文俊认为计算机科学在很早就出现在中国古代数学之中，他提出了根据传统数学思想推出的几何定理证明的有效算法，1984年，出版了专著《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基本原理》，吴文俊的学生周成青在美国定理机器学术会议上，提交了论文《吴方法证明几何定理》，在现场用电脑演示，在十几分钟里证明了几百条几何定理，与会的100多位国际数学届精英一致赞叹。后来，中国科学院成立数学机械化研究中心，吴文俊任中心主任，他带领研究人员使数学机械化的研究取得蓬勃发展。

吴文俊的学生——数学机械化与自动推理平台首席科学家高小山这样评价：“吴先生的研究有他自己的特点，就是创新性，另外就是他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做拓扑研究时，拓扑学刚刚艰难迟缓地发展，他抓住核心问题，为拓扑学作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以后从事的机器定理证明也是这样。”1994年，吴文俊获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颁发的杰出科学家奖，会上，著名数学家、吴文俊的恩师陈省身这样评价：“近20年来，吴文俊从事机器证明的研究，把计算机应用到纯粹数学。他利用代数几何，对方程式求解的问题做了系统的研究。吴文俊的工作总是独出蹊径，富有创造性。历史上许多大数学家，对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都有贡献，吴文俊保持了这个传统。”

2000年，吴文俊荣获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06年，吴文俊在获得邵逸夫数学奖时说：“对我个人而言，每次获奖都是高兴的事。但对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而言，稍作出成绩就被大家捧成英雄，这不是好事，这说明我们的科研还在一个相对落后的阶段。”在吴文俊看来，评价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不能只看某一个人的成绩，要看群体的高度。一个大国的科研领域，特别是数学领域，最好是没有英雄，大家都处于同一个高水平，共同形成一个高峰。

(摘编自柯琳娟《吴文俊传》)

书院是中国古代民间教育机构，是古代东亚教育制度有别于官学的一种独立的教育系统。通常由富商、学者自行筹款，于山林僻静之处建学舍。文化创造、文化积累和价值传播是书院文化的基本内涵，是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一种传播方式，其精髓是中国儒家文化中所倡导的正心明德思想，一种使命的自觉担当。这种教育理念和文化传播方式，之于当下教育如何培养人才和教化人心不无启示价值。

书院的辉煌始于教育，传统书院人数不多的小规模、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以及朝夕相处地论道，是其生命力所在。王阳明、黄宗羲等大师风格活泼，注重挖掘学生的自主性，在相互启发中悟道的方法，至今仍是研究生教学中的方法之一。当下，尽管书院在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上可以给予我们诸多启示，尽管如今的岳麓书院已是湖南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很多书院正在被新建或复修，但它俨然不是现代教育的一个渠道或重要组成部分，也不能取代义务教育的主体地位。也就是说，现在的书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书院，而是一个文化传承的载体，应有更多符合时代需求的内容。

优秀传统文化是全球化时代文化思潮相互激荡中我们站稳脚跟的根基。可以说，书院对我国教育、学术、建筑、藏书等事业的进步，对民风民俗的养成，对中华文明的传播都作出重大贡献。书院本身就是一种活的文化载体，受古代文化传统中以山水比德和隐士文化的影响。作为体验传统文化的基地和传统文化传承空间，只有使之活态化地成为当今文化实践的场所，让学生的琅琅书声和文明礼仪教化激活书院的灵魂，成为区域文化高地，才是对它最好的利用和弘扬。

除了文化传承，独立自主的理性精神的蕴蓄应是书院存在的另一功能。书院的终极意义是给人以思想，教人们学会思考。儒家特别注重成人教化，个人立足于社会最重要的是怎么做人、怎么做事，书院的教育往往以此来展开，这是一种精神的启悟。中国文化追求知行合一，书院的特』点之一就是求道与求学的统一，也就是价值关怀与知识追求的统一。

这种独立自主、理性批判精神，在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化强国进程中格外值得重视。如岳麓书院就承载了湖湘文化精神的传统:经世致用、关怀现代、关心社会等等，王夫之、魏源等诸多彪炳史册的人物，都曾受到其思想和精神的浸润。

书院文化的复兴，不能止步于有形的物质层面的建筑，而要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使之成为令人向往的人文高地。它给予人们的不仅是物质层面的需求，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上的启迪，一种适合当下又再现传统的生活。

 (摘编自范玉刚《书院的文化传承及精神蕴蓄》)

比较文学“危机说”辨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比较文学的发生及其演化过程中出现的“危机说”乃至“死亡说”具有其必然的、深刻的内在与外在原因。那么，这“危机说”乃至“死亡说”对比较文学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而我们又应该如何来看待比较文学的现状与未来呢？

事实上，比较文学的“危机说”乃至“死亡说”始终是与比较文学的发展壮大相同步、相生发的。从总体来看，比较文学尽管存在危机，但并没有死亡，反而呈现出不断扩张与发展之势。

比较文学今天的繁荣昌盛不仅表现在比较文学的系科在建制上已经遍及世界，真正实现了全球化，而且表现在比较文学的理念与方法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人文与社会学科中不同专业领域共有的资源。比较文学已经无处不在，比较思维的理念、跨界（民族学科与文化）研究的方法，已为人文社会学科不同专业的研究者所共同采纳。从比较文学的基地批发出来的种种后现代主义理论正源源不断的运往世界各地，运往不同的专业领域。正如苏源熙所说，在某种意义上，今天人人都是比较学者，人人都在或多或少地搞理论。比较文学赢得了理念上、精神上的胜利。当然，比较文学理念与方法之所以广泛传播，为众人所接受，在相当程度上也因为比较文学自身丧失了明确的学科界限，与比较文学本身的“危机”与“死亡”不无关系，其实二者是相表里的。

事实上，那些指出比较文学存在“危机”的学者，并没有对比较文学完全失望，他们在指出问题的同时，也在为比较文学思考出路。韦勒克在批评法国学派褊狭的同时，提出了从平行的角度重视文学性与文学总体审美研究的新视野。看到比较文学由于理论研究的遮蔽而焦虑重重的伯恩海默提出了将比较文学的重心从文学研究转移到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文化研究，让比较文学走向文化、走向全球的策略。那些认为比较文学已经“死亡”的学者其实也并不认为比较文学已经真正死亡，而是说，传统的比较文学，即所谓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之类已经死亡，一种“新”的比较文学将会诞生。在巴斯奈特看来，这种新的比较文学是“翻译研究”；而在斯皮瓦克看来，这种新的研究则是在超越欧美中心主义并在全球背景下的跨文化研究与以语言为轴心的“地区研究”的结合。由此可见，即使在那些高唱“危机说”与“死亡说”的学者心目中，比较文学仍然是有前途、有希望的。目下，全球比较文学的发展态势，特别是东方以及南半球比较文学的繁荣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比较文学并没有死亡的事实。

当然，比较文学的“危机说”或“死亡说”也不尽然是危言耸听。它提示我们正视这一新兴学科存在的内在逻辑悖谬与在时移世易的大语境下它必将产生的变化。这样，我们才能审时度势，自觉地推动比较文学的健康发展。

钥匙

杨晓敏

张主任遇到了棘手的事儿。

西藏部队驻锦城办事处新盖成四幢军职干部楼，未竣工时，便有人来指指戳戳，似乎早就内定了分配方案。老将军们戎马边关几十年，自然个个劳苦功高。退休了，待遇能低吗？

房子刚装修完毕，问题便接踵而至。原因是，四幢小楼，阳八套，阴八套。

老司令的小儿子骑辆摩托车，“忽突”一声停在张主任门前，说：“张叔，下个月请您吃喜糖，爸同意我们在新楼上举行婚礼。不过亚萍她想住一套阳面的，您看……”

老参谋长的续老伴倒是直截了当：“张主任哪，老头子的关节炎一直犯病，这锦城的鬼天气总是雾气沉沉的，可比不上拉萨的太阳暖人哟，你多关照吧。”

老政委竞亲自登门：“小张呀，我这次是被人逼上梁山哩，可我开不了那个口，一句话，你秉公办理就好。”

其他分房户不甘落后，捎话的，递条子的，都据理力争。

新房钥匙分配不下去了。有先从岗位上退休的，有军功多的，有身体不好的，还有主动让贤的，等等，即使任何一种方案，都不可能尽善尽美。

张主任能不挠头吗？老伴劝他：“你不会到医院装病！”其实，这不是躲得了的事。他知道，任何人陈述的理由，都不能等闲视之。他倒不是怕给小鞋穿什么的，他是怕闹腾开来，坏了老首长们的一世英名！

后来有人提出，既然不好平衡，干脆抓阄儿，张主任摇头否定了。让一群白发苍苍的老将军抓阄分房子，简直是儿戏。

再难房子还是要分的。张主任召集分房小组多方征求意见后，制订出一个颇有说服力的分配方案。有人仍担心：分到阴面的老将军自己不会说什么，可他们的家眷要是闹起来才难缠啊！

张主任一沉吟，觉得还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别看家眷们平时吵吵嚷嚷的，老头子一瞪眼，照样是“老鹰飞进林子里——鸦雀无声”。

建军节前，办事处召开座谈会，老将军们都来了。会上，张主任说：“部队过节要搞传统教育，我整天忙昏了头，过去的事情记不准了，今天正好请老首长帮我落实些细节。”

老将军们情绪活跃起来。

张主任掏出小本，翻着说：“那年进藏路上，在风雪弥漫的雀儿山下扎营，老司令您当时以营长的名义命令，为严明纪律，宁愿冻死也不准靠近藏族老乡的房子。我记得有个生病的战士叫什么来着，在帐篷里冻僵了，您哭得好伤心哟……”

艰苦岁月很容易勾起将军们的思绪，他们顿时陷入金戈铁马的追忆中。老司令捋几下华发，低沉地说：“他叫吴福根，多好的兵啊，没病时能扛两挺机枪行军，有什么办法呢，当年藏族群众对我军还不够了解。要是把他抬到老乡屋里，何至于……唉，帐篷太单薄了，怎么能抵御零下三十度的冰雪寒流呢。”

“反击战中，打克节朗战役，参谋长您率领我们打阻击，死守阵地．在地堡里一蹲就是三天三夜。怕暴露目标，又不能晒太阳，潮湿阴冷，凉风飕飕，您的腰病复发……在地堡里来回翻滚……”

“不对！”老参谋长“啪”地击响桌子，“不是腰病，是关节炎，整天爬冰卧雪，风雨行军，巡逻潜伏，西藏兵有几个没患上高山瘸？说我打滚，笑话，打滚还算万马军中的‘铁杆李’吗？我当时疼得厉害时，直骂娘，骂鬼子兵，骂骂就好些嘛。”

张主任抱歉似地点点头，又说：“十年前总后张部长来西藏巡视边防，老政委，是您亲自陪同吧，录像送到北京后，军委的老帅们是怎么说的？”

“老帅们从录像上看到一排排叫做“干打垒”的土房子，渐渐锁紧眉头，泪洒衣襟。这种房子低矮狭窄，不采光，逢下雪落雨，屋顶上的泥土变得松软，战士们只好用雨布遮挡漏水。老帅们说，解放都几十年了，没想到西藏边防战士还住在这样简陋的营房里，怎么体现祖国尊严，体现军队现代化建设？怎么让官兵们安心服役，驻守边关？因此拨下巨款，重建了边防一线的营房……我说小张，你就别绕弯子了！”

老政委一提醒，将军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些大悟大彻，表情很是复杂。

老司令叹口气，目光审视一番昔日的老部下老战友们，站起来缓慢地说：“这堂课上得好哇。

这些年官当大了，条件好了，开会作报告，总是给别人讲传统。老伙计们，我看咱们是不是应该在自己家里也讲讲哪？”说着，他抬起头来，像当年布置作战会议那样，朗声问：“张乾同志，你们的分房方案进展如何？”

张主任“啪”地立正敬礼：“报告司令员，分房方案制订完毕，请您指示。”

老司令还礼：“分钥匙吧！”